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撰书《王翊元与夫人李氏合祔墓志铭》新论
西安市长安区近年出土李商隐撰书《王翊元与夫人李氏合祔墓志铭》，是李商隐撰书的唯一存世墓志实物，受到学界关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唐长孺先生的名作《论南朝文学的北传》，以本墓志用纯粹散文写成为切入点，对唐代古文运动的发展与影响、李商隐个人的生存境遇和文学旨趣，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李商隐（812－858），字义山，号玉谿生、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迁居郑州荥阳（今河南荥阳县），晚唐著名诗人和文学家。先以文辞受知牛党令狐楚，后为李党王茂元的东床佳婿，从此卷入“牛李党争”，终生困顿不得志，年仅四十七而亡。其诗自出机杼，缛丽晦涩，号称“西昆体”，《唐诗三百首》选有二十二首，可见好之者众。同时，研究者亦众。我们整理唐长孺先生读书笔记，发现其中有读《玉谿生年谱会笺（外一种）》笔记，特别是有读《李义山诗辨正》批注。这就引起我们对李商隐其他文字材料的关注，特别是对新近出土的大中三年（849）《王翊元与夫人李氏合墓志铭》的关注。今获机缘得以亲见原拓和原石，经鉴定确属真品，遂拟撰文研究，以就教方家。在撰文研究前，先将相关学术史梳理如下。
李商隐撰书《王翊元与夫人李氏合袝墓志铭》(局部）
这方李商隐撰书墓志，系西安市长安区出土，时间约在2010年之前，拓本曾在小范围内流传。本墓志最值得关注之处，无疑就是首题左行镌刻的“李商隐撰并书”六字。志主王翊元，是李商隐岳父王茂元之弟，志记家族谱系与传世文献大致吻合。志文后署“宜阳鱼元弼刻”，此鱼元弼是当时知名刻工，其名又见大中五年（851）柳公权撰《韩复墓志》，时间与本墓志相近。这些都为“李商隐撰并书”增加了可信度。
2011年3月，时任西安交通大学艺术博物馆馆长的著名书法家钟明善先生，用自己的书法作品从私人藏家处换得志石，捐赠西交大博物馆收藏，并发表了关于本墓志的第一篇论文，对李商隐的诗文与书法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很高评价。该文首次对约1300字的志文做了释文，但由于仅发表了部分拓本的截图，释文中未能释出暂时以“□”代替的缺字无法核校，留下了些许遗憾。
2013年5月，李家骏主编的《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藏品集锦·碑石书法卷》出版，收录本墓志释文与拓本全图及放大图版。经仔细比对，释文主要照录前揭钟明善的释文，稍稍有所改进。最重要的是，正式刊布了拓本图版，给研究提供了较完整的资料。遗憾的是，本书标明是“碑石书法卷”，又为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后之非书法美术的研究者，很少有人能够留意。
李商隐撰书《王翊元与夫人李氏合袝墓志铭》(局部）
2013年7月，张玖青发表了关于本墓志的第二篇论文，其时他尚未见到公开发表的志石拓本图版，仅根据钟明善的释文，先考辨志文反映的史实，然后谈志文的文学价值及书学价值。张玖青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故能注意到志文系用古文写成，他根据传世文献记李商隐古文师法韩愈，韩愈所撰墓志皆用古文，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李商隐的墓志铭创作受到了韩愈的影响”，不为无识。但称“到了韩愈、柳宗元时期，墓志创作之所以呈现出新风尚，或与古文运动之兴起同调”，用了一个“或”，显示出对此观点尚无自信。
2015年2月，王庆卫发表了关于本墓志的第三篇论文，他虽然也没有见到公开发表的志石拓本图版，但自己藏本有墓志的志、盖拓本，具有更好的研究条件。据他介绍：“王翊元墓志并盖长宽均60厘米，志盖4行，行3字，篆书‘唐龙武将军太原王公墓志铭’（原文附有志盖图版）；志石34行，行34字，正书，有方界格，四侧线刻有兽首人身的十二生肖图案。”这是本墓志出土后，首次对其形制进行详细介绍。但有三个问题：（一）此前未闻墓志有盖。该篆书“唐龙武将军太原王公墓志铭”的志盖亦藏西交大博物馆，但李家骏主编“碑石书法卷”仅收墓志，未收该志盖，反映其时尚未确认是一盒墓志；（二）志与盖长宽尺寸不相合。“碑石书法卷”标注志石尺寸为纵62厘米，横61厘米，盖石尺寸亦应相当，与王庆卫所记尺寸存在出入；（三）志文未记何人篆盖不合制度。前揭张玖青文考证李商隐亦工篆书，而本墓志仅署“李商隐撰并书”，比照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大中八年（854）二月十一日《唐故河东郡裴氏故夫人巨鹿郡时氏墓志铭》署“乡贡进士应制科刘赟撰并书及篆盖”，乾符五年（878）五月七日《唐故太原郡王府君（文惠）墓志铭》署“乡贡进士胡蒙撰并书兼篆盖”，明显与制度违悖。当然，这些都不属本文探讨重点，可以姑置不论。王庆卫是石刻墓志研究专家，对志文史实的考订优于前人，重新做的释文也远较前人为精审，但文字标点问题仍有不少。譬如文字问题：“携子”前□是“孙”字，“汝免之”之“免”应作“勉”，“父殁且久”之“父”为“公”之误，“沃云渆月”应作“天云渊月”。标点问题另见本文下文重新做的释文，此处不赘。
2016年6月，马瑞、张燕发表了关于本墓志的第四篇论文，其时他们尚未见到王庆卫文，仅对钟明善、张玖青二文的释文进行了校订，并对部分史实及书迹、刻工、文学等进行了钩稽考论，具有一定的意义。
2017年10月29日至30日，“纪念西安碑林成立930年华诞学术研讨会”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举行，同时馆内举办“桃花依旧——唐代诗人墓志特展”，首次在西交大博物馆外展出了本墓志的原拓，引起参会代表的极大兴趣。本文作者之一参加了这次盛会，亲见本墓志的原拓，消除了部分疑虑。
2021年3月20日上午，本文作者之一在西交大博物馆李一鸣副馆长、西交大人文学院李慧教授的陪同下参观了西交大博物馆，又亲见本墓志的原石，详细了解了墓志入藏博物馆的背景。原石形制规整，略显斑驳，石花皆系旧痕，确属真品无疑，剩下的另一部分疑虑也全部消除了。
这里先将图版与我们新做释文迻录如下 ，然后就其价值与意义进行探讨。
李商隐撰书《王翊元与夫人李氏合袝墓志铭》
唐故云麾将军右龙武将军知军事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太原县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太原王公夫人陇西李氏合祔墓志铭并序 」
李商隐撰并书 」
公姓王氏，讳翊元，字子慎，年四十五，元和十五年闰月三日，卒升平里第，从 先太师成」公讳栖曜葬万年曹村。大中二年十二月一日，夫人陇西李氏卒，明年，其孤琯卜开而」祔，得兆曰：绝气废辰，祸害之原；法当一子，而又无孙；复坎而繂，不利旧新。琯惧而号，徙于」鲍村。斩地八十亩，龙虎鸟龟，盘抱平衍。用八月十五日祔，辰在丙申。 公， 成公第四子，」善养，喜书知兵，终 父母世，不肯以前太原参军选。元和初，镇州反， 天子命取之。贼牢」未动，诸侯兵进退将望，立牙不定。 公曰：是可以有为。始起于潞。及卢从史有谋， 公因」持奏，入谒 上曰：潞有平原可战，有积谷可守，其土种马而原蚕，其人利斗而尚决，耐寒」而廉食，真赵魏屏也。 陛下何至尽其地为卢氏孙携子耶？ 上曰：取之若何？ 公密陈」如此如此。 上悦曰：汝之先以一箭射杀邢超然，后又射杀袁晁，蹙萧庭兰众，夺取李灵」曜信旗，佐韩滉修理职贡，故 孝文立龙武使为将军。汝勉之。 公辞出至潞，以乌重胤」深重可付事，因出 上意。重胤曰：健兵皆不在牙下，奈何？ 公曰：第无虑，承漼且至，有兵。」既而承漼至，会从史。前五日转得枭，使不胜者出负酒，且大哥舞。 公掌樽居中，约承漼」食，时伪醉，重胤自外入，立缚从史，事定。历左龙武、左羽林将军。恶窦中官以钱财交涉将」吏，奏逐之。十年，坐交游，退为卫将军。明年，复为左龙武，转右龙武，加御史中丞。十三年，哭」其弟参元得疾不医，至是闻 上崩，遂绝。当时文章人盛有诗诔，言 公忠孝。 夫人讳」灵素，字内德，赠仆射夷肃女，年十九归 公。琯有弟璥，为武宁尉，蚤死。三女嫁李氏，一女」嫁郑氏。 公殁且久， 公之仲兄赠司徒公，长善，始有征伐，为大诸侯。 夫人多留京师，」 奉 宗庙，训理吉凶。族姻归师，恪恪愔愔，以为本表。晚受道箓，通佛书，融冶真玄，诣绝至」极，由天云渊月，高旷舒爽，无一涓缕，际于嚣邪。噫! 古人称女师者，何少也耶。琯既以名字」为鄜御史， 夫人恒谓曰：先舅姑时，我曾梦黄人引我于华岳，见天仙所乘辎軿，神光」合开，欣响有得，汝其求为华阴令，以偿吾梦。琯求得之。罢三年，寿七十。铭曰： 」
龙武之孝，始于门户；翦扫庖烹，以事 父母。 妣考之思，窆荐以时；由孝为忠， 成公之」遗。恒阳不来，得罪 天子；帝怒曰师，往潴其垒。众曰 帝武，取彼暨此；附恃挟从，缩壳藏」尾。 帝有韩西，堕于从史；呼嚇其下，将麾以起。 公骇曰唉，走马来朝； 帝能其言，前属」之筹。 公曰有谋，可使溃销；不俾众惊，一夫之趫； 帝曰繄汝，勿缓汝劳。 公复来归，不」漏议语；得乌重胤，让告使取。贼在在轞， 公首其机；人曰师余， 公道以归。 帝嘉其来，」曰书乃勋；往践而父，北门四军。 天子之毗，戎仪鲜鲜；自百而万，貙袍豹韀。庚子 国忧，」病不果班；曰此下壤，吾弟是先。有医有巫，靡用告诉；乃诏家人，汝视丧具；讫孝讫忠， 君」亲之故。夫人之生，明德是经；配聿其才，守龟之灵。维琯无辜，不宁妇子；孝不得传，愈饬」愈理。后三十年，罔紊绳纪；谁为彤管，赐尔箴史。维此新丘，其庆弥弥； 神合福孳，后世之」纪。也矣章诗，忠孝是哀。
宜阳鱼元弼刻
当代学人对墓志的关注，无一例外都集中在史料价值、书法价值、文学价值三个方面。史料价值，对志文披露的种种信息进行考证，严格说，利用当下文献检索工具，实际并不难。就像敦煌吐鲁番出土佛经残片的比对，20世纪大家都视为畏途，到21世纪利用各种佛典检索工具，十分平常一样。书法价值，本墓志是李商隐唯一存世的书迹，意义重大自不待言；但要说如何优秀，却还很难评判。这正如前揭著名书法家钟明善先生所说：“唐代本无什么文人和书家的界限，文化人即书家，书家必须是文化人。”唐代文化人考取进士后，不能直接授官，还必须再通过吏部选官，考试“身言书判”，合格后才能授官。其中之“书”即指书法。唐代官员任选一人，都写得一手好字，这本无足为奇。文学价值，感觉更加不易评说。正如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鉴定大家杨新先生所说，古书画鉴定实际是在与古人对话，而与古人对话，先要取得对话的资格。古代画家都兼擅诗书，故古书画鉴定家必须也能诗书画创作，否则，就没有对话的资格。我们写不出李商隐那样的文字，因此也没有资格评说墓志的文学价值。那么，本墓志的价值与意义何在呢？我们以为：本墓志“序”无疑是一篇纯粹的散文。当时的墓志“序”几乎都是骈文，李商隐传世的文章绝大部分也都是骈文。李商隐为何要用散文写墓志“序”，显然是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就与前文提到的古文运动有关。
唐代的古文运动，实际上并不限于唐代，上起曹魏，下迄赵宋，时间之久与影响之大，罕有其匹，实为中国中古时期重大文化事件。古文运动的始发难者韩愈，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赞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前句的“八代”，指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八代，这是时间之久；后句上升到“道”，即所谓“文以载道”，事关“天下”文运的兴衰，这是影响之大。关于古文运动最为权威的研究，当推唐长孺先生的《论南朝文学的北传》。这篇论文是唐先生晚年思虑更加成熟之作，一般人都以为时段限于南北朝，故研究唐代古文运动者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其实大谬不然。兹先将“摘要”迻录如下：
东晋南朝，文学沿袭魏晋兴起的新风尚继续发展，讲求对仗、运典和音律的骈文成为南朝文章的主要形式，并涌现一批著名文人。十六国及北朝前期，北方由于战乱，文学亦无成就，北魏太和以后文学的复兴实质上即是仿效南朝文学的文体文风，北朝末期，南朝文学完全占领了北方文坛。隋及唐初，虽有人反对南朝轻艳、卑弱的文风，但无实效，无论朝野，时人习诵模仿的仍是南朝著名文人的文章。唐中期古文运动兴起，但由于进士科举试律赋、律诗，至于唐末，南朝以来的文学形式仍旧是文学的主流。到了宋代，古文大兴，且进士科改试经义，讲求对仗、运典和音律的文学形式才逐渐失去其影响。
本文的主要观点，“摘要”已概其要。首先可知时段实际是上起曹魏，下迄赵宋。其次可知前揭苏轼所说的“八代”，不包括北朝（北魏、北齐、北周），是因为北朝效仿南朝，是南朝的翻版，谈南朝实际已包括北朝。
李商隐撰书《王翊元与夫人李氏合袝墓志铭》(局部）
古文运动的古文指的是散文。散文的对立面是骈文。骈文是讲求对仗、运典和音律的“四六”体骈骊之文，唐代称为“今体”。骈与散对立，今与古也对立。骈文习惯铺陈辞藻，追求繁华绮丽，难免会有格式套路，较为容易模仿。唐先生先引南宋陈善《扪虱新话》曾指出王勃《滕王阁序》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名句，实本之庾信《马射赋》的“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接着又引南宋王楙《野客丛书》云：
王勃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当时以为工。仆观《骆宾王集》亦曰：“断云将野鹤俱飞，竹响共雨声相乱。”曰：“金飚将玉露俱清，柳黛与荷缃渐歇。”曰：“缁衣将素履同归，廊庙与仁湖齐致。”此类不一，则[知]当时文人皆为此等语。且勃此语不独见于《滕王阁序》。如《山亭记》（按即王勃《三月上巳祓禊序》）亦曰：“长江与斜汉争流，白云将红尘并落。”欧公《集古录》载《德州长寿寺碑》与《西清诗话》，如此等语不一。仆因观《文选》及晋、宋间集，如刘孝标、王仲宝、陆士衡、任彦升、沈休文、江文通之流，往往多有此语。信知唐人句格皆有此（自）也。李商隐曰：“青天与白水环流，红日共长安俱远。”陈子昂曰：“残霞将落日交晖，远树与孤烟共色”、“新交与旧识俱欢，林壑共烟霞对赏。”
散文则无格式套路，随心所欲，自由奔放，难以仿效。如同当下很多学人喜欢写赋。《光明日报》从2007年开始，为打造城市名片，开辟“百城赋”专栏，首篇《百城赋》发刊词即用赋体，接着西安、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沈阳等很多城市皆有赋作，说明能够写赋的学人确实不少。然则能写古文亦即散文者却寥若辰星，其难易程度自然有如天壤。
抨击骈文的呼声其实各朝各代皆有，并不始于韩愈。但维护骈文的力量也很强大。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又：“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庾信是南朝骈骊文学的代表人物，王杨卢骆是初唐继承南朝骈骊文学的中坚，他们受到抨击，杜甫都要挺身而出为他们辩护。骈文屡受抨击而依旧盛行，诚如唐先生所言，首先是与科举试律赋、律诗有关。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士大夫都想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学写骈文是他们的基本功。韩愈自己的文集不收骈文，他是进士出身，并非不会写骈文。
唐先生接着谈骈文屡受抨击而依旧盛行，其次是与当时的官文书如诏令章表书牍皆用骈文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唐先生在谈唐后期骈文大家时，先介绍李党首领李德裕，然后介绍的就是李商隐。其言甚长，摘要如下：
李德裕稍后另一位杰出的骈文作家是李商隐。商隐少年为古文，不尚骈偶，后来入令狐楚幕府, 令狐楚是骈文名家，商隐始改作“今体”，⋯⋯商隐《樊南甲集·自序》⋯⋯称其集本名《樊南四六》，均为骈文，亦即“今体”，可知当时流行的文体为骈文。商隐从令孤楚作章奏，以后又任秘书房中官，流鉴古籍，“咽噱于任（昉）、范（云）、徐（陵）、庾（信）之间”，可知他于江左遗文研习甚深。⋯⋯商隐骈文为晚唐之冠。⋯⋯[即使称]为唐代杰出的骈文大家，[也]并非虚诬。
李商隐原学古文亦即散文，后来从令狐楚改学“今体”即骈文，自然应与准备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有关。其《樊南甲集·自序》提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三者，清徐树谷笺云：“樊南之诗，不师汉、魏，而师少陵（杜甫）；其[古]文，不师班、马，而师昌黎（韩愈）；其四六，不师徐、庾，而师彭阳（令狐楚）。”然则李商隐散文师法韩愈，而自编文集，名曰《樊南四六》，不收散文，与韩愈自己的文集不收骈文截然不同。这是为何？恐怕与李商隐的境遇有关。
本墓志记王翊元与夫人李氏合祔时间是大中三年（849）八月十五日，李商隐撰书应在此稍前。是年李商隐三十八岁，距其考取进士已有十二年。正月至十月，先被选为盩厔（今陕西周至）尉，盩厔属京兆府，是京县，其尉从八品下，显然不能令商隐本人满意；稍后谒京兆尹郑涓，涓留为假参军事，京兆府参军事正八品上，比盩厔尉高三阶，商隐勉强接受，留在长安。但“假”意谓代理，并非正式官职。本墓志“李商隐撰并书”前未署官职，应是在假参军事任上所撰。商隐在假参军事任上专掌章奏。他在其他幕府当幕僚也主要是掌章奏。章奏是骈文，骈文是当时官场的应用文。商隐被誉为唐代骈文大家，晚唐骈文之冠，实际与他的工作性质有很大关系。韩愈官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朝廷三品大员，早已不靠章奏谋生，故能自编文集将骈文弃如敝屣。而商隐的《樊南甲集》编定于大中元年（847），当时三十六岁，仕途尚任重道远，还得靠章奏谋生，故尽管仰慕韩愈，却不得不扬骈抑散反其道而行之。境遇逼人，莫可如何！
至于以纯粹散文撰写本墓志，无疑也与时代相关。北朝时期，关东地区率先接受南朝文学，碑志均用骈文，人所共知，无须多说。《周书·庾信传》记西魏时南朝文学代表人物庾信入关，特受信重，云：“群公碑志，多相请托。”关中从此也接受南朝文学。是后，南北一统，碑志均用骈文。贞元中，韩愈发起古文运动，之后专用散文写碑志，包括名作《平淮西碑》和《柳子厚墓志铭》，到李商隐撰写本墓志时，已过半个世纪，不能说没有影响。唐先生说：
从周绍良先生主编《唐代墓志汇编》所收贞元（785－805）到唐末九百余方墓志看，古文运动兴起后，墓志还是以骈骊文为主。贞元到大中以前五百六十多方墓志中，骈骊体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而散文体墓志也都夹杂着骈骊句式。大和时期，我们才发现了像韩愈那样纯用散文写成的墓志，到大中（847－860）时，这种情况尤为多见，但骈体墓志仍多于散体墓志，而且大中以后直至唐末，骈骊文在墓志中又再度兴盛，占绝对优势。
唐先生所说“到大中时，这种（用散文写墓志）情况尤为多见”，与李商隐大中三年撰写本墓志，时间正相吻合。由于李商隐身份特殊，本墓志的出土，为唐先生的发现和古文运动在唐代的影响，增加了一条例证，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商隐塑像
关于李商隐撰写的碑志，过去仅知有一方《白居易墓碑铭》和一方《彭阳公墓志铭》，但仅《白居易墓碑铭》今存，《彭阳公墓志铭》已佚。本墓志的出土，不仅成为李商隐撰写的唯一存世墓志，还是他撰书的唯一存世墓志实物，意义原本就极为重要。此外，本墓志用纯粹散文写成，对于研究唐代古文运动的发展与影响，李商隐个人的生存境遇和文学旨趣，也都有着重要意义。就此而言，这方李商隐撰书墓志，值得我们倍加珍视！
（本文作者单位：刘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王素，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原文标题为《李商隐撰书〈王翊元与夫人李氏合祔墓志铭〉新论》，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7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刊时，注释未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