陈暖丨杨坚编辑观及其精神论略

2021-09-01 12:01

北京

陈暖丨杨坚编辑观及其精神论略原创陈暖中国出版史研究

【摘要】杨坚是具有代表性的湖南出版编辑家、古籍整理专家，是一位一生坚守编辑岗位的有成就的编辑模范。在长期编辑实践中，杨坚形成了“塑我—塑文—塑他”三位一体的编辑观：“塑我”即编辑主体通过知识积累、深刻学习与实践经验等进行自我塑造，使自己有能力胜任所要从事的编辑工作；“塑文”，即塑造社会文化；“塑他”即将编辑出版的精神文化产品传播给读者以达到培养读者、提高读者，最后塑造读者的目的。在这种编辑观的指引下，形成了“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实践精神、“乐为他人做嫁衣”的奉献精神以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投射出湖南出版人自强不息、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精神特质，成为后辈出版人重要的精神营养。

【关键词】杨坚；编辑家；《船山全书》；编辑观

【作者】陈暖，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1年第2期。

杨坚（1923—2010），字公强，祖籍浙江绍兴，岳麓书社编审、古籍整理专家、编辑家。1923年6月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县一个职员家庭，1942年春从江西吉安高中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十九期）。1949年从上海通过长江封锁线到北京，考入华北大学政治学院。1949年8月南下湖南，从事文教工作，担任宁乡县第四区文教助理。1952年4月，杨坚调入湖南省文化局，历任《湖南文化报》（现《时代人物周报》）、《湖南群众艺术》编辑，工作期间还参加修建洞庭湖工程，并立大功两次（1953年、1955年）。1969年起，在湖南省零陵福田五七干校学习劳动，直到1975年调至湖南省津市文化馆从事编辑工作，1976—1978年连续三年获得“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1979年调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出版工作。1983年1月转入组建不久的岳麓书社，同年5月被评为编审，并担任湖南省出版局审编委员。1994年离休，但仍坚持伏案工作，直至1998年才正式离开岗位。2005年，岳麓书社决定再版《船山全书》，被返聘回社，年届八十，依然坚持每天上午到社工作半天，风雨无阻。2006年8月，湖南省重点文化工程《湖湘文库》启动，杨坚继续担负《船山全书》的修订校勘工作直至2010年年初因病入院。2010年3月16日，为编辑工作奉献毕生的杨坚因病离世，终年87岁。

杨坚从事编辑工作三十余年，以严谨勤奋细致的工作作风、高效高质的工作成绩为业内外所颂扬。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期间，历时四载主持点校整理了《郭嵩焘日记》，于1983年10月出版；在岳麓书社期间，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船山全书》的编校工作，历时15年，于1996年出齐。此外，还整理编校了十余种地方古籍文献，据英文版翻译了《希腊罗马神话·插图本》《基督山伯爵·缩写本》等，参与了“走向世界丛书”部分著作如钱单士厘《癸卯施行记·归潜记》、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等品种的整理工作。杨坚先后获得“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1992年）、“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第四届韬奋出版奖”（1995年），其责编的《船山全书》于1997年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已故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学者任继愈称颂《船山全书》“可以传世”。杨坚根据自己的古籍整理经验编写的《群经诸子廿五史篇目便览》是进行古籍整理工作不可多得的工具书。王德亚先生挽杨坚曰：“扬国粹毕生睿智倾古籍，坚心志卅载精思付船山”，是对杨坚毕生编辑实践与可贵精神的总结。

杨坚编辑经历丰富，无论是早期的《郭嵩焘日记》还是耗费其毕生精力的《船山全书》，都是湖南出版史上重要的出版成果。从1979年到2010年，是杨坚出版编辑活动的实践阶段，也是杨坚作为编辑主体成长、编辑观形成的重要时期。笔者以杨坚的编辑实践为例梳理并阐释其编辑观和编辑精神，以期给当下的出版活动、新时代出版人才的培养提供些许参考。

杨坚的编辑观

从业人员在相应的职业观指导下开展工作，这是从事某一职业的必要条件之一。担负文化传承、传播责任和使命的编辑主体，只有树立正确的编辑观，才能真正做好编辑出版工作，推进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发展繁荣。广义的编辑观“是研究者对人类社会信息、知识传播现象的基本看法和基本观点，是受人们宇宙观与自然观制约的”，有观点认为正确的编辑观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编辑现象进行历史的、现实的、系统的、辩证的考察而得出的科学认识，从而揭示编辑与编辑学最本质的规律”。而狭义的编辑观指个体编辑主体对编辑现象、编辑活动等的性质、地位、作用、意义和现实途径等的总看法，揭示编辑活动的内部规律，即编辑主体怎么看待编辑与编辑工作。在长期的编辑实践中，杨坚逐渐形成了“塑我—塑文—塑他”的编辑观，并时刻以此为指导从事编辑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塑我——编辑工作之前提

无论是传统的编辑“六艺”还是出版产业化以来向上游和下游双向延伸的新的编辑活动流程，编辑主体从事的都是创造性的劳动，都是出版活动的主导者，“编辑活动是以知识的运用为主要内容的”，或可说编辑主体是“玩知识的”，既然是玩知识的，就必然要有过硬的知识储备和运用能力。若这些都不具备，则无法从事编辑工作。完善自身知识积累、锻炼知识运用能力、提高编辑能力的过程，即编辑主体自我塑造的过程。因此，杨坚十分重视知识积累与自我塑造，并将此看作做好编辑工作的前提。

进入湖南人民出版社之初，为了更快适应出版社的工作，杨坚充分利用休息时间“点读了《十三经》，阅读了‘前四史’和许多基础知识书籍”，以此充实自己的古籍知识并提高古籍整理功底。即使是在条件艰苦的“文革”期间，他也时刻不忘学习，因为预感着黑暗过后的曙光，所以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与扎实的知识积累去迎接黎明。杨坚一生为人作嫁，自己的作品存世很少，关于编辑工作的撰述更少，现存仅有一篇原发于《湖南出版工作》1981年第10期的《漫谈编辑工作和知识积累》，后经修改以《编辑工作与知识积累》为题辑入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书刊编辑工作入门》。在文中，杨坚深入阐释了编辑工作与知识积累之间的必然联系并针对编辑应该如何积累知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编辑的知识应当是全面的，因为编辑的“职责之一就是审订某一类错误”并防止“这些错误的东西被印出来公之于世”。编辑主体需要具备充足的知识，是为了做好出版工作，为读者提供精品图书，编辑所需要的知识是“为了解决书稿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这和政治家需要知识以指导现实，科学家需要知识以研究事物，性质大不相同，而其有用于人则同”，这是由编辑的社会角色与职责决定的。所以他提出“编辑除了要有新的知识外，还要有各种旧知识、死知识、琐屑的知识、‘无用’的知识，因为他在书稿中遇到的问题，有时需要这样的知识才能解决”，并认为“编辑的知识应该比作者更丰富些”。

那么编辑需要掌握哪些知识呢？又该如何去掌握这些知识？杨坚认为，编辑主体的知识积累应该从“器识”开始，要先“器识”而后“文艺”，“‘器’是一个人的思想、度量、德性、风格的综合表现，‘识’就是识见或见识”，而“文艺”即文章之事。他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信仰程度以及掌握和运用程度作为“器识”的核心，将之置于编辑工作之首。其次，他提倡下苦功夫，即使自己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的优秀资质，也应该痛下功夫。提出要“多做些愚公一样的事情，多读书，多做笔记，多向人请教。宁可以愚笨自居，不可为聪明所误”。编辑主体的知识积累相比于先天的资质，后天的努力与付出才更重要，“资质虽好，功夫不够甚至不下功夫，就会华而不实、苗而不秀；资质好，又肯下功夫，前途就不可限量了”，如果没有好的资质，那就需要下苦功夫了，功夫下得好，对于编辑主体来说，就能培养出非常重要的能力与素养。此外，他还注重“博专相济”，指出“编辑的才能之一，就表现为解决书稿中的各种疑难问题的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仅靠一方面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编辑主体具有广泛的知识面，编辑的知识不能“单杆独枝”，而要“枝繁叶茂”，甚至除了需要掌握国内的知识，国外的知识、外语也要掌握一些，对于古籍编辑也不例外。杨坚整理出版《郭嵩焘日记》的实践即最好的例证。最后他强调知识积累的方法与恒心，“一个编辑应该牢记、熟悉一些最基本的知识，放在脑子里，可以不假思索地立时应用，同时就利用这些记忆作为基础，更广泛地汲取知识”，尽管当下信息检索与知识查阅技术极其先进，但牢记甚至背诵一些最基本的知识依然是十分必要的。在认识到知识积累对编辑工作的重要意义、掌握知识积累的方法与诀窍之后，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恒了，踏踏实实地将知识积累好，才是做好编辑工作的“王道”。

当然，编辑主体的自我塑造不是仅体现在个人知识的积累上，而是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编辑理想的形成与坚定、编辑品格与编辑精神的培养、编辑思维的锻炼与提升等，都是不可缺少的。这些，杨坚都用他的编辑实践给了我们很好的示范，他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追求真理，为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奉献毕生，死而后已；塑造成一个杰出的社会主义出版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后辈出版人树立了杰出的榜样，成为后辈出版人前行的标杆。除此之外，他还提倡编辑应该“在出色地完成自己担负的编辑出版任务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专长，出版一些有价值的专著”，即提倡编辑也要成为某一方面的学者。只可惜他自己却没有这方面的专著，不失为一种遗憾。

塑文——编辑工作之轴心

编辑活动属于文化活动范畴，编辑主体所从事的是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工作，作者的作品只有通过编辑才能传之久远、播及广泛。编辑主体在社会文化的缔构方面所占据的地位与历史作用是独一无二的，是其他任何文化工作者所不能替代的。在三十余年的出版编辑实践中，杨坚深刻认识到了编辑的这一角色，在他与李冰封的一次谈话中，他认真严肃地说：“作为一个读书人，总要有一种责任感，一种对理想的坚持。这种责任感和坚持，才是我们搞好工作的巨大力量的源泉。”那时，他已经进入岳麓书社，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出版理想。在后来纪念他的文章中，李冰封对这段话作了注解：“做编辑出版工作，这种责任感和对理想的坚持，也就在于要去积累文化，启迪民智，要倡导民主，宣扬科学，要促进社会的和谐、文明、富裕和进步。”这些话是杨坚自己没有说出来的，但应当是他内心所想的。在杨坚看来，编辑所要做的就是去塑造一部部文化经典，使之传之后世而永续，就像恩格斯整理出版《资本论》一样，为世界形塑了一部不朽的思想宝典。

杨坚的编辑理想即在于此，有着“为往圣继绝学”的豪迈和崇高。既然是塑造文化精品，就不能只做简单的编辑整理工作，不能将目标定为“归散为整”，而要加入更多的筛选甄别，融入更多的编辑劳动与编辑创造，使工作更具创造性与创新性。他主持《船山全书》出版工作之初，就认为“新的船山全集不能像前两部全集那样，主要只是将所发现的船山之书辑印归总；它还必须理清三百年来船山著作写印传播的历史情况，鉴定所有版本的良莠优劣，然后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一部新的全集，供当代及后世研究利用”，他预见到整理出版《船山全书》已经不是简单的辑录成书的事情，“而是一项在完成之后将被学术界视为具有甚大价值的工程”。而后的事实证明，岳麓版《船山全书》是可以传世之版本。经他点校出版的《郭嵩焘日记》《刘蓉集》《二十五史精华》等，也都是一部部文化精品，这些都是作为编辑主体的杨坚在崇高的编辑理想与刻苦的编辑劳动共同作用下塑造的文化精品。他的文化塑造编辑观还体现在要求编辑主体所塑造出来的文化成果是科学无误的，是称得上精品、经典的。所以，他对出版物的编校质量要求极高。20世纪80年代，他责编李仁溥的《中国古代纺织史稿》时，认真审读之后，给作者写了长达数十页的修改意见，作者几易其稿才顺利出版，足见他对待编辑工作的认真程度。他的这种工作态度与作风，实出于塑造文化精品之原则。即使是友人寄来已经出版的个人著作，他也是带着高度的文化责任感与编辑的职业敏感性去阅读的，例如，在阅读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时，就“顺手记下了一些排印错误”，共计24处；阅读任继愈的自编文集《霜后草》（出版时更名为《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时，更是“随手录出”了长达数页共计85处的排误。这既是他编辑水准的体现，更是对出版物的高标准严要求。

他能为“订一字之正误，乞万里之丹方”，能为整理《船山全书》访学八方，将自己锁在资料室数月，虽然坐着冷板凳啃着冷馒头，但心中为船山之学树碑立传的编辑理想与文化理想之光芒足以抵御这些孤寂和冷冰。这是编辑主体的文化传承与传播信仰，这种信仰体现在他们所编辑出版的每一部优秀的作品中，并随着作品的传播而流传开来，为后世提供精神滋养。

塑他——编辑工作之目的

杨坚精品传世编辑观的形成是一条简单连贯的逻辑脉络。作为一个在人生后半程才投身编辑出版事业直至走完此生的优秀编辑，杨坚清晰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文化使者，一架联通文稿与出版物、作者与读者的阶梯、桥梁，一个甘愿为人作嫁、坚持述而不作的传播中介，其编辑观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塑造自我而成为一名优秀的编辑，通过塑造文化来将作者的思想转化成精神产品传播给现世和后世读者，进而实现编辑工作之间接目的——塑造他人。“塑他”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塑造作者，编辑主体以创造性思维与方法将作者的作品编辑出版传之于众，通过塑造作品来塑造作者，实际上，这其中也含有编辑主体的“塑我”成分，编辑主体在塑造作者时，自我也在得到塑造；另一方面，编辑主体为读者提供优秀的出版物，滋养读者心灵、培育读者人格、提高读者综合素质进而塑造读者的稳定人格、完整自我。

在塑造作者方面，杨坚认为编辑与作者应该心灵相通，要秉着为作者负责的态度对待作品。杨坚一生以恩格斯整理出版《资本论》为自己编辑工作的标杆，极为推崇恩格斯“使摩尔永世长存”的编辑出版工作初衷，他认为恩格斯整理出版《资本论》这项工作本身“就是一曲革命友谊的动人赞歌”，而编辑主体与作者之间，确是这样一种“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资本论》第二卷手稿是“看不懂的天书”，原稿字迹潦草，加之有许多“连马克思本人也往往在事后认不出来”的文字、缩写的字或是缩写的整个句子，恩格斯认为“大概只有他的夫人和我才能够辨认”，第二卷的整理工作，恩格斯花了两年时间。如此“天书”，若不是有深厚的革命友谊，若不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个人和思想的熟知，又怎会有《资本论》全帙问世并影响世界？尽管《船山全书》对世界的影响不及《资本论》，但是船山之学问、思想同样值得与世长存，船山之书卷帙浩繁，版本颇多，言辞古奥，晦涩难懂，要搜集所有可用之版本，“取精用宏，以求校勘之善”，又要重新标点“以利现代读者之用”，其难度可想而知。杨坚“竭蹶自奋，不敢有所暴弃”，“一字一句而亲历一遍，拾遗补阙，务求妥帖”，每一册正式出版之前，他都亲自校对，有的甚至校对了四五遍，不希望其中有一个错字。然自古有校书如扫落叶之喻，再勤再慎，又如何避免无一错漏？张舜徽先生看到《船山全书》分册目录后复信，“用心细密，考虑周详，船山有知，应引为知己也”。羊春秋先生更是两次盛赞“此书承先生精心校勘，船山有知，亦当含笑地下矣”“蒙先生精心校点，得竟全功，船山有知，亦当相视而笑也”。这些评价都属于实至名归，与杨坚认真细致、全心全意为作者负责的编辑工作态度是分不开的。

在塑造读者方面，杨坚以读者为中心，坚持为读者提供文化佳作。1982年，以“道承湘学、言纳百家、繁荣学术、积累文化”为方针的岳麓书社成立，随即确立了“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的经营理念，体现了岳麓书社的读者意识。在这样的方针与理念影响下，杨坚自然能够体会读者对于出版社的重要意义与作用，故而他始终把读者放在心上，为影响、塑造读者而努力做好自己的编辑工作。在出版《杨家将传》时，为避免书中的一些封建迷信描写给读者造成负面影响，在重印时做了一些删节，并在后记中经多方查证详细回复了读者来信中关于“杨文广到底是杨延昭的儿子还是杨宗保的儿子”这一问题；在他自己的译著《希腊罗马神话》中，为增加读者的阅读兴味而附上了“神祇谱系表”，为方便读者从汉语寻找对应的英语词汇编写了“专名索引”。杨坚的读者观从以上两例中便可窥见一二。他坚信好的出版物能够让读者有所收获，能够塑造读者，所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给读者提供最好的精神享受。

从“塑我”经“塑文”而至“塑他”，是一条能够显现编辑活动本质与规律的逻辑线，是杨坚为人作嫁一生所体现出来的精品传世编辑观——“塑我以塑精品，塑精品以塑他”的完整阐析。正是在这种编辑观的指引下，杨坚倾其毕生为湖南出版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他的编辑观，也将继续影响新时代“出版湘军”创造新的辉煌。

在《船山全书》这条“冷板凳”上，杨坚一坐就是十余年，支撑他即使是在晚年也要如此拼命工作的，岂是所谓的名誉与利益？不过是内心的信仰与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后辈在怀念、论及杨坚时，所提最多的便是他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他为后辈留下的最宝贵的，是一笔营养丰富的精神财富。仔细梳理杨坚作为编辑的一生，贯穿始终的即其编辑精神：他敬业自律，忠于实践；甘为人梯，乐于作嫁；唯勤唯慎，精益求精。他以切身实践告诉后辈编辑——知识积累、辛勤实践与理想追求对于编辑主体之至关重要性。同时，在他的身上，还充斥着“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百折不挠”的湖湘文化精神。他的后半生，正是在这两种精神的亲密互动中度过的。

杨坚的编辑精神

编辑精神是指编辑主体在长期的编辑出版实践中所形成的精神意识，有着丰富的内涵，对编辑活动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影响编辑主体的行为方式，决定着出版物的文化含量、编校质量与使用价值。编辑精神的产生，源于编辑活动的开展，是编辑观念的外化，通过编辑实践而为他人所感知。编辑活动是人类社会一项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在这一活动中，编辑精神起着主导、支配的作用，是编辑主体能够正常并富有激情地从事编辑活动的力量支撑，拥有丰富的内在特质。从杨坚所撰写的编辑辅文、其亲友的回忆篇章中，深入解读并总结归纳其编辑精神有三：实践精神、奉献精神和工匠精神，对于后辈出版人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敬业自律的实践精神

所谓实践精神，指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自觉追求的本质力量现实化、对象化的意识。编辑的实践精神存在于编辑主体与编辑客体的有机互动中，是编辑主体在将自己的编辑思想、观念以编辑力的形式外化为编辑劳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主体精神、功利精神和创造精神的集合。梳理杨坚的编辑实践与工作札记，其实践精神之核心内涵在于敬业自律。

这种内涵，首先体现在其作为编辑的主体精神上。编辑活动中的主体是编辑，是从事编辑职业的人，而“人的主体地位是人在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对象性活动中所处的自主自觉地位”，编辑主体是“具有对象性关系的现实的存在者，是同与之相对的编辑客体相关联的”。编辑主体精神的产生始于其主体意识的确立，编辑主体意识的本质即从编辑主体的身份出发建立编辑主体与编辑客体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凡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在编辑活动中，书稿不可能自发地与编辑主体建立起对象性关系，而是由编辑主体来选择和确定的。杨坚在编辑整理《船山全书》时，认识到要积极主动地去开展各项工作而不能在案前坐等稿件自己过来，故而一开始便制订各项工作计划，编定全书之凡例，细化工作方法，协同组织团队广泛搜集船山之书稿并亲自一一拜访《船山全书》之专家顾问，这即其主体意识之表征。而主体精神之形成更取决于主体的主观能动意识。编辑活动在过去被视为“剪刀+糨糊”的简单劳动，常背负着“为人作嫁”“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标签。随着编辑独立职业的出现尤其是编辑学学科体系、理论体系的建立与不断完善，编辑主体对自身定位越来越明确，对个人职业有着充分的认同感与自信度。在他们的工作实践中，往往能主动出击，确定工作之目标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这个目标。在杨坚所撰写的《〈船山全书〉序例》中，详述了其编辑目的乃在于“求全存精”，既追求对存世船山之书的全部收录，更追求通过仔细校勘，精心编定使其成为经典之作而流传后世。在确立了目的之后，杨坚奋发努力，尽管接手任务时已是花甲之年，但仍老当益壮，志在千里，刻苦伏案，即使经历数次变故，也未能动摇实现目的之决心，终成巨制。历史的经验证明，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一大批具有主体精神的编辑。

其次体现在编辑主体的功利精神。此功利并非纯粹的物质利益与个人私利，是“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外部世界的事物（主要是被改造的实践客体）向主体人所生成和显现出来的某种类型的实际效用、实际价值”。编辑主体的功利精神是指对现实编辑活动普遍性、综合性效益的关怀，实质在于追求编辑活动的合目的性。“合目的性是指实践活动和实践结果具有的以人的需要为目标的有用性”，作为编辑主体的杨坚，敦促他为编辑工作奉献一生的主体需求乃是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这从杨坚的坎坷一生不难看出。他的一生是在追求真理、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中度过的，无论是早年的“投笔从戎”还是后来的“去戎执笔”，他都没有放弃对自身信仰与真理的追寻。正是在一次一次的不断试错中，他最终找到了能够实现其主体价值的土壤——编辑出版事业。1983年5月，在他即将花甲之时终于得到组织信任被评为编审职称，拿到职称认定书时，他竟泪流满面，这是个人的追求与理想终于得到承认时的激动和兴奋。他责编《船山全书》之目的在于使船山之学以完整之面貌存世并流传，使船山之思想供现代和未来读者享用。他一丝不苟，求善求美，艰苦奋斗十数年，此种境界是绝非以一己之私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能达到的。杨坚“一生只求奉献，不计报酬，离休后不止一段时间无偿上班”，他的功利精神在于他对实现自身社会价值需求与目标的执着追求，而全心全意投入编辑工作是十分合目的的。

编辑主体的实践精神最终在创造精神中得以外化。编辑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活动，编辑创造性渗透于整个编辑活动系统，因此，编辑的实践精神也就是创造精神，这里的创造精神是指“人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反过来促进实践不断发展的创新、改革、探索和超越精神”。不论是对旧集的整理还是当代作品的编辑出版，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甚或是未来的编辑活动中，也不论是在选题策划、组稿审读、编辑加工还是出版发行等环节，创造性都是贯穿始终的实践属性。古籍整理的创造性在于求全、求善、求新：求全乃追求所整理资料之全面，求善乃追求新整理出版古籍之高品质，求新则在于将古籍以为现代人所接受的新形式、新方法与新解释表现出来。杨坚责编校点《郭嵩焘日记》《船山全书》等，正是在这种种追求中艰难穿行而达到最终目的的。他追求创新，为《郭嵩焘日记》《船山全书》施加新式标点，为《船山全书》中的每一著作撰写《编校后记》以展现编辑过程，并列出其中之疑惑与思考以供读者参考。他追求超越，要使岳麓版《船山全书》成为最为完备之船山著作，他的创造精神成就了《船山全书》，也成就了他自己。

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

工匠精神与实践精神、奉献精神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工匠精神给人类实践活动提出的具体要求，是一种对自己所制作、生产的产品（物质产品或精神产品）的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不仅如此，工匠精神还连续两年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质量之魂，存于匠心。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编辑主体的工匠精神在于“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基础和文化兴趣，选定一两个编辑领域或编辑业务方向，然后一直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地做下去，甚至用一生的心血做下去”，这一精神特质，是杨坚最为人称道的地方。

工匠精神的核心是精益求精，是对出版传世精品的不倦追求。在日常的编辑工作中，杨坚给自己所提的要求有四个字——严、细、勤、毅。这也正是对精益求精的极佳阐释。编辑工作的“严”即对文稿质量把关之严，前文有述，杨坚在编辑整理《船山全书》时，对于底本的选择是尤其严格的，优质的底本是古籍整理成功的关键所在，故而容不得半点马虎。要是置于其他图书出版语境，这个“严”主要体现在稿件的审读与选取上，编辑要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读者挑选优秀的书稿进行出版，这是审稿过程中的严格把关。在书稿付梓前，编辑主体还必须进行一轮严格的把关过程，不能让有差错的图书流通到市场上，这是编辑主体的职业要求，也是社会文化所需。

严选之后进入编辑加工与校对环节，就要体现工作之“细”，即要字斟句酌，认真把握书稿的思想和语言文字质量，需要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船山全书》的整理出版中，杨坚将这种谨严、细致充分发挥了出来。有些书稿，尽管已经通过了初校和复校，作为终审终校的他仍然不厌其烦地进行抽检甚至通读以仔细校对，其认真程度丝毫不亚于初校者。如《礼记章句》一册，送他终审时，他仍将这部著作现存的5个不同版本、2页手稿以及前人的3种校勘记全部找来，摊开摆在桌面一字一句精心审读，不通之处还找来各种资料寻求解释，经他终校，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改正了不少错讹。不仅如此，经他手终审的书籍，他都要仔细校对三遍以上。即使是在阅读友人寄来的已经出版的个人作品时，他也投入编辑主体的专业热情，将阅读时看到的错漏之处记录下来，整理成勘误表并信寄给朋友，以便日后重版时参考。如前所述之“严”与“细”，都要以“勤”为基础，其所言“唯精唯勤”即出于此，“精”离不开“勤”，“勤”能出“精”，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其三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他的勤奋刻苦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或者可以说他是在把三十年的时间当成六十年在用。支撑其如此勤奋付出的动力为“毅”，即他对编辑工作与出版事业的热爱以及基于这种热爱的坚守，他为祖国文化建设服务的决心与恒心。正是以上四点特质，系统地构成了杨坚编辑主体精益求精之工匠精神。

此外，精益求精还离不开“嫉恶如仇”。这是李冰封对杨坚编辑工作实践的恰当总结，旨在说明杨坚“在他的编辑工作中，处处体现了他对书籍中存在错误的不妥协的，坚决的态度”。这对于今天的编辑尤其是年轻编辑们是有极大的启示意义的，这实际上也是编辑主体意识的体现。如果现在的大多数编辑都能够对书稿中的各种错误采取“嫉恶如仇”的坚决态度，即使反复校对三五遍也要努力追求将落叶扫尽，现今出版物编校质量和出版物合格率自然也就上去了。对出版物错讹的“嫉恶如仇”还体现在对出版标准的严格要求，不能以“差错率可以控制在万分之一以内”为工作松懈的借口，尽管“满山麻雀捉不尽”，但仍要树立起将其“一网打尽”之决心。这是对编辑主体工匠精神的至高要求。

杨坚的出版编辑生涯有三十余年，但他在这期间的工作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编辑精神，是无法用任何数字来衡量的。他一生兢兢业业，克己自律，为的是坚守内心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无私奉献的崇高理想；他忠于实践，在编辑出版工作中体现出了极强的主体意识与主观能动性；他以社会文化需求与为船山之思想铸造丰碑的决心作为自己编辑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船山全书》的顺利、高质量出版倾尽心血；他甘于奉献，乐做人梯，结实地跨立在作者与读者、零散书稿与精品全集之间；他“嫉恶如仇”，精益求精，旨在弘扬精品传世的编辑观念。他身上所具有的编辑精神可以凝结成一个词语——敬业，这也是本文所要表达的核心主旨。杨坚的编辑精神不因时代变更、技术变革与市场变幻而变化，这是一种具有普适性价值的精神实质，置于任何语境下都能起到启迪人心、催人奋进之作用。他对待编辑工作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与精神，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继承发扬。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结语

杨坚给后辈编辑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塑我—塑文—塑他”的编辑观对于当今时代语境下的编辑出版事业发展、新时代编辑主体能力提升以及未来编辑人才培养具有极大的参考与借鉴价值。他“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工作毅力与实践精神、“乐为他人做嫁衣”的奉献精神以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投射出湖南出版人自强不息、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精神特质，成为后辈编辑人重要的精神营养，时刻提醒着编辑工作者要坚持实干兴业之道，既要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做好编辑匠，又要立志成为编辑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与出版技术的快速发展，读者阅读需求的功利化与碎片化等现实问题涌现，当今的出版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为了获得市场立足点与业界地位，仅专注于内容建设的编辑已经难以满足出版社的人才需求，时下出版机构更为需要的是能够从选题策划到出版发行提供“一条龙”服务的全能型编辑；另一方面，当编辑的职能向上、下游延展之后，其原本作用于内容把关与加工的时间自然也要酌情进行再分配，留在内容上的时间越少，内容质量越难以保证，甚至损害社会效益。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杨坚三十余年的编辑生涯始终是伏首案头，致力于出版物的内容建设，对此，又该如何评述？在现今的出版业发展中，究竟需要怎样的编辑？当市场与文化不可兼得时，编辑主体又该如何坚守？这都是摆在出版业界、编辑出版学界与教育界面前的现实问题。对杨坚编辑观和编辑精神的解读与展现，或许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些许思考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