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当三线女工老了，谁来守护她们的晚年

今年80岁的孙奶奶，于1966年跟着丈夫从沈阳来到四川支援三线建设，在100厂做保管员，一辈子都和航天航空打交道。

王阿姨13岁跟随父母来到长征制药厂，而弟弟留在石家庄读书，“我和我的弟弟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王阿姨在制药厂生活了50余年，64岁的她说，“我们那个时候简单、单纯，虽然很艰苦但是也更容易满足。确实是青春无悔，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人。”

2021年寒假期间，笔者和4位同学组成调研小组，在贵州、四川两省四市，分成小组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田野调查，通过熟人介绍、实地走访的方式，采访了24位工人，其中21位是女性工人，这21位女性最早于上世纪60年代迁移到三线地区，分别在15个工厂工作，并在当地生活至今。孙奶奶和张阿姨是其中的采访者。

在田野过程中，一些曾经历三线建设的老人对团队成员诉说着她们特有的人生经历，并提供了工厂厂志、厂史、照片等珍贵的历史材料。在口述中，我们听到了工人们参与三线建设与亲人分离的回忆，听到了用双手一砖一瓦建起厂房的决心，听到了她们对于自己为此奉献青春的怀念。

新中国建立以后，伴随着中央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确立，中国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等大小单元都被纳入国家的统一控制之下。学者蒋永萍在《“家国同构”与妇女性别角色的双重建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的国家与妇女》一文中将其总结为“计划经济时期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家国一体’的社会治理模式”，即“在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国家的统一计划下，公与私、社会与家庭、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这种模式深深影响了当时个体的生命历程，1960年代开始的三线建设也镶嵌在这一模式中。三线建设是国家开启的一场工业迁移运动——大部分重工业、军工厂和科研基地和工人都响应号召，举家迁入中国西部的大三线地区，主要位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以及西北的陕西、青海、甘肃等省。也就是在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众多女性工人参与到三线建设中，她们在三线建设中参加劳动、工作调动，极大的生产热情和丰富的家庭情感皆体现那个时代下“家国一体”模式在个体身上留下的烙印。她们即笔者所称“三线女工”，她们在为国、为家的奉献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笔者对计划经济时期三线女工在“国”“厂”“家”三个层面的境遇展开了分析论述。从“国”至“厂”、再由“厂”至“家”，社会情境、文化生态与角色心理便相互缠绕在一起，共同展示出生动、鲜活的女工生活历史。

在参与了三线建设后，她们参与到去性别化、同工同酬的劳动中，男工与女工进行着完全相同的生产劳动，生理性的差异被完全忽略了。在生产之外，工厂中的女工委员会也在妇女劳动权益、社会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她们共同行事、彼此分享互助、协调矛盾的重要渠道。

在妇女解放和家国一体的背景下，三线女工的经历也极具“家”的色彩，这不仅代表了其为“家庭人”的角色，更意味着“性别人”的身份所带来的独特体验。“家”在此具有三种意义：首先，是作为生活载体的居住空间；而后，是进行家务劳动和角色分工的独立生产单位；最后，是作为情感与关系连结的家庭结构。

三线工厂由工人用双手建起，在“干打垒”般的住房中，工人的衣食住行条件都极为艰苦。比如孙奶奶提到：“那时候真的是太难了，来的时候都住的干打垒，知道有砖也不让你去建砖房。吃的都是定量，我那时候30多斤一个月，去吃饭都不敢吃的特别饱。也没有自来水，我们都要自己去农场里挑的。” 此外，“羊拉屎”般散落的住房导致工厂与家属区之间距离较远，加之不便的交通为孕期的女工上班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比如她们需要在大厂车上爬上爬下。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劳动生产的“去性别化”也渗透到家庭中，女性同样作为单位职工进行劳动，因此在家庭中，男性与女性通常共同承担家务劳动。但与此同时，女性仍然对家庭承担着更多的责任，传统父权制所施加的影响仍在延续。彼时仍然存在的“家属工”就是一个典型，因“照顾家属”的政策，女性被赋予工人阶级身份，在工厂的托儿所、食堂等做一些后勤保障工作。

此外，三线建设的迁移性影响了女工的家庭结构和情感，工人经历了一个家庭结构断裂与重塑的过程，女工也因其所背负的抚养子女、照管家庭的责任有着更深的情感体验。在没有建起托儿所的早期工厂或是流动单位中，三线建设带来了她们与子女的分离，甚至在几年后与孩子相见时，孩子已经不认得她们。如果与子代分离所带来的影响能够因时间渐长而消散，那么参与三线建设，与其父母的离别留下的则是无法抹去的遗憾。孙奶奶向笔者分享了她的经历：“那是1971年。我父亲死了以后，妹妹就来个电报，就说老头过世了。我挺难过的，我母亲也哭了，她带我家的孩子，老头死了也没见着，后来（我）再也没回北方。”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和工业的不断转型，女工作为“半边天”的荣光逐渐褪去。对于女工来说，她们将青春、中年奉献在工厂之中，老后也几乎完全依赖于工厂的支持。然而，伴随计划经济体制的转轨、单位制的解体、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被迫改革管理方式的诸多三线工厂失去了国家统筹和计划经济的庇佑，和其他企业同样遭受着市场化的冲击，这些企业或被收购，或倒闭，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经营危机。尽管一些工厂尝试改变经营策略、生产民用产品面向市场，但仍旧陷入经营困境。工人们的生活因为工厂的式微而面临困境。在与我们交谈的三线女工中，最年轻的51岁，最年长的83岁。

在养老金方面，不少三线建设工厂因经营不善被收购或转让，对于老、病、死主要依附于工厂的退休三线工人来说，这势必会导致其福利待遇的降低，甚至影响到工人的整个家庭。此外，管理主体的改变使得已退休三线工人的社保管理出现纰漏，交接不清状况的频发使得退休工人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被侵害。

在医保上，三线工厂经营不善和收入锐减给仰赖工厂退休金生存的第一代三线工人造成影响：退休工资微薄、退休福利难以保证。此外，长年奉献于三线建设的一代工人不免因劳作而罹患疾病，但有限的医保额度却难以满足他们的药物购买需求。特别是一些从事有害工种的女工，身体受到严重影响，如果不幸因大病住院，他们的境况则会愈加窘迫。

三线工人是国家政策下的强制移民，随着社会发展和工厂效益降低，当地可能未有吸收这些工人的其它产业。虽然她们对三线建设所在城市有着特殊情感，但众多从远方来此的工人仍然希望落叶归根、回归故土，却因户籍及与家庭的离散而却步。

小组成员根据研究发现及三线工厂与三线工人的现状，从历史的留存、工人的养老和妇女解放三个维度展开了政策建议：

重拾记忆，留存历史：三线建设这段历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重要一环，三线建设理应被熟知；对于曾为国家奉献终身、艰苦奋斗的三线一代更不应被忽视、三线精神在当下更应被重提和强调。

提高待遇，保障养老：对仍在未满退休年龄的工人来说，政府部门可以提供职业培训，帮助工人提高再就业的能力和竞争优势；同时也可以动员本地相关企业，畅通渠道，为其提供再就业的机会与途径。对三线建设的一代退休工人遭遇的工资低、医疗保险额度不够、社保交接导致权益受损、户口迁移困难等多重困境，国家可以适当提高对三线建设退休老人的社会福利与保障，在原有工资基础上视具体情况增加补助。

“男女平等”与“妇女解放”：关注女性劳动者的权益，保证其在劳动领域具有与男性平等的进入机会。三线建设中女工兼具“国家人”和“家庭人”的双重身份，同时面临着工作压力和家庭事务压力，这使得女性在“被解放”的同时也陷入了新的困境。如何打破传统家庭分工的桎梏、减轻女性双重身份的压力对于解决当下性别歧视与冲突问题、促进家庭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作者程远霖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本科生，本文选摘自由程远霖、皮永习、何太皓、刘君怡和常煜合作的论文《家国之下，巾帼芳华：三线女工的性别叙事与身份实践》。该论文获得了第十七届“挑战杯”上海市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