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爱那些罪犯的孩子？

美国有上百万父母入狱的孩子，这些孩子很容易患上PTSD（应激障碍综合征）、抑郁症或其他精神疾病。布鲁克林的一家特殊组织正在试图帮助这些家庭。

爱伦·亚当用藏在床上的刀杀了她的伴侣。当时，21岁的她刚把两个女儿阿玛尼和吉米娅哄上床，孩子的爸爸喝得醉醺醺、骂骂咧咧地回来了。女孩们在另一间房里睡着后，这对年轻的夫妻开始争吵。

然后爱伦·亚当回忆他们开始打架，丈夫不断地重击她的头。爱伦不记得自己捅了他，只记得他倒在地上的画面，他死时肠子流了一地，周身血流成河。

这场悲剧发生在2010年，当时阿玛尼4岁，吉米娅只有2岁。阿玛尼能清晰地记得那场导致了父亲死亡的暴行全过程，以及她和妹妹站在爸爸尸体旁等救护车来的场景。

那一夜，阿玛尼和吉米娅同时失去了爸爸和妈妈：爸爸死了，妈妈坐了牢。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精神创伤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这并非个例。

他们是一群被遗忘的人

随着美国监禁率的激增，因父母坐牢而成为孤儿的孩子的数量也跟着不断上涨。皮尤慈善信托基金的一项调查显示，2009年父母有一人在坐牢或服刑的儿童超过270万，占全美国儿童人口的3.6%，而1980年这个数字只有0.8%。这些孩子许多都患上了应激障碍综合征（PTSD）或其他相关的心理疾病，比如抑郁和焦虑。

这些精神创伤与军人的孩子所经历的极为相似，他们的父母离家参军后，回来时已变了模样。过去十年有许多研究特别聚焦了这些军人子女的精神健康，2012年奥巴马总统发布了一项加强对军人及其家属的精神健康服务的政令。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父母坐牢却被打上了极端耻辱的烙印，这些孩子们的精神健康也从未受到过重视。一些拓展项目往往也止步于指导，没有涉及精神健康治疗的部分。

但阿玛尼和吉米娅，还有她们的妈妈和外婆，是少数接受全面治疗的幸运儿。她们发现“服刑犯子女（Children of Promise）”在布鲁克林有一个运作了9年的课余&暑期项目，通过篮球训练的方式为父母中有人在监狱服刑的当地孩子提供完整的精神健康治疗。

“这是一群被遗忘的人。”玛格丽特·欧哈耶告诉记者。欧哈耶是雷吉斯大学的一名研究员，专门研究在监狱服刑的家长。“监狱服刑对一个家庭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但要争取到这方面的研究资金非常难。”

与父母分离，

服刑犯子女更容易患上心理疾病

一些父母在监狱的孩子亲眼看着父母被逮捕，或在犯罪活动中暴露。还有一些孩子遭到过虐待、无视或不停辗转在众多亲戚和寄养家庭中，有些家庭能好好照顾这些孩子，但也有很多家庭做得并不好。就算在最好的情况下，孩子还是失去了父母中的一个。

种种原因叠加，造成这些父母被监禁的孩子患上抑郁症的可能性是正常孩子的三倍，同时被诊断为学习障碍的可能性也是正常孩子的两倍。他们患有许多其他生理疾病的风险也更高。

美国药物成瘾与精神健康服务中心的分支机构，青少年与家庭服务机构主管盖瑞·布洛认为，孩子遭受的精神创伤的类型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的年纪经历了父母入狱。

婴儿时期是与父母建立依存关系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失去父母，日后在情感依恋方面更容易出现问题。而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会有罪恶感和羞耻感，更容易导致敌对、焦虑和自闭。

他还补充，失去父母的精神创伤常常伴随着一系列其他问题，包括突然失去收入来源，以及孩子因为有一个罪犯父母而感到耻辱和羞愧。

父母坐牢的孩子经常在家或学校表现乖张，跟老师顶嘴或打架。他们还常将自己置于毒品、暴力甚至坐牢的风险中（但布洛提醒，也有可能是孩子成长中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而非父母坐牢这个因素本身，让这些孩子沦落到这个境地）。

现在许多项目还停留在给孩子配备指导老师，给他们树立健康的榜样（因为许多政府基金这么要求）。然而有研究表明，父母与孩子的亲密关系也能帮助孩子从童年的精神伤害中走出来。

“父母是孩子逃离压迫性压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缓冲区。”国家儿童家庭资源中心负责人安·阿德李斯特-艾斯瑞说。她还为“服刑犯子女”项目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帮助。

来自一个援助组织的案例

涉案人员中并非都是十恶不赦的坏蛋，她补充道。帮助孩子和没有暴力倾向的服刑父母重建联系也是治疗环节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服刑犯子女”项目的创始人，夏龙·康坦（孩子们叫她“康小姐”）在传统的课外项目（包括美国男孩女孩俱乐部）中工作时萌生了这个想法。

通常孩子奶奶会悄悄解释说，“孩子会这么离经叛道，是因为他爸爸进了监狱。但是他无处可去所以我只能收留他。”

仅仅在纽约，就有105,000名父母在服刑或监禁的孩子，全美国每28个孩子中就有一个父母在监禁或服刑，每9名黑人小孩中就有1名。

康坦在2006年率先建立了“服刑犯子女”组织。经过三年的募集筹款、招募人手、宣传推广和导师训练，这个组织终于打开了Bedford-Stuyvesant区一家教堂的大门。Bedford-Stuyvesant毗邻布鲁克林，是监禁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当时这个项目是纽约唯一一个针对父母在监狱服刑的孩子的课外项目。

康坦在街上派发传单来寻找需要帮助的孩子。第一批成员之一，15岁的以赛亚和12岁的以雅纳的妈妈怀德兰。孩子的父亲在以赛亚两岁时，因为谋杀和吸毒进了监狱，当时以雅纳还在襁褓中。之后，以赛亚变成了让老师、母亲头疼不已的问题学生。

“服刑犯子女”组织为以赛亚安排了专业指导当娜·盖纳，盖纳是福特汉姆大学的博士，同时也是纽约教育部的一名雇员。盖纳带着以赛亚去福特汉姆大学听课，周日还会去以赛亚家一起吃晚饭。本来盖纳只需提供1年指导，但他至今仍与以赛亚一家保持着联系，支持和维系他们的家庭关系。

2014年，以赛亚获得了纽约一家由专注青少年发展的非营利组织（the Catalog of Giving of New York City）颁发的城市英雄奖。今年夏天，他开始到市中心的一家法律事务所实习。

“实话说，如果没有这个帮扶组织，就没有今天的我。”他告诉记者，他的妹妹也在旁表示赞同。

去年，“服刑犯子女”组织已经从教堂搬到几个街区外的一所问题学校里。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副主任安娜（简称“A小姐”）和其他雇员都不确定这次的项目能否成功。

所有工作人员，包括以前参加过项目的人和他们的亲朋好友都赶来帮忙粉刷墙壁、组装家具或做一些其他的准备工作。康坦的父亲负责重建楼房，A小姐的婆婆则操刀室内设计，康坦坚持设计风格要让前来咨询的家庭有身处麦迪逊大道的感觉。

但是这种全面的支持和治疗是一笔不菲的开销。“服刑犯子女”组织雇有三名门诊医生，两名精神科专家，一名心理学家，七名社会工作实习生，还有20名非临床工作人员在暑期夏令营和课外项目中监护、指导孩子。

门诊医生会去参加孩子们在学校的运动比赛和演奏会，或者带孩子们去看电影，来让孩子觉得自己受到重视，这对成百上千万这样的孩子有很好的疗效，但这种方法很难通过项目批量复制。

对大多数需要帮助的家庭来说，强化治疗超出了他们财力物力能承受的范围。而少数接受医疗补助或其他公共保险的精神治疗所通常都人满为患，除了需要排很久队，医生和医护人员都是超负荷工作。

“大多数医生要么检查后开些药，要么诊断一下就完了。”国家监禁人员家属子女资源中心的工作人员安·阿德李斯特-艾斯瑞说。而独自照料孩子的家长，本来已经因为失去了一半收入来源而财政紧张，还必须从工作时间中抽空带孩子去看病。

作为一个课外&暑期项目，“服刑犯子女”组织努力配合这些工作的家长们繁忙的日程表。如果有些孩子在学校惹出麻烦，他们的指导老师会直接给A小姐而不是孩子的父母打电话。这对无暇从工作中抽时间来处理孩子品行问题的家长来说，减轻了不少压力。

2011年，前文提到的爱伦·亚当在里克斯岛监狱服刑时，纽约的社会工作者为她的妈妈和女儿们安排了“服刑犯子女”组织的一名门诊医生。2年后爱伦出狱时，她也一起接受了治疗。一开始，爱伦并不愿向女儿说起她们父亲死时的情形。但阿玛尼和吉米娅想要，也需要弄清楚父亲去世那晚造成的心理创伤。

阿玛尼的主治医生给爱伦设计了一系列问题，爱伦的主治医生则要决定让她怎样回答这些问题。然后，今年春天他们终于定下了方案。

“我很担心阿玛尼的反应，也担心这可能会恶化我们的关系。”爱伦表示。但爱伦还是同意了，前期的反复沟通缓解了一部分焦虑，而医生对她的充分信任也让她觉得自己变得成熟了。

爱伦一家决定等7岁的吉米娅再长大一点时，再告诉她那晚发生了什么。

当被问及会不会自己主动和女儿谈起这件事，爱伦开始哭泣。“肯定不会。”她呜咽着，“如果不是这个项目，我可能会拖到不可挽回时才告诉她，那时她一定会对我有很多愤怒和怨恨。”

在“服刑犯子女”组织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爱伦找到了工作，并递交了大学申请。她现在正在攻读公共事业学位，为继续攻读社会工作的硕士学位做准备。

“我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个焕然一新的人。”爱伦说。在“服刑犯子女”组织开始新人生吗？“噢，是的。”她和A小姐同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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