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无名烈士墓(上)平型关556具遗骨,只找到72个名字

澎湃新闻记者 黄芳 发自山西
2015-09-02 08:14
来源:澎湃新闻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摘自穆旦《森林之魅 ——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楔子】

少有人比李怀静对这墓园内的四季更替,花草兴衰更熟悉。这位有28年“园龄”的平型关烈士陵园管理员,无数次扫起飘落在24个白色坟冢周围的落叶,却只能想象合葬冢内的556具战士遗骨属于怎样的名字。

1937年9月平型关一役,八路军第115师伏击日军板垣第五师团辎重车队及护卫部队,“歼敌如麻”,取得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首个大胜仗,极大提振我军士气。

78年过去,在旧战场山西灵丘,已几乎找不到战争的亲历者,就连阵亡烈士的名字也在消逝:平型关烈士坟冢未立墓碑。战后收殓遗骨时仅有123人有名字记录,它们被用油漆写在装殓骨灰的瓦缸上入葬。而几十年过去,这些深埋地下的名字,油漆已经模糊,字迹还能辨识者仅72人。

距平型关1500公里的湖南长沙春华镇,77岁的浙江永康老人裘爱卿时隔74年后终于“找到”了父亲。

1941年9月,国民革命军74军与数万日军在长沙县春华山鏖战三天,因腹背受敌死伤官兵近5000人,阵地化为焦土。

裘爱卿的父亲,74军51师下士裘彩贵在这场恶战中牺牲,他和一众战友被合葬在春华山,只留下一块书有“中央阵亡将士”的无名墓碑。

几千烈士的遗骸融入春华山的泥土。那块无名碑也在时移世易间命运坎坷:在“文革”期间它被砸后挪作田间的垫脚石任人践踏,所幸得村民刘金国覆土保护。多年来,这位农民四处写信找寻烈士亲人。

今年7月,经过湘浙两地志愿者联动,有9位阵亡将士的亲人被成功找到,而墓园和纪念馆也在筹建中。

一个月后,在中缅边城云南腾冲,滇西抗战纪念馆的一处陈列台,数百枚质地不一的远征军徽章就像方阵里的士兵排列着。曾多次进出“野人山”的媒体人李根志说,它们在野人山的河谷被发现,每一枚的主人都可能是在这蛮荒的原始森林中屈死的战士。

1942年10万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伤亡近6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死于野人山。滇西抗战研究学者戈叔亚说,在当时恶劣的条件下,在野人山牺牲的远征军遗体多被遗弃,更不用说立一块墓碑……

全面抗战八年,380万中国将士的伤亡换来惨胜。很多被草草掩埋,客死他乡乃至他国,没能留下一块刻有名字的墓碑。各地近些年不断加强墓园和纪念馆的建设,但对这段历史的挖掘仍远远不够。

2015年7月中旬到8月上旬,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历时一月,先后走访了湖南长沙、溆浦、平江,云南昆明、腾冲、龙陵,山西灵丘等三省七地,重返1937年到1945年的五场战役旧战场,去追寻那些无名墓地的前世今生,它们也是当下抗战遗址的缩影。

历史并不遥远。长眠地下的百万中国军人为证。

(一)

“平型关确实是伏击敌人的理想地域。”聂荣臻元帅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内长城要隘之一的平型关,距灵丘县城35公里,西去雁门关115公里。此处地形险要,因形状如瓶,古称“瓶形寨”。平型关北立恒山,南矗五台山,皆是陡峻的断块山,是晋北的交通障碍。而连接两山间的通道穿平型关而过,东接北京西的紫荆关,西接雁门关,古来便是北京西面的重要藩屏。

1937年的中国,实在太需要一场胜利。“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华北战场接连失利,日军轻取平津后,集结30万兵力沿交通要道西进南下,长驱直入侵占南口、张家口、大同、涿州、保定、沧州,妄图“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在山西大同灵丘县的山沟里,日军上千人在平型关一战中被八路军歼灭。澎湃新闻记者 赵昀 图

“从河北、北京到山西,平型关是连接这三地的要隘,兵家必争之地。”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平型关战役研究学者高凤山向澎湃新闻分析,“从平型关到山西忻口是一个180公里长的战略走廊,控制住这一走廊就控制了整个山西。而山西是华北屋脊,欲占华北必先占山西。”

9月23日,八路军总部发出命令:“第一一五师即应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进攻之敌。”就在此前一天,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步炮兵7000余人,正向平型关、东西跑池、团城口内长城发动猛烈进攻。

参加这场战役的人多年后,都难忘出征前夜的那场倾盆大雨。

685团团长杨得志记得,9月24日晚“大雨如注,狂风不止”,加上天黑路滑,行动十分困难。

“干部战士们既无雨衣,又缺御寒的衣服,只得任凭秋雨湿透征衣,沿着崎岖的山沟向前行进。”时任115师副师长的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最糟糕的是山洪爆发了,湍急的山洪咆哮着,盖住了哗哗的雨声。大家只得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手拉手结成缆索,或者拽着马尾巴从激流中趟过去。”

但水势凶猛,有的战士急于过去直接被洪水冲走。在崎岖的山梁、沟壑间摸黑冒雨急进,这场夜行军,“艰辛疲劳可以想见”(685团副团长陈正湘语)。

作战前夜,在师部指挥的115师师长林彪也一夜无眠。天明时,奉命代行师参谋长职责的孙毅推开林彪住的房间门,发现煤油灯还亮着,林彪正戴着健脑器坐在桌前看地图。“要熟悉地形地物,才能指挥好。”他打了一个哈欠,两眼继续盯着平型关东北侧乔沟至小寨、蔡峪间的峡谷古道,这是灵丘通往平型关的必经之路。根据侦察员从灵丘方向发来的情报,灵丘城日军有翌日增援平型关的迹象。

78年后的乔沟,战争烽火印记已很难寻觅,碾过泥土的不是战车而是自行车,一场山地自行车赛正在旧时战场上进行。但是,当你站在沟岸俯瞰,却很快能联想当年:由东北向西南伸展的这条沟,长约十多里,沟深数十丈不等,沟底仅能通一辆汽车。而沟道两侧是刀刃般锐薄的绝壁,南侧沟岸相对平坦,正是设伏的绝佳之处。

大雨在天放亮后停止。9月25日一早,115师兵力到达目的地,布好埋伏准备“请君入瓮”。

这场伏击战战前保密工作很是周密。“暴露与否,是胜败关键。”林彪、聂荣臻向部队反复强调。在给八路军带路勘察地形后,白崖台村的羊倌曾槐被警卫员安排待在“一块石头后”,并被告知“别往外看”。

“带路的人只能进,不能出,就怕走漏消息。”高凤山说,担任向导的人找了好几个,“每人带一段路,”直到战斗结束几位村民才让离开。

八路军战士在阻击日军。

(二)

躲在石头后的曾槐听到越来越近的“咣咣”声,他问警卫员,“这是啥?”“汽车马达声。”对方回答。

9月25日7时许,板垣师团的辎重部队和后卫部队出现了。

孙毅回忆,伏击圈右前方先是出现一个小红点,慢慢地向前移动。小红点越来越近,肉眼也能看得清清楚楚。“为首的高举一面太阳旗,接着是三路纵队的鬼子,往后是载有日本兵和军用物资的100多辆汽车,200多辆骡马大车拉着九二式步兵炮、炮弹和给养跟随其后,压阵的是骑着大洋马的骑兵。日本兵脚穿皮靴,头戴钢盔,身穿黄呢大衣,晃晃荡荡,不可一世地走着。”

“砰砰砰”,曾槐听到三声。这是发起战斗的信号弹响起,瞬间,枪声、手榴弹、喊杀声混成一片。

日军的辎重兵是担任陆军后方支援的兵种,虽不属于战斗兵种,但在需要时也需要参战,或担任警戒,或辅助步兵作战,而辎重部队各级军官多是从步兵、骑兵、炮兵、宪兵等兵种中抽调,其自身作战和指挥能力很强。

在高凤山看来,进入我军埋伏圈的板垣部队更是不容轻视的敌人。这支部队就连拉马推车的士兵都配备着步骑枪,辎重车队则配有步兵、骑兵和15名机枪手进行护卫。

如今,在平型关纪念馆展览有当年八路军的作战装备,草鞋、单衣、斗笠,步枪,刺刀,手榴弹。战后曾往阜平、五台县为八路军运送步枪和伤员的灵丘县作新村村民宋守堂老人记得,进村的八路军战士都穿着草鞋,不少官兵的脚趾出了血。每个人身上挎着一个水壶,一个小米袋,里边装着炒玉米和炒豆子。

中国的将士们就是用这些对抗装备精良的日军。

“山沟里,汽车撞汽车,人挤人,异常混乱。”聂荣臻回忆道。

八路军的步枪有的未配备刺刀,只得手提大片刀冲下沟底与敌军短兵相接,白刃肉搏。多年后,战斗的激烈与惨烈令亲历者不胜唏嘘。

聂荣臻记得,这支受过严格武士道教育的日军部队,“抵抗得十分顽强,虽然失去了指挥,仍分散着跟我们撕拼。有的趴在车轮下和沟坎上射击,有的向坡上爬,妄图夺取阵地。”

日军伤员负隅顽抗,死不投降。肉搏战时双方扭作一团,互相用牙齿咬,用拳头打。

林彪战后在文章中感慨,“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遇到过这样强的敌人。”他总结,“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

这场激战在下午5时许结束。战后的十里乔沟一片狼藉,燃烧的汽车、遗弃的武器、散落的文件、作战地图,还有遍地的尸体,乔沟峡谷公路阻塞已不能通行,直到9月28日。

现已过世的灵丘县委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首铭其时是小寨村12岁的儿童。他曾回忆起平型关战后的场景:流经小寨村的小河本来水量不大,但打仗期间,水变成红色,水流量也大了。甚至全是血水,山头、石头上、沟里都是血渍斑斑。

《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在平型关口附近的战斗》中称,其行进中的汽车联队“似遭突袭被歼灭,辎重车辆队全部覆灭。”

据研究平型关战役多年的学者高凤山考证,综合日军资料、我军将领回忆录以及阎锡山《第二战区平型关会战纪要》等不同资料记载,日军汽车队和辎重大车队两支队伍至少约有兵力1100名。另外,当日下午343旅主力东跑池攻击战毙敌100余人,当日杨成武独立团驿马岭阻击战毙敌300余人。

高凤山说,关于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一站中的伤亡情况,军史、党史研究部门出版的八路军抗战史著作中未有全面较为明确的记载。根据1937年10月的《六八五团平型关战斗详报》和1956年编印《三十八军抗日战争史》记载及谭甫仁将军的回忆,115师平型关伏击战伤亡约700人。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的平型关战役纪念馆。澎湃新闻记者 赵昀 图

(三)

战后遗体的收殓是一项大工程。起初是八路军简单清理战场,九月时节,没过几天,沟里还没来得及埋葬的遗体开始腐烂。“臭气熏天,气味难闻。”李首铭说。

随后,附近十几个村的村民也一起参与进来清扫战场。“老爷庙梁和乔沟一带血流成河,尸体一层一层的”,当时15岁的灵丘县香炉石村村民赵印和邻村的青年人,几人抬一具遗体,“沿着土楞根挖个坑坑就埋了起来。”

战情紧急,不时还有敌机低旋着过来轰炸,遗体掩埋不得不从简。赵印记得,“有三五个埋一坑的,有五六个埋一坑的,不等。”晋北百姓特地把坑挖得很深,以防洪水冲刷。

还有些在战斗中负重伤的战士还未被抬到救护所就牺牲了。战斗结束后,不到15岁的灵丘县东长城村的村民臧明远“逃难”回村,见到村外新增了一些坟冢。高凤山曾访问过多位参与掩埋八路军遗体的村民。据他们的说法,阵亡的八路军战士脖子上挂了一块记有姓名的木牌。但为防止日军扫荡时破坏,坟包上均未立墓碑。

淳朴的晋北人也为战死日军掩埋了尸体。战争令两国人民都蒙受苦难,人们在一个战死的日本士兵身上发现了他写给未婚妻的家书,“田子,来到中国一个多月了,真想回去,回到你身边。田子,此时我们来到了山西境内,这个地方四面是山。在这里,死,真是一件太平常的事情了,和我一起来的几个人都是莫名其妙地送了命。有人在前面正走着,一阵枪打过来,人就死了,死亡随时跟着我们。”

78年后,我们在平型关纪念馆看到了这封信。他属于一名叫三浦的年轻士兵。信中,他对远在日本的未婚妻说,“我要回去,等我回去之后,咱们马上结婚。”

“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从此成为八路军军歌中最嘹亮的两句歌词。

这场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战场的第一个胜仗。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向八路军慰问的电报、函件从全国各地如雪片般飞向延安和八路军总部。蒋介石也致电朱德、彭德怀:“有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指挥得宜。”

国内外的报刊都报道了这场战斗。这让世界看到了八路军,堪称一次最好的政治动员。高凤山说,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686团在山西一个镇子上招兵,应征入伍的青年排了整整一公里长。在远隔重洋的西班牙,正组织医疗队支援反法西斯战争的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也收到了八路军打胜仗的讯息。

就在当年10月,这位共产党员决定前往中国,支援抗日战争。1938年1月,白求恩率加美医疗队起程前往中国。

(四)

平型关战役后又是三十年风雨。

上世纪60年代,灵丘县兴建平型关烈士陵园。白崖台乡辛庄村村民张记成记得,县里派人来起过八路军的遗骨,由村里亲历的老者指引和认定。确信无疑的,起出后就送到县里了。

平型关烈士陵园原园长李新生曾表示,从1937年到1965年过去近30年时间,许多遗骨不可能全部进入陵园。

那些年,一到夏天山洪暴发,旧战场上常常冲出一些东西来,有时是钳子和扳子、子弹壳、罐头盒。灵丘县白崖台乡东跑池村村民吕成印说,“有时冲出的是尸骨。”

李新生说,最后平型关烈士陵园共收殓平型关战役及后来牺牲的抗战烈士遗骨556位,其中平型关战斗牺牲烈士262名(包括独立团驿马岭阻击战中牺牲52名)。刚移到烈士陵园时,每副遗骨都由一个瓦缸装殓,瓦片上标有烈士名字,但找到名字的只有123位。

他们成了眼前这24个坟冢。李怀静曾下到墓穴中得见那些安放遗骸的瓦缸。24个坟冢都是合葬,最多的放了36个瓦缸,最少的也放了4个。瓦缸上只有用油漆书写的一个孤零零的名字。

少有人知的是,平型关牺牲烈士并没有完整名录。前来祭奠的人常误会烈士纪念堂内的989位烈士名录都是在平型关战斗中牺牲,但李怀静说,那其实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不同历史时期的灵丘籍烈士名录。

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叫张文芝。在资料中无法找到有关他的更多记载,他留给世人的只有纪念堂的一行字:“张文芝,男,二十六岁,四川苍溪,一九三七年,营长,一一五师独立团,平型关”。

国家民政部门曾经两次在全国收集平型关烈士名单。李怀静说,这是唯一一位有后代联系并得到确认的烈士。多数战士牺牲时还很年轻,尚未妻娶。

78年过去,白崖台乡,林彪和聂荣臻当年临时居住的窑洞顶部已荒草丛生,残破的窗户纸被风吹得簌簌作响。门栓没锁好,走进去,不足一米六高的洞高,弓腰穿过走廊就到了一个三四平米的空间,只有一张土炕。

战斗结束后的那天晚上,林彪、聂荣臻和孙毅就挤在这张土炕上。孙毅回忆,胜利让三人都激动得睡不着觉,整晚他们都在兴致勃勃地讨论战斗的细节。聊着聊着,不知不觉鸡就叫了。

为了守墓方便,从部队复员后任管理员的李怀静在陵园一侧的三间平房里住了28年,这就是他的家,生活的喜怒哀乐都在这里发生。78年后,烈士陵园的这24个坟冢,除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团体到访瞻仰,多数时候只有李怀静与他们相对。

2011年,张文芝的孙子寻访到烈士陵园,李怀静为他和纪念塔照了一张合影。这让他感觉“心里舒服些”,“这些烈士太可怜了,没吃啥没穿啥,死了尸体也没有,连名字也没有。”

多年来,这位复员军人一直希望,能为他们立块墓碑。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平型关风雨七十年百人访谈录》,赵洪波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