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道
栏目
  • 视频
  • 时事
  • 财经
  • 思想
  • 生活
  • 战疫
李国庆丨追忆与白化文先生有关的两件事
天津图书馆研究馆员 李国庆
2021-07-26 14:37  来源:澎湃新闻
{{newsTimeline.name}}
{{item.occurrenceDay}}
  • {{content.occurrenceTime}}
    {{content.name}}
全部展开
收起时间线
白化文先生

白化文先生

2021年7月6日六时二十分,白化文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一岁。我与白老交往始于二十年前,斯事历历在目,恍如眼前。
二十年前,白老曾为拙著《弢翁藏书年谱》撰写书评,刊载在《津图学刊》2001年第二期。这是我与他交往的第一件事。
这篇书评不足千字,提供的信息量却很大。其中言及传世古籍善本情况,说:“从解放初开始,我们的时代早已是一个化私为公的时代,对善本书籍来说,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文革’毁灭了许多书籍,也促使上述情况的进度加速。善本书现存只有那么一些,据说真正的宋本(还主要是南宋本)也就仅剩下一千多种了。大多数的善本,从南北朝隋唐等写本到宋辽金西夏、元明清等刻本、写本等,绝大多数庋藏在中外大小图书馆中。”
在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中,古籍文献经历兵燹水火及虫蛀鼠啃等人为与自然“厄运”,千不存一,传世甚少。白老说真正的宋本仅剩一千多种,确属实情。近年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编印《中华再造善本》,几乎将传世的宋元版古籍囊括其中,使这些珍贵古籍化身千百、永传后世。白老曾担任这套国家级《中华再造善本》的学术顾问,我因忝列是书编纂办公室科员之职,有机会聆听他的高见,获益良多。
白老在书评中也提及周叔弢先生藏书情况。他说:“作为私人藏书家,绝不可能再有像弢翁这样的大藏书家了。弢翁可说是最后一位私人大藏书家。说弢翁是藏书家,绝非过誉。因为他老人家将几乎全部藏书(特别是所有的善本)化私为公。这样就避免了具如《古今典籍聚散考》等书中所引述的,隋牛弘论‘五厄’以下的无数次令人扼腕的书籍毁散,尤其是清代私人藏书的聚散。特别应当提出的是,弢翁是一位立足于读书、用书的藏书家,他老人家不但得书后勤读,而且笔头最勤,留下了大批题识、批语,还有大量有关书籍的往来信件和其他资料,又由于受人重视(如保留弢翁致对方信件)、重要藏书基本上入藏几个几个国家级大图书馆等原因,神奇地躲过‘文革’浩劫,大部分留存下来,真是奇迹。”
白先生所言“弢翁可说是最后一位私人大藏书家”,是就传统私人藏书家风格说的。清代洪亮吉在其著作《北江诗话》中把藏书家分为五等:“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次则辨其版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简而言之,前两等的考订家和校雠家,是指学者而言,藏书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第三等的收藏家,是指一般的藏书家;第四等赏鉴家,是指传统的藏书家;第五等的掠贩家,是指书肆书贾,藏书以营利为目的。周叔弢先生沿袭了我国传统藏书家的风格,他以自己设立的“藏书五好”标准所收藏的善本古籍,量大质精,在文物性、学术性及艺术性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价值,捐献国家后,成为国家图书馆等馆藏的镇馆之宝。因为弢翁的主要藏书活动贯穿清末及民国时期,遂成我国传统藏书家的殿军,因此,白先生才称弢翁是我国最后一位大藏书家。
白先生说的“清代私人藏书的聚散”,主要指清代末年,浙江皕宋楼私人所藏的两百部珍贵宋元版古籍,被日本人捆载而去,入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成为一段文化痛史。而他所说的弢翁“笔头最勤,留下了大批题识、批语”,确是实情。作为集政治家、商业家和藏书家于一身的当代名贤,弢翁尤对古籍善本情有独钟,从政从商之暇,不惜巨资访求古籍善本。得书之后,取自己收藏的不同版本校勘,偶有所得,兴之所至,信笔在书上,或批校文字,或撰写跋语。这是一般藏书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正是弢翁留下的这些珍贵的批校跋语,为我撰写《弢翁藏书年谱》(2000年出版)提供了第一手珍贵文献。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有幸又得到了周家提供的《弢翁日记》,并择取其中涉及藏书的部分,补入《弢翁藏书年谱》增订本。   《弢翁藏书年谱》,黄山书社2000年版

《弢翁藏书年谱》,黄山书社2000年版

由于供职于天津图书馆,我有幸典守弢翁捐献的明清版古籍,多年来也一直与周家保持联系。值得一提的是,我竟然成为天津图书馆接收周家捐献最后一批藏书的经办人。这批弢翁案头常用之书是硕果仅存之物,由我代表馆方经办,与几位同事到原英租界区睦南道的弢翁家取书的情景,历历在目。弢翁1942年即立下遗嘱嘱咐后人,当天下太平时,将全部藏书捐献政府,化私为公。到捐献最后一批弢翁案头藏书时,这一捐书遗愿终于实现。斯举伟矣,英名传世。
至今难忘白先生曾当面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我可以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说弢翁”,可谓一语道破关键。所谓“前无古人”,是指此前的一般藏书家,无人像弢翁这样,解放前早就立下捐书遗嘱,解放后实现了捐书遗愿;所谓“后无来者”,是指流传于世的珍贵善本古籍如今大都陆续入藏公库,而在民间流传者寥若晨星。此后,不会再有藏书像弢翁一样规模和份量的藏书家了。
周一良先生想见我一面,也是白老告知。这个消息令我喜出望外,而又诚惶诚恐。前者是因为,一良先生身为弢翁哲嗣,是北大著名历史学家,学术地位极高,而我乃一介图书馆员,能够见到一良先生,机会难得;后者是因为,一良先生若提出若干与《年谱》有关的学术问题,或指出《年谱》存在的若干错误,岂不令人汗颜!
丑媳妇也总得见公婆。一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照白老提供的进京时间和住址,找到一良先生家。先生坐在轮椅上,向我伸出双手,我赶紧凑前,扶着他的手,看到先生慈眉善目,十分亲切,顿感担心多余。一良先生握着我的手说:“谢谢国庆先生,您为周家做了一件好事,为先父编制《藏书年谱》,做了一件我们想做而做不成的事。”简短交谈后,为了不叨扰一良先生,我起身告辞。先生将《毕竟是书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两部著作赠送给我。两书我曾多次阅读,每次都有新获。或许这就是大家著作与一般读物的区别吧。而在返津途中,一良先生说的“您做了一件我们想做而做不成的事”,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打转。弢翁的藏书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一良先生作为弢翁后人,确实没有机会翻检这些藏书,纵使有大学问,也不能为无米之炊。
几个月后,一良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八十八岁。初次见面,竟成永别。我怀念、敬仰这位米寿老人,也感谢给我提供这次见面机会的白化文先生。
我与白化文先生交往的第二件事,也在二十年前。周绍良先生是当代藏书大家,以收藏明清戏曲小说及唐代墓志拓片等稀见传本名世。白先生曾受绍良先生委托,助办其所藏唐代墓志拓片转让事。经白先生与中国书店商量,这批唐代墓志拓片最后分别转让国家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因我有幸参与其中,对斯事原委略知一二。
记得2002年3月15日,我收到国家图书馆的任继愈馆长签名寄来的《永乐大典》六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函。4月17日,参加这次研讨会期间,时任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主任的张志清先生找到我,说有一件重要的事需要商量。他说:“藏书家周绍良先生近期患病,急需一笔治疗费。他决定把自己多年收藏的一批唐代墓志拓片转让出去,已经把这批拓片放在了中国书店,委托中国书店负责运作,提出转让费两百万元。”
接着,志清说:“因国图此前已经入藏了一些唐代墓志拓片,估计其中部分拓片与这批拓片有重复。国图的意见是和天图联手购藏。国图只选缺藏部分,其余由天图购藏。这批唐代墓志拓片转让的事被一位日本人知道后,愿意出价一百五十万元拿走。当时中国书店经办此事的负责人彭震尧先生告诉这位日本人说:‘中国书店出售古籍文献,有个国内优先原则,首先考虑在国内转让。’”
听到志清说“这件事很急,需要急事急办”,我当即给天津图书馆的陆行素馆长打电话说明情况。陆馆长深知购藏这批拓片的意义,除了以稀见珍贵文献补充馆藏之不足,更重要的是要尽全力留下这批价值极高的珍贵文献,不能让其流出国门,更不能留下骂名。陆馆长对我说:“这件事非常重要,我马上向局领导汇报。”几分钟过后,他回电话说:“国庆,局长同意出钱,两馆合作拿下这批拓片。”此事就这样定了。
4月下旬的一天,我专程赴京,当面与志清商量落实两馆合购拓片事,并一起到中国书店看这批拓片。
5月9日,志清给我打来电话,聊起两馆合作购藏这批拓片的想法。他说:“今天,国图垫付的一百一十万元人民币交给了中国书店,一次性付清。周绍良先生认为自己这批唐人墓志转让国图和天图,是件幸事。原家属所定两百万元,可以打五折转让。下一步先由国图从中挑选‘章钰藏书’部分(作者注:以钤盖章钰藏书印者为据),再由天图从中挑选本馆缺藏部分,剩余一少部分归国图,入藏国图复本库。”
经统计,国家图书馆从中挑选了五百三十八种五百七十一张拓片。其中四百九十八种五百一十五张主要是著名收藏家章钰旧藏,少部分是罗振玉旧藏。其余的两千余张拓片,均是天图所不藏者,全部由本馆购入,充实了馆藏。国图垫付的一百一十万元人民币费用,结账时国图支付四十万,天图支付七十万。绍良先生获转让费一百万,中国书店收中介费十万。
7月29日,我与本馆部门同志一道,乘车专程到国图取回天图购藏的这部分唐代墓志拓片。清点和交接工作,由我(时任天图古籍部主任)和国图金石组冀亚平组长两人负责。这批拓片最终物得其所,此事完美收官。
作为当代藏书大家,绍良先生收藏唐代墓志可谓捷足先登,有眼力、有水平、有规模。
绍良先生收藏唐碑拓片始自1936年的唐史研究。先生的研究下的是死功夫。他取新旧两《唐书》对读,记录和整理其中的歧义部分,又发现《唐纪》的干支纪年与陈垣编的《二十史朔闰表》时有出入。为了掌握证据,解决学术问题,他开始收集唐人墓志拓片,利用其中墓主下葬日期的干支纪年来判定是非。当时唐人墓志拓片尚不为人留意,绍良先生日积月累,形成了唐碑和墓志拓片的特色收藏,多达四千余件。
本世纪初,在洛阳邙山等地曾有数以千计的唐代墓志出土,由此而兴起名人雅士收集的热潮。较为著名的藏家有于右任(鸳鸯七志斋)、章钰(四当斋)、张鈁(千唐志斋)及李根源(曲石精庐)等。罗振玉曾编刊《芒洛冢墓遗文》等铭文拓片集录,以便学人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上述各家收藏均转入各地博物馆,随着文物发掘工作的有计划展开,新的唐碑也陆续出土。但是,由于碑石分散各地,难觅全豹;部分图书馆(如北京图书馆)虽尽力收集,亦以不得完璧为憾。加上图书馆、博物馆等收藏部门在拓片出借、阅览上的不便,使研究者很难充分利用这批有价值的史料。
有鉴于此,1984年在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持下,由周绍良、赵超两位先生负责,编制完成了《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至此,一般学者就可利用这部大书开展唐代问题研究。这部《唐代墓志汇编》著录唐代墓志三千六百零七件,拓本中以绍良先生自藏为多,达到一千七百七十三种,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左右。
此次购藏拓片,天图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在协商购藏拓片期间,天图与中国书店往来交流增多。我们向中国书店提出,索回原属于天图旧藏的十余种古籍雕版,中国书店经过讨论,同意将原属于天图的十余种古籍雕版完璧归赵。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因中国书店业务需要,曾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和借用古籍书版,目的是刷印以广其传,并增加书店营业额。天图旧藏的十余种古籍雕版,悉数被中国书店借用。说来也巧,当时中国书店来车到津,把馆藏古籍雕版拉走的情景,我曾看了个满眼,只因当时年轻,没有参与其中,并不知道原因。借天图和国图联合购藏拓片,竟然把天图旧版归还事也连带办妥,实属幸事一桩。这十余种古籍雕版是清代民国时期刊刻的,主要包括《津门诗钞》《天津金氏家集》《天津文抄》 《屏庐丛刻》《许学四种》《重刊广瘟疫论》《补注广瘟疫论》《王仁安集》《妙莲花室诗词抄》及《戊午吟草》等。
在这批唐代墓志拓片转让成功后不久,我在绍良先生的弟子李经国先生陪同下,去看望已然病重的绍良先生,以表谢意。先生高兴地跟我说:“我与天图有不解之缘。在这以前,我把所藏的明清小说全部捐献天图。这次天图又和国图一起接收了我的全部唐代墓志拓片。”我代表天图,赠送先生本馆编印的三种藏书目录:《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善本书目》(1961年印本)、《天津图书馆藏明清小说书目》(1962年印本)和《天津市人民图书馆藏活字本书目》(1981年印本)。绍良先生把新近从韩国发现,并在中国影印出版的一部点校本、明代陆人龙撰写的《型世言》送给我。回馆后,我为此书撰写了一篇书评。
中国书店经营书业百年,以其责任担当,赢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白化文先生也因与中国书店过从甚密,间接为大家办了许多好事善事。可惜天图索回书版事,我没有当面向白老说过。可以想象,倘若白老获知竟有这等妙事,一定会含笑于九泉之域。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徐亦嘉

25
打开APP,阅读体验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