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美苏的疫苗合作

“你们来自东方，你们来自西方，你们的存在向世界证明，在寻求使人类摆脱疾病的崇高使命中，没有冷战。”

——巴西尔·奥康纳（Basil O’Connor）

在冷战对抗的近半个世纪里，与政治角力、军备竞赛不同的是，美苏两国在医疗卫生特别是对抗疾疫方面曾呈现一股奇特的趋势：双方在外交、军事、意识形态、经济制度等方面竞争激烈，但在医疗卫生方面却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冷战高峰期，美苏两国的科学家在没有政府间协议的情况下，曾共同致力于脊髓灰质炎和天花疫苗的研发、生产和推广，最终使人类战胜了天花，并几乎消灭了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

美苏合作研发萨宾型脊髓灰质炎疫苗

20世纪50年代，美国以乔纳斯·索尔克（Jonas E. Salk）和阿尔伯特·萨宾（Albert B. Sabin）为代表的病毒学家研发出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1955年，在对全国近200万学生进行了测试后，索尔克的灭活疫苗成为第一个获得美国政府批准的疫苗并且得到广泛应用。而萨宾认为，由减弱但仍具有活性的脊髓灰质炎病毒组成的疫苗将比灭活的病毒疫苗更有效，因为它可以产生终身免疫力。但是由于美国大都数人都已经接种了索尔克疫苗，就没有足够的受试者来证明他的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因此，萨宾的疫苗最初在美国并没有获得成功。

与此同时，脊髓灰质炎病毒也在苏联肆虐，发病率急剧上升。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派遣当时最杰出的病毒学家米哈伊尔·楚马科夫(Михаил П. Чумаков)和阿纳托利·斯莫罗廷采夫(Анатолий А.Смородинцев)以及楚马科夫的妻子玛丽亚·沃罗西洛娃（Марина К. Ворошилова）等人前往美国与萨尔克和萨宾等科学家交流（图一），并且参观了萨宾的实验室。尽管当时美苏两国关系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之下，但是这次医学交流还是比较成功的。双方交换了一些医疗科学知识，最重要的是，这次访问之后楚马科夫和萨宾建立起了友谊，为以后的两国疫苗合作打下了基础。

图一：从左到右：沃洛娃希洛娃、萨宾、楚马科夫、斯莫罗廷采夫https://www.ncbi.nlm.nih.gov/books/NBK565345/figure/ch6.fig1/?report=objectonly

1956年6月，萨宾受邀前往苏联，分别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与科学家们会谈、举行讲座、推广他的减毒疫苗。萨宾将他的三种“弱毒性”病毒株交给了楚马科夫和玛丽娜，用他的减毒疫苗技术帮助楚马科夫等人推动苏联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开发和使用。楚马科夫为自己接种了萨宾疫苗，他的妻子给他们的三个儿子和几个侄女和侄子也接种了该疫苗。

1959年，楚马科夫决定组织第一次大规模临床试验，使用萨宾开发的弱化活毒株制成口服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疫苗（OPV）。彼时，苏联已经开始使用索尔克的疫苗，苏联卫生部认为没有理由再进行其他疫苗的临床试验。但是萨宾的疫苗更容易接种（通常将疫苗放在糖果里面服用或者用药水滴），生产成本更低，持续效果更长。楚马科夫说服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Анастас И. Микоян)进行更广泛的试验。经过临床试验，萨宾和楚马科夫证明，用弱病毒株生产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既安全又有效。苏联及其他国家将近一亿20岁以下的青少年接种了该疫苗。这也使得苏联成为第一个大规模使用萨宾活性疫苗的国家，几年后苏联实际上根除了脊髓灰质炎的威胁。疫苗在苏联取得成功推动了美国进行OPV大规模临床试验。

苏联还向包括日本在内的脊髓灰质炎流行地区赠送了数百万剂口服疫苗，并借此获得了人道主义赞誉。中国也是美苏疫苗合作的受益者。“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顾方舟于1951年至1955年期间曾在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学习。1959年3月，中国卫生部决定派顾方舟等人到苏联考察脊灰疫苗的生产技术。回国后，卫生部成立“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由顾方舟担任组长，进行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的研究工作。2000年，中国卫生部门和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国内已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

面对脊椎灰质炎给全球卫生健康带来威胁，美苏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医疗合作，成为冷战政治中一个独特的景象。正如1960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五届国际脊髓灰质炎会议上，美国国家婴儿麻痹症基金会的主席巴西尔·奥康纳（Basil O’Connor）所说：“……你们来自东方，来自西方，你们的存在向世界证明，在寻求使人类摆脱疾病的崇高使命中，没有冷战。”正是由于美苏两家合作推动的萨宾减毒活疫苗以及其他国家的共同努力，使全球脊髓灰质炎病例数量从1988年的35万例减少到2011年的650例左右。

美苏根除天花计划的合作

天花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短短十几年间被完全消灭的人类传染病。虽说天花疫苗在18世纪就已诞生，但该传染病被完全消灭的关键不并在于医疗技术上的突破，而在于冷战时期的大国合作。

1958年，在明尼阿波利斯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上，苏联病毒学家、卫生部副部长维克多·日丹诺夫（Виктор Жданов）提交了一份关于根除天花病毒的长篇报告。他建议通过一项为期4—5年的疫苗接种运动来根除它。苏联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控制了天花，包括卫生服务落后的大片地区。当时苏联的亚洲邻国频繁出现天花，并在本已没有天花的中亚加盟共和国爆发。第二年，苏联代表团继续推动这一运动。日丹诺夫宣布，苏联每年生产1亿剂耐热疫苗，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增加三倍。苏联在1958年巴基斯坦疫情期间向其捐赠了疫苗，日丹诺夫再次承诺，苏联将以同样的姿态支持全球根除天花运动。此外，苏联科学家开发了一种独特的方法——冷冻干燥技术，可以在恶劣的环境中保存天花疫苗。以前的天花疫苗暴露于高温后稳定性不高，效果降低。冷冻干燥技术使得生产数亿剂冻干疫苗成为可能。这也是后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科学家唐纳德·亨德森（Donald Henderson）领导的消灭天花运动的关键技术。

1966年，华盛顿将根除天花这项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交给了亨德森。1967年全球有多达200万人死于天花，另有1500万人受到感染。从一开始世卫组织就对疫苗接种运动缺乏信心。许多人，包括世卫组织总干事都认为，要遏制天花，必须对43个受影响国家（包括那些国家的偏远村庄）和地区所有约11亿人口进行接种，这对后勤工作来说是无疑是噩梦。因此，世卫组织代表进行了数天的讨论后，以史无前例的微薄优势（需要58票通过，结果是60张赞成票），批准每年为这项工作提供微不足道的240万美元，这些资金连疫苗资金缺口都填不上，更不用说为后勤提供支持了。

然而，亨德森和他的团队突破了人们的预想。其中一个关键环节是亨德森意识到，苏联推动全球天花根除运动已有数年之久，并且保证每年捐赠2500万剂疫苗。于是，他与苏联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迪米特里·韦尼迪克托夫（Дмитрий Венедиктов）取得了联系，美苏双方除了确保捐赠疫苗外（美国方面也已同意每年提供5000万剂疫苗），还可以在战略和后勤方面共同努力。上世纪60年代冷战高峰期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和苏联病毒制剂研究所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天花疫苗——苏联提供4.5亿剂疫苗，而美国则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世卫组织，并且提供专家小组以及专业知识。曾经参加根除天花运动的美国医学家威廉·福格（William Foege）在接受STAT新闻采访时回忆道：“这一切都是在冷战期间完成的。苏联和美国合作……试图说服世卫组织将此作为一个目标。”两个看似最不可能的盟友最终领导了这场对抗天花的斗争。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亨德森继续高度重视并保持与苏联的良好与合作关系。在他担任项目负责人期间，他一直细心地将项目的启动归功于苏联。他还与苏联官员密切合作，解决各种问题。例如苏联疫苗的质量提升。此前苏联出口的疫苗一部分因为没有达到国际标准而被退回，亨德森亲自前往莫斯科，与德米特里交流，后者表示保证对苏联疫苗生产质量的监控；双方还一起对负责苏联项目的候选人进行考察。在每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之前，亨德森会与美国和苏联代表团会面，报告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靠他们将项目遇到的问题在议程上提出。亨德森还依靠派驻在疫病流行国家的美国和苏联外交官的帮助，对当地不配合的卫生官员施加压力，无论是世卫组织区域办事处还是驻在国的卫生当局官员。1974年，埃塞俄比亚发生革命，美国和平队志愿者和美国外交官离开，大多数联合国办事处被关闭，两名疫苗接种员被杀害。几个月后，埃塞俄比亚政府在苏联的压力下，建立起了秩序，并将世界卫生组织的天花项目作为优先事项，天花根除计划得以继续。

美国军方为世卫组织提供了无针注射器（图二），可直接在皮下注射疫苗，每班次可以轻松接种一千人，大大提高了接种效率。威廉·福格担任非洲疾病控制中心天花根除计划负责人的同时，制定了监视和“环形疫苗接种”策略：他派人到30英里内的所有村庄检查是否有更多的病例，然后只在出现病例的四个地方为人们接种疫苗。这在感染者周围形成了一个疫苗接种的“环”，打破了感染链，最终遏制天花的传播。这极大地减少了所需接种疫苗的数量。

图二：七十年代的无针注射器（https://tjournal.ru/stories/155397-iskorenenie-ospy-kak-eto-bylo）

1980年，在全球共同努力之下，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世界正式消除了天花。因消灭天花的努力，福格与日丹诺夫两位科学家共同获得了2020年“生命未来奖”。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我们都感谢福格和日丹诺夫在消灭天花方面的重要贡献，这显示出科学和国际合作对抗疾病的巨大价值。”福格说：“我们在天花中吸取了很多经验教训，其中之一是联合的绝对必要性。”如果没有美国的资金和苏联的疫苗，没有两个超级大国为该计划提供的体制动力和政治支持，天花根除计划不可能启动，更不可能取得成功。天花根除计划总共花费约9800万美元，约有三分之一来自世卫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支持，美国是该计划资金的主要捐助国。而另一面，苏联贡献了最大份额的疫苗：在全球根除天花运动中使用的大约20亿剂疫苗中，共有近17亿剂由苏联提供。

结语

虽说“疫苗外交”未曾缓和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紧张局势，但它为大国联合进行人道主义活动提供了范例。在美苏合作对抗脊髓灰质炎和天花50年后，虽然这两种疾病慢慢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但是两个案例对当代全球医疗卫生合作仍然具有意义。尽管大国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冷战期间美苏疫苗合作所取得的成就表明：面对人类共同的疾疫，医疗合作是必要且必需的。

新冠疫情之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要使世界重新开放、恢复常态，中美两国应该携起手来共同抗疫。只有中美两国在疫苗援助领域进行分工、合作，全球疫苗的分配才能更加公平，抗击新冠疫情的前景才会更加光明。冷战期间美苏合作给当前中美两国树立了一面镜子，只有两国加强在疫苗研发及生产、分配等领域的合作，才能建设人类健康共同体。面对人类共同的敌人——新冠病毒，双方要眼于未来，就像美国和苏联在冷战高峰期合作控制脊髓灰质炎、根除天花一样，中美勠力同心必将鼓舞两国和全世界人民战胜新冠病毒的信心。

（作者：孔维琴，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兼职青年研究员；陈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