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王朝的医学是如此古怪而恐怖

翻一翻历史书，你一定会发现在过去的年代里医学是如此的古怪而恐怖。古埃及王朝也不例外。在3000多年的时间里，古埃及是文化、艺术、建筑和工程学的中心。根据现存的记录，比如在艾德温·史密斯纸草卷（Edwin Smith Papyrus）中，我们发现在法老的年代里，人们对各种疾病也进行着极其广泛的探索。那是个科学、魔法和信仰混为一谈的年代，贤者、医师和治疗者背后都是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所有这些混在一起构成了古代的“医药箱”。

埃伯斯纸草卷，1873-1874年的冬天在卢克索被德国埃及学家格奥尔格·埃伯斯（Georg Ebers）购买。这份100页的卷轴，来自大约公元前1550年，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医学纸草卷之一，涵盖了各种各样的疾病，还有超过700种疗法。

当然，所有这些疗法听起来都不错，不过前提是你活得足够久，真的能够接受那些治疗。法老们也许征服了广阔的土地，建起了直耸天际的纪念碑，不过对于那些没有幸运到可以每天在牛奶里泡澡、用油沐浴的普通埃及人来说，古埃及是一个危险而又残酷的地方。城市里疾病横行，致命的寄生虫潜伏在号称生命之河的尼罗河里。埃及是个野心勃勃、锐意创新的地方，但同时也是死亡之地。简而言之，那里的生活堪称悲惨。记录显示，婴儿的死亡率是灾难性的。而那些侥幸活到成年的人，他们的寿命也很短。女性的寿命一般在20-25岁，男性的情况稍好，一般也不会超过30岁。而在古埃及的“黑暗时代”（也被称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中间期）这种情况还会变得更糟，文明的政府崩溃，加之大量外来人口拥入，也带来了外界的病原体，让这种悲惨的境况更加恶化。

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于那些保存至今的古埃及市民和贵族的遗体。利用这些历经岁月的尸体，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些细节，了解这些侥幸活到成年的人当时所面临的疾病和健康风险。对于在漫天黄沙中生活的北非人来说，眼睛的感染很常见。中毒看起来也十分普遍，更多的是由于治疗而不是其他原因所致——蝎子和毒蛇有时会带来困扰，会导致人失明、瘫痪甚至死亡。

有很多结核——确切地说是脊柱结核的病例，还有一些尸体上发现了肾结石的痕迹（如果没有接受治疗这可能是致命的）。也有证据显示在古埃及的不同区域暴发过脊髓灰质炎、流感和天花。鼠疫也是个严重的问题，这和一千年后的中世纪以及早期现代欧洲时一样。一条关于“瘟疫之年”的记录提到的可能是一场鼠疫的暴发，不过和大多数年代久远的记录一样，这只是推测。

接着我们要谈到尼罗河，这条源远流长的河流是古埃及的生命线。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古埃及最早的法老们才能在撒哈拉沙漠严酷的环境里种下健康的作物，把尼罗河三角洲的沼泽地（一系列流入地中海的小河与支流）变成了世界上最富饶的农田之一。不过，尼罗河既给埃及人带来了生命的宝藏，也给他们带来了同样多的危险。

尼罗河里充满了寄生虫，在河里洗澡或是饮用河水的人们有很大的概率染上疾病。那些涉过冰冷的河水、特别是沿着灌溉渠道行走的人，很可能会遇到血吸虫之类的寄生虫。这种邪恶的小东西会钻进你的脚或腿，在你的血液里产卵。幼虫会在体内孵化出来，穿过身体，造成各种可怕的损害，如使宿主生病，变得虚弱不堪。那些敢于从尼罗河岸开掘的水井中饮水的人，可能会吞下几内亚线虫。雌性的几内亚线虫会在身体里穿行，找到适合栖息的地方，通常是在下肢，这会使宿主陷入虚弱病痛的状态。

那么埃及人又是如何摆脱死神欧西里斯（Osiris）的阴影呢？尽管古埃及年代久远，但在诊断各种疾病（有些为人熟知，有些早已被遗忘）方面却十分先进。他们所采用的疗法几乎全都取于自然，所以很多存留至今作现代草药之用和替代疗法。

几乎所有关于这些疾病的知识都来自于艾德温·史密斯纸草卷（约公元前1600年）、柏林医学纸草卷（约公元前1250年）、卡洪纸草卷（约公元前1900年）、伦敦医学纸草卷（约公元前1250年）和埃伯斯纸草卷（约公元前1600年）中详尽的记录，每一部文献都详细描述了关于疾病、解剖和治疗的知识。从这些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埃及人对人体解剖有着非常精确的理解——这得益于他们在木乃伊制作过程中所获得的关于人体结构和自然平衡的深入的第一手资料。考虑到很多医师同时也是祭司，他们很可能是先从神圣的木乃伊制作过程中获得了经验，然后才着手处理活人的问题。而这些知识使得古埃及的治疗者几乎有能力处理任何疾病。

祭司和医生并不总是一体的，不过很多人同时涉足这两个领域，比如这里就描绘了一名祭司在为一名音乐家治疗眼盲

“当你发现患者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有个软组织肿块的时候，如果患者的皮肤是正常的，而那个肿块在你的手指下面滑动”，埃伯斯纸草卷在讨论肿块和潜在的肿瘤时写道：“那么你必须对患者说：‘这是个肉瘤，我可以治疗这个疾病，我可以试着用火来治疗它，因为烧灼可以使之痊愈。’当你遇到一个侵犯到脉管的肿块时，它已经在体内形成了肿瘤。当你用手指检查它的时候，会觉得它像石头一样硬，这时你应该说：‘这是一个侵犯到脉管的肿瘤，我将用刀来治疗它。’”

虽然无论对于哪种肿块，使用火疗都让人心惊肉跳，不过古埃及医疗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其对待患者的态度，这正是其他古文化的医疗中所缺失的一面，这种对患者的人文关怀使得贤者、治疗者和医师在古埃及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那个时代，患者的精神健康和他所患的躯体疾病同样重要。

古埃及的医生去家访的时候会把药品和软膏装在这样的旅行箱里

外科是古埃及日常医疗实践中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并不像如今一样是个专科，而是每个医生都必须掌握的，在需要时可以随时随地应用的技术。根据我们前面列出的文献，当时进行的大多数手术都旨在处理外伤，没有一种手术深入到身体内部。有趣的是，许多我们今天常见的外科手术——眼科手术、牙科手术和接生手术——在当时都没有开展或找不到存在的证据。更奇怪的是，没有任何贵族甚至是法老本人接受眼科手术的的记录——考虑到眼睛在埃及符号学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点就更令人好奇了。除了对眼部疾病进行局部药物治疗之外，再找不到其他相关的记录了。

在古埃及的医疗实践中，外科是领先于世界的，因为和其他同时期的文明不同，古埃及已经发展出了完备的书面语言。因此医师和治疗者可以把诊断和治疗方法记录在案，注明哪些疗法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可惜这一时期的医学教科书没有流传至今，不过我们相信类似艾德温·史密斯纸草卷这样的文献就是基于这些经验整理而成的，因此它们对于我们理解那时的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

埃及人将可能需要进行外科手术的病例分为三类：可以治疗的、有争议的和无法治疗的。可治疗的病例是一个医生可以立刻解决的，而在有争议的病例中，患者有可能从当前的疾病中康复。如果患者显示出康复的迹象，那么治疗者就会根据情况选择恰当的外科手术。

所有的手术都在浅表的部位进行。没有深入到人体内部的操作，因为除了酒精以外，当时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麻醉手段。我们知道埃及人会用夹板来接骨，也会缝合较大的伤口、处理皮肤并发症。当然，众所周知，他们也非常善于使用绷带。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敢把手术刀作为治疗的一部分。医生们会施行包皮环切术。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文化传统还是出于宗教信仰的需要，不过发掘出来的纸草卷中经常提到医生们遇到外国人是不进行包皮环切的。

很多从古埃及时代发掘出来的工具被认为和木乃伊制作的过程有关，这一过程需要深入人体内部的外科手术。这些工具——包括手术刀的原型——很可能会被用在包皮环切、截肢和其他一些手术当中。

这座浮雕上展示了当时的医生所使用的各种各样的外科工具

除了切除囊肿和肿瘤，文献中还记载了进行截肢手术的病例。经历这种可怕手术的患者有很高的存活率，古埃及的医生有着丰富的知识，身边还有大量可用于医疗的自然资源，这意味着古代的全科医生有能力治疗非常严重的疾病。举例来说，被截肢的患者可能会服用柳树萃取物来止痛，有些还会接受创面的烧灼治疗来杀菌消毒。

应用草药的知识远比外科技术传播广泛，这些知识已经融入到了当地治疗者的日常实践之中。薄荷和葛缕子被用于治疗胸痛；芥末籽、芦荟和杜松被用于治疗头痛；罂粟籽被用于治疗失眠和烧伤；樟脑用来控制呕吐发作，芥末籽被用作催吐剂。随着埃及在古、中、新王国时期不断扩张疆域，来自利比亚、迦南、努比亚，甚至远至亚洲的商人陆续带来了新的草药配方。

古埃及治疗者所用的药物大部分取之于自然——比如经过压榨和研磨的花朵

然而，所有这些解剖学知识和实用方剂似乎都与深深扎根于古埃及社会的宗教信仰背道而驰。在古埃及人的宇宙观中，魔法和科学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所以他们的医疗实践中充满了神学观点也就毫不奇怪了。他们认为魔鬼或恶灵是某些疾病的病因。古埃及的医生倾向于采用一元论的观点来看待疾病，他们不认为精神疾病和躯体疾病有什么差别。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古代的治疗者不重视患者的精神健康——文献译本中特别提到要让患者保存放松的心态并和他们一起探讨病情，这就说明了这一点——不过，我们可以推测，他们把精神疾患当成是躯体病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另有其他确切的病因。这使得我们不禁想知道古埃及人究竟是怎么处理精神疾病的，由于医生们都与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神庙关系密切，所以他们很可能会咨询高阶祭司，到神庙里祈祷寻求神灵的帮助。

有些诊疗过程是基于“交感巫术”的。和其他许多文明一样，古埃及人对动物世界怀有深深的敬意和崇拜，他们相信通过吃动物的肉可以获得某些动物具备的优秀特质（勇气、韧性、强壮的体魄）。举例来说，他们把猪眼睛看作治疗失明的手段之一，并希望以此能够把动物的视力转移到患者身上。

所有这些疗法，从背诵咒语到使用药膏和药剂，都是基于医生对患者的基本观点：通道理论。这一概念和佛教的查克拉或中世纪的“体液平衡”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躯体、意识和灵魂被认为是一体的，有46个躯体通道遍布全身并和心脏相连，换句话说，这些通道就是静脉、动脉和肠道。通常认为魔鬼或其他外力会阻塞这些通道，导致内部的失衡。

当然，把内部精神冲突作为诊断，可能是古埃及医生很容易采取的一种化繁为简的方法，因为一方面他们缺乏对复杂医学现象的理解，另一方面又需要满足自己深入骨髓的宗教观念。他们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平衡两者的。

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古埃及的治疗者都是当时社会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员之一。所以印何阗——这位知识渊博的医生（他经常被称为第一个真正的医学先驱）——在死后的一千多年被奉为治疗与护理之神也就顺理成章了。一个典型的埃及医生的形象是这样的：多才多艺，横跨多个领域，同时又能给王国的人民带来健康。

本文经授权摘自《人类健康史》，标题为编者所拟。

《人类健康史》，【英】艾米·贝斯特/编著 王晔/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21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