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谈梁披云：21岁的民国高中校长与理想主义前辈
本文发表于2015年12月号《书城》，是作者为《梁披云评传》所作序，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我最初听说梁披云先生之事迹，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福建泉州将重建黎明学园的时候。那时我还在复旦大学学习，准备撰写有关巴金的论文，我对巴金南国之梦的描写，非常向往。一次听吴朗西先生说起，泉州的老朋友们正在重建黎明学园——“重建”，也就是意味着对一九三〇年代安那其主义者们视为理想人才培育基地的黎明高中（及其系列中学）的肯定和复兴。吴先生给我看一些信件和材料，还告诉我，他准备捐赠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给黎明学园。在这些材料里，我初次看到了梁披云先生的名字。我大致了解，梁披云先生是重建黎明学园的主要支持者和资助者。
福建是华侨菁英荟萃之地，素有集资民间办学的传统。陈嘉庚筹办的集美中学、厦门大学便是最辉煌的典范。我所服务的上海复旦大学，历史上也混杂了闽籍华侨集资办学的血缘传统，著名教育家李登辉先生的毁家办学便是最为感人的例子。民间办学，自然不及官家办学那么财大气粗，但是也有官家学堂所不及的长处，那就是相对自由的学术理想和比较朴实的服务精神，多为贫民子弟所欢迎。而本文所谈到的泉州黎明高中，却是一个民间办学史上的“异类”，它的创办人在教育理想之上，还有着一种更高境界的人类理想。当年黎明高中的主要创办人许卓然、秦望山两位先生，都有开明的见识和远大胸襟，他们所赏识的青年才俊梁披云，更是先在上海大学的革命氛围下接受了先进的思想意识，经历了大革命的风风雨雨。梁披云担任黎明高中第一任校长时才二十一岁，是我们现在一个本科毕业生还不到的年龄。
从这本传记提供的资料来看，梁披云的成长道路，与他在一九二〇年代上海大学求学经历有密切关系。上海大学本身集合了国民党左派、早期共产党人、安那其主义者三种政治背景的势力，营造了一种与北洋军阀官方势力相对峙的革命氛围。
梁披云在上海大学与各种人物风云际会，接受的思想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但从几位倾心相交的密友来看，他基本上还是属于安那其的圈子。如沈仲九是一九二〇年代最负盛名的安那其主义者，同时在国共两党之间也有足够的威信。一九二〇年代后半期，活跃在上海的安那其主义者的活动阵地，如匡互生创办的立达学园、李石曾为后台的劳动大学、毕修勺为主笔的《革命周报》、巴金为骨干的自由书店和《自由月刊》等等，其之间的政治倾向或有不同，成员之间也时有争论，但是沈仲九则一视同仁地参与所有的活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另一个朋友秦望山，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又是安那其主义的信奉者，他在福建主持晋江县党部宣传养成所，表面上为国民党培养干部，其实培养了不少信仰安那其的军事人才，他还在泉州组织民团武装，努力掌握枪杆子，这在中国安那其运动中是非常特别的举动。因为安那其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社会运动，基本上排除了军事活动，所以缺乏武装力量，一旦遭遇反革命暴力的镇压，便毫无悬念地陷于失败，而秦望山利用养成所和地方武装，培养了不少军事人才，而且在后来的实际战斗中还发挥过作用。不知道我的记忆对不对，巴金在短篇小说《星》里好像就写过泉州民间武装的故事，可能就是写秦望山领导的民团。像沈仲九、秦望山这些安那其主义的前辈，既不是安那其运动中投靠国民党上层的右派（如吴稚晖、李石曾等），也不是偏向恐怖行动的极端分子，他们政治态度持中庸之道，与国民党上层虚以周旋，在地方上也能够保持一定的实力，尽其可能从事理想主义的改良运动。梁披云由于朋友圈子的关系，所接受的思想、所走的道路，与沈仲九、秦望山较为相似。这为他一生从事的理想主义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我以前在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类型时，曾经提出过两个概念：岗位型知识分子与流浪型知识分子。他们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是否居有定所，而是看他们所追求的理想，是与自己的工作岗位牢牢结合在一起，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还是飘浮在政治想象的空间，纵容自己不安定的灵魂去做永远的探索。
从现代文学的历史看，大多数左翼作家都是流浪型的知识分子，包括早期的安那其作家巴金；巴金是到一九三五年底，由吴朗西、伍禅、郭安仁等人在上海创办了具有安那其色彩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邀请他担任总编辑以后，才逐渐转变为岗位型知识分子。而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建立，正是在泉州的黎明高中等学校被查封、理想教育实验失败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转移到上海后的创举，这也可以看作是黎明理想之火的传递不绝。
梁披云先生从一开始就具有岗位型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首先是把信仰落实在具体的工作岗位之中，他从二十一岁担任黎明高中的校长起，就开始履行一系列的教育主张。看得出，梁披云的教育思想，贯穿了两个传统：一个是来自安那其的高远的人生理想与伦理追求，另一个是来自黄炎培、陶行知等人的职业教育与服务社会的实践，两者构成了黎明高中的双重品格：既是一家民间办学、为贫民子弟传艺教习的场所，同时又是灌输安那其高尚人格、社会主义远大理想的教育圣殿。因为后者，黎明高中才能藏龙卧虎，以反叛精神培养大批时代俊杰，直到最后被国民党当局所查封。
这本传记里提到：梁披云掌黎明高中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一九三〇年秋，他按照前约辞去校长职务，负笈留学。（他原来准备去德国留学，但因为把家里替他准备的留学经费六千两白银都捐给学校购买仪器设备，只能改变计划去日本。）黎明高中校长由政治态度更为激进的吴克刚担任，吴克刚曾在法国直接参加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与巴金、卫惠林等人引为知己。他推行一套更为理想主义的做法，并且引进著名的安那其主义者担任教职，叶非英就在那时担任了平民中学校长。巴金三次南下泉州寻找“南国之梦”，也是在这个时期。泉州的社会影响是大大被扩大了。
但我注意到，作者写了一个细节：“大多数的安那其主义者主张具有火药味的‘社会革命’，彻底地涤荡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思想。这样，在社会条件尚不成熟的状况下，安那其主义阵营内也很容易造成互不服气，互相排斥和斗争的局面。根据时人记载，在黎明高中也曾发生过校潮一幕。自从多位安那其主义社会革命者到校后，他们的思想更为激进，在留学资格或学术地位上亦甚高，对于梁龙光领导校政不很服气，或者对于比较单纯的教育理想不以为然。他们以闽南地区偏居一隅，思想活动较为自由，希望把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等变成安那其主义活动的大本营。”
我由此猜想，梁披云离开黎明，是否背后还有着更为隐秘的安那其阵营内部冲突的原因。自然，吴克刚所造的声势虽大却不长久，这也是中国特色的现实环境所致。在中国，即便现在也一样，要做一点与理想有关的事情，最好是低调处理，多做少说，否则不易成功。只可惜当时少年气盛的安那其们并不了解这个国情，运动终究归于失败，烟消云散。所以，黎明高中的历史也折射出中国安那其的历史，其得失成败，都以此教训。
以上诸段，是我阅读梁披云先生传记所获的一点心得，也是我研究巴金与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的过程中，对泉州黎明高中与平民中学的理解。梁披云先生的传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在以上领域知之甚少的知识欠缺。梁披云先生后半生的经历更具有传奇性。一九四九年以后，披云先生去国南下，在印尼继续从事华侨子弟的教育工作，主持过许多华侨学校。
安那其的政治社会理想暂且隐下，转化为教育理想和伦理追求，服务于海外华族，成绩斐然。一九六〇年代以后，神州大陆掀起“文革”恶浪，祸披海外，东南亚各国政府对于中国的输出革命采取了抵制措施，殃及在地华侨，反华的腥风血雨给华侨们带来了惨重损失和生命危险。此时梁披云先生作为知名的侨界领袖，毅然择居澳门这块福地，竖起澳门归侨总会的旗帜，排除难以想象的困难，向世界各地的受难华侨伸出援助之手，澳门成为逃亡华侨得以庇护的诺亚方舟，其功莫高焉。
一九八〇年代以后，梁披云先生又响应老友秦望山的后人的倡议，乘中国政府实行“改革开放”的东风，率梁氏家族的全体力量复兴“黎明”，由黎明学园扩大为黎明大学，造福于世世代代的乡亲子弟，其德莫大焉。理想就是一把火，一旦在胸中点燃，就会支配一生的行动。其功其德，顺风顺水，都在晚年梁披云的生命历程中庄严圆满。
这本传记还有一个特点，作者在叙事中由传主带出了全体群像。理想是一种召唤，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是独善其身的苦行僧，而是能够率领周围的人群，以其人格魅力团结大多数人们共同来完成高尚理想的追求。
传记中第三章和第十章，两度浓墨酣写梁披云先生与泉州“黎明”的故事，前章写了安那其主义者群体在泉州前赴后继的悲壮历程；后章又写了当年故友和故人后代薪尽火传再造“黎明”的历程。真是理想之火不熄，动人心弦。不由使我想起本雅明的一段话：“如果是这样，那么在过去世代的人与我们这代人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秘密的约定；那么我们就是被期待着到地球上来的人，那么我们就如同每个此前世代的人一样地携带着微弱的弥赛亚力量，它正是过去事情所要求的。这个要求不能廉价地得到满足。历史唯物主义者对此是了解的。”
——关于这段话，我不是从本雅明的著作里看来的，而是从七月派诗人曾卓先生的女儿萌萌的一篇发言稿里看到了，我很喜欢这段话，曾经在其他地方也引用过。这也是差不多近十年前的事了。现在，萌萌也已经去世多年了，我又一次想到了这段话，再次把它写出来，作为这篇序言的结尾，以表达我内心深处对中国的理想主义前辈们的敬意。
《梁披云评传》由梁燕丽著，香港三联书店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