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绅士”的张仲礼，曾提交过8个“一号议案”

编者按：著名经济学家、上海社科院老院长张仲礼先生于2015年9月19日下午4:40在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5岁。

张老先生“中国绅士”研究堪称经典，开辟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为我国人文社科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张仲礼在连续四届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领衔和参与发起的议案有61件，其中8件成为“1号议案”，故此得“议案大王”之雅号。在人们的眼中，张仲礼是一位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忠厚长者”。

此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题为《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第一人”》，由《社会科学报》授权澎湃新闻刊载。

学术贡献远不止于中国绅士研究

张仲礼先生的学术生涯始于经济学，奠定其学术地位的“中国绅士”研究则开拓了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新领域，而其学术成果远不止于此。据不完全统计，张仲礼编著的作品共36部，约1800万字，课题成果和文章不计入内。在他的学生、黄浦区原副区长沈祖炜看来，张仲礼的学术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美国从事的中国绅士研究、回国以后的企业史研究和1990年前后开始的城市史研究。

张仲礼获博士学位后与家人的合影

其“中国绅士”研究堪称经典，用熊月之先生的话说，“在美国和中国的文献里，都显示这个绅士研究是最透彻的杰作，也是对中国近代历史作出重大贡献的杰作。”沈祖炜说，张仲礼从特定的社会阶层入手，对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加以科学实证的分析。他把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中扎实的史料功底和西方的数量分析数理统计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树立了一个典范。

传统中国社会，绅士这个群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解读这个群体，也是解读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在张仲礼的绅士研究著作出版之前，西方关于中国的描述或源于传教士的见闻记录，或来自西方学者以他们的视角、方法和话语进行的研究，皆可谓雾里看花，一知半解。《中国绅士》的出版，第一次由中国人对中国社会进行了详尽的学术描述，可谓填补了当时中国学研究的空白。

张仲礼的博士导师弗兰兹·迈克尔先生对该书评价道:“这些研究放在一起，意味着为绅士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勾画出了一些大纲。”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也对这本书赞赏有加，称《中国绅士》是一本从有功名的人的意义来研究中国绅士的最透彻的统计研究著作。《美国历史评论》更是称此书是“一本对中国近代制度史作出重大贡献的研究著作”。《中国绅士》成为世界中国学研究的必读参考著作，曾到哈佛大学访学的权衡研究员对此深有感触，“我一介绍自己来自上海社科院，对方马上问我是否认识张仲礼博士。在课堂上，很多学生都有一本《中国绅士》，尤其是研究中国经济，这是必读的参考书。”

张仲礼回国后从事的企业史研究同样影响重大。“文革”前，他重点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史和上海工业史，出版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荣家企业史料》等；改革开放后，他把研究重点转到外国在华企业，合作的主要成果包括《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沙逊集团在旧中国》、《太古集团在旧中国》等。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和学术环境下，阶级斗争是基本话语，在研究企业史的时候突出劳资纠纷的研究，而往往忽略企业管理方面的研究。张仲礼将绅士研究中的数量分析和史料梳理的研究方法运用到企业史的研究中来，并突破藩篱，做了大量企业管理和开拓市场方面的研究。这为中国今后的企业研究树立了典范，也奠定了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企业史研究的功底。甚至2008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在授予张仲礼“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时都不得不表示，张仲礼的绅士研究及对上海的外国企业的研究，“对我们理解这些现代中国历史的核心课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未，张仲礼组织社科院经济所和历史所合作搞上海城市研究，陆续推出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研究》、《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等创新性著作。“在上海城市研究完成后，接下来搞东南沿海城市研究，再接下来搞长江沿江城市研究，后两个课题将城市与中国近代联系起来，使得城市研究在整个中国得到高度重视”，沈祖炜称，张仲礼在课题开始时就已经有了如此完整和长远的布局。

当然，这些成果远不足以概括张仲礼的学术生涯。他还主持了多项决策咨询项目的研究，为上海的发展战略定位和浦东开发作出了智力贡献。新世纪以来，张仲礼意识到环保的战略意义，由此把研究重点向生态研究转移，担任上海市生态经济学会会长，并指导主编《上海资源环境蓝皮书》。仅改革开放30年来，他就完成了 30余部著作的编写，获得了1750余万字的研究成果，张仲礼谦虚地称，这完全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团队精神的充分发挥。他坦言，在其所有著作当中，《中国绅士研究》、《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和《当代经济新科学、新方法、新流派》是自己比较满意的三部重要著作。

爱国家、爱上海、爱社科研究

曾经做过上海社科院研究生部主任的张忠民研究员说，每年研究生开学典礼都会请张仲礼院长去给新生讲话，“而他每年都会勉励师生要讲‘三爱’:爱国家、爱上海、爱社会科学研究。”这“三爱”甚至成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值得继承和发扬的精神品质。同为经济史著名专家的钟祥财研究员表示，张仲礼先生从经济史学拓展到现实研究，又从现实拓展到学术之外，带动一个团队，领导整个社科院，并将自己的学术精神传递给晚辈和学生。这得益于他在30多岁就完成了自己的学术架构，得益于他的大爱和平常心。

从1983年开始，张仲礼连续当选为第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20年间，他提交了50多个议案，其中有8个被列为当年的“一号议案”，他也因此获得了“议案大王”的称号。1987年，在第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张仲礼提议，专业职称评定要经常化、制度化。这份议案成为当年全国人代会的“一号议案”，并在几个月后，即由有关部门加以落实。熊月之研究员表示，每次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张仲礼总是事先在院里找很多人听取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形成高质量的议案。在他的议案中，不仅有他所从事的经济学及社会科学领域的议题，还有大量与百姓息息相关、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相当数量的议案都很快引起了反响，对解决问题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如今广为人知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证券法》、《反腐败法》等，都是由他首先提出议案，并得到政府的重视，及时加以制订、实施的。

张仲礼在人代会上

他还不遗余力地重点培养年轻的学术力量。张仲礼利用自己在欧美的影响，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年轻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他说年轻学者多到世界各地去接触比较好的学院和优秀的教授，参与他们的学术讨论会，对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都有帮助。尤其是学习国外探究问题的精神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对年轻人进一步开展研究绝对有好处。他个人拿出近100万元，在上海社科院设立“张仲礼学术奖励基金”，用来奖励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促进科研后备力量的培养。曾获这个奖项的权衡研究员表示，迄今一共有27名中青年研究人员获得这个奖，而这批获奖人员现在也都成为社科院的科研骨干和社会上各领域的优秀代表。

张仲礼参观上海解放60周年时的签名照

享誉国际的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曾说，张仲礼先生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情感，历久弥深。即便经历动荡，曾经举步维艰，四顾茫然，但他从不言悔，总是向前看。而他也以自己的学识和意见，赢得了政府和人民对于知识的尊重与对于知识分子的信赖。2008年，一次张仲礼学术思想座谈会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炜在贺信中说，您一贯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忠厚长者”是我们对您的共同评价。可见，“忠厚长者”四字，可以作为张仲礼先生人格魅力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