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西班牙为什么……“Podemos”？

《西班牙的灵魂：一个文明的哀伤与荣光》，[美] 约翰·克罗著，庄安祺译，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21年6月版，536页，98.00元

刚出版的美国学者约翰·克罗（John A. Crow，1906-2001）的《西班牙的灵魂:一个文明的哀伤与荣光》（原书名Spain: The Root and the Flower: An Interpretation of Spain and the Spanish People，1963、1975、1985；庄安祺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7月）是一部纵览两千多年西班牙历史的专著，该书“从伊比利亚半岛文明曙光初现起，西班牙这片土地上先后经历了罗马帝国的征服、西哥特的入侵、摩尔人的统治、基督徒的再征服运动、天主教双君的大一统、哈布斯堡和波旁王朝的兴衰、内战和佛朗哥独裁，直至后佛朗哥时代的浴火重生”，“展现了西班牙混杂多样的精神底色，阐明地处欧洲边缘的西班牙如何融合了罗马、北非、阿拉伯的世俗及宗教文化，如何迸发出文学艺术火花，如何在8个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中达到宗教热情和国家一统的巅峰，如何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却错失种种发展机遇，又如何在左翼右翼的撕裂中经历内战之殇”。（介绍语）从内容来看，该书偏重于从文化史的视角切入西班牙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通过宗教、文学、艺术、建筑等璀璨的文化成就和波澜起伏的历史潮汐展现西班牙人的精神家园与灵魂特质。从叙事上看，在史学体例规范之外还有艺文解读与实地观感，更有在思想上对西班牙千年政治动荡和最后终于成功转型过程的深刻认知。

约翰·克罗在“序言”特意申明：“虽然我在书中谨慎地呈现了佛朗哥政权与今日的民主，我并没有试图以时下流行的或记者的视角来描写当今的西班牙。本书的写作旨在分析那些引领西班牙人起起伏伏的主要潮流。……历史通常强调政治事件，我则注重于发掘引发这些政治事件的潜在情感与风俗习惯。”但即便如此，在该书中还是可以看到引领西班牙历史发展的主要潮流首先还是政治和制度性质的因素。因此虽然该书的确是有关文学、艺术、建筑的论述占更多篇幅，但是从政治文化史的视角来看或许是政治性的内涵更重要。作者于1920年代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结识西班牙著名诗人洛尔迦，此后赴马德里大学攻读并于1933年获得博士学位，期间曾融入西班牙青年知识分子圈子，与“1898年一代”有过强烈的思想共振。由于亲身经历了内战前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局势变化和政治思潮的激荡冲击，克罗即便是在以文化、艺术的独特视角揭示和诠释西班牙文化的独特个性、情感与行为模式的时候，仍然在他的历史叙事中同样表现出对西班牙现代发展道路的深刻洞见。或许对于许多读者来说，恰是这一部分更能引起共鸣和思考。

在读这部《西班牙的灵魂》的时候突然想到，现代史上的西班牙对于我们究竟有过什么影响？在我的感觉中似乎它曾经在不同程度上被忽视了，当我们在追踪现代政治哲学的发展、西方进步主义运动等社会思潮的同时，可能不少人都没有把八十年代的西班牙作为一个重要的思考对象。

据说只去过巴塞罗那，还不算真正去过西班牙。我也是这样，至今深感遗憾那年没有从巴塞罗那直奔马德里。其实，如果真正能够熟悉巴塞罗那的历史，如果真正明白为什么奥威尔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也已经不容易，也很重要。西班牙在我个人的精神成长史上留下的重要印记除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就是戈雅的《1808年五月三日的枪杀》，记忆最深的是三十多年前的某天，在电视台录制的美术欣赏节目中介绍戈雅这幅名作，说着说着竟然就有泪目之感。后来更关注的是西班牙内战，在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中认识到西班牙内战的残酷与复杂，感受到真正的左翼理想主义者面临党同伐异的意识形态污名式斗争和不惜自相残杀的内部镇压时内心的绝望与悲愤。前几年读杰里米·阿德尔曼写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传记《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贾拥民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其中有关于他参加西班牙内战的那段与奥威尔相似的经历，更使我认识到西班牙内战对二十世纪许多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前所未有的转折性意义：就如奥威尔在1946年所写的，从此以后他严肃地写下的每一行话“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体制，并为民主的社会主义体制鼓与呼”。对于许多西方青年来说，西班牙内战是从左翼知识分子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转折时期。

对佛朗哥独裁政治和后佛朗哥时代的认识，却是因为林达的《西班牙旅行笔记》（三联书店，2007年）。虽然并非历史学著作，但是作者关于西班牙民主转型的历史叙事渗透了这一代人的情感与历史认知，有很真实的存在感。比如说，“所有的人都知道，佛朗哥活着一天，他就不会容许迈出最后的一步去。……西班牙街头开始流行这样一句话：‘没有不死的人。’这是老人政治最可悲的地方。佛朗哥的死讯传出的那一刻，全西班牙都松了一口气。”（429页）还有就是，“事实证明，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和平转变的启动者，只可能是体制内的人们。他们有意愿，改革才能良性启动。这些国会议员投下赞成票的时候一定也有人会像苏亚雷兹一样想到，开始民主选举，自己就可能要退出政治舞台了。在这个时候，仍然投出赞成票，是一种精神上的骄傲”。（452页）关于西班牙的现代转型，这些话都讲得很清楚了。

前几年读过英国著名学者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的《民主的胜利：西班牙政治变革的进程》（原书名The Triumph of Democracy in Spain，1986；李永学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该书是研究西班牙从独裁走向民主的曲折历程的专著，有比较丰富的史料和详细的论述。作者认为有意愿达成妥协的西班牙新兴民主政治阶层和胡安·卡洛斯国王在遏制1981年2月的军事政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终于实现民主转型的关键因素。但是该书一些论述视角和观点也引起争议，比如作者对苏亚雷斯的看法和评价等。对我来说，更感到普雷斯顿在对历史事件和人所起作用的分析中比较缺乏有信服力的判断，其表述方式也时有散乱之嫌。

回到克罗的《西班牙的灵魂》。我的确是力图在西班牙现代史的“灵魂”中思考一个问题：西班牙为什么“Podemos”？ 或许有点意思的是，这个问句的表述方式产生于在网上看到的资料：西班牙左翼政党“我们能”（西班牙语：Podemos）党成立于2014年，由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政治学教授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图里翁创立，在现实中它似乎真的Podemos，现于西班牙众议院拥有六十九个议席，在欧洲议会内拥有五个议席。从回顾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左翼政党的命名看起来也没有辜负在1976年12月16日西班牙人民对政治改革法实行全民公投之后西班牙共产党为争取合法地位而赢得的胜利。可以说，克罗叩问“西班牙的灵魂”的终曲就是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班牙为什么“Podemos”。

当谈到罗马统治给西班牙历史带来的长远影响的时候，除了来自口语拉丁语的西班牙语言、罗马律法和基督教，实际上克罗更为强调对西班牙人的政治文化心理的形塑：“经过罗马长期的统治，西班牙的文化和心理朝完全相反的两极发展：一方面是罗马式的团结统一、中央集权和帝国制，另一方面则是非洲式的分裂、部落文化和分离主义。在接下来的数百年里，西班牙人民总是先朝向上述其中一个方向发展……于是，只能靠专制统治来稳定政治秩序。”（45页）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班牙的民主转型过程中，幸运的是西班牙在明智的领导人的引领和各阶层的合作下终于走出了它的阴影。该书最后一版是1985年，作者也没有看到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成立于1959年的巴斯克人恐怖组织“埃塔”在2006年3月22日宣布永久停火，西班牙政府立即表示审慎的欢迎态度和开始和平谈判的意愿，起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的统一与分裂的浴火斗争才看到结束的曙光。

中世纪的西班牙与其他欧洲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万两千多个大小城镇和村落中形成了多种形式的公有制，这是一种生产资料和分配资料归合作社或社区所有的制度，城镇居民享有的个人自由，比欧洲除英格兰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都要多。（147页）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也并非我们头脑中的那种刻板印象。宗教裁判所一方面是王室正走向对西班牙政治、宗教和社会的全方位统治的政治工具，对那些改宗基督教表现得不够坚定和虔诚的犹太人实行迫害，执行的是改宗不彻底等于彻底不改宗的甄别政策，于是就有了那些荒唐古怪的证据标准；另一方面却也获得底层阶级的支持，“因为他们的血统更纯净，他们的财富不那么诱人，低层阶级还把宗教裁判所视为惩罚贵族的鞭子”。（176页）当宗教裁判所成立的时候，贵族就被排除在外，王室的意图是以宗教的名义攫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巨大利益，而底层民众本来就对与贵族联姻的富有的改宗犹太人羡慕嫉妒恨，因此支持宗教裁判所打击贵族和犹太人，尤其是剥夺他们的财富。“城镇百姓万万没想到，他们就是下一批不得不向中央权威屈服的人。”（175页）古今历史上，这样的悲喜剧并不少见。

查理三世（1759-1788年在位）被认为是十八世纪最开明的君主，他的治理政策中有一项是比较特别的：由王室颁布法令，明确规定皮匠、铁匠、裁缝、鞋匠和其他手工业者的工作是“体面而光荣的；人们从事这些职业绝不会使自己或家人蒙羞，也不妨碍他获得政府工作或贵族地位”。尽管这条法令在现实中没有产生多大的实际作用，但是从中可以看到十八世纪西班牙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思想进步，当时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法国作家受到一部分西班牙知识分子的推崇。（286页）更值得肯定的是西班牙本笃会修士贝尼托·赫罗尼莫·费霍神父（Benito Jerónimo Feijóo，1676-1764年）为促进西班牙思想进步所起的作用，他撰文痛批迷信、神话、无知、经院主义、倒退、狭隘的思想，反对无用的抽象玄思和空洞赘言。令人吃惊的是，在十八世纪他的书总共印制了五十万册，他的读者比塞万提斯的还要多。“这表明，被禁锢在西班牙传统和无知泥淖中的精英知识分子，多么迫切地想吸收欧洲启蒙运动的进步元素。最终事实证明，这个泥淖实在太深，力道太强，18、19世纪之交，西班牙智识主义还是在腐败的查理四世和他品行不端的王后的宫廷中再次失败。”（287页）“这个泥淖太深”了！这是启蒙思想与西班牙专制宫廷的失败交锋，结果是原有的仇外心理卷土重来，思想专制的程度更加严重。西班牙学者梅嫩德斯·佩拉约（Menéndez Pelayo）在1881 年出版的《西班牙异端史》中说启蒙思想带来了“现代最重要的异端思想，那就是对基督神性的否定”，他指斥启蒙思想把西班牙引向邪路，使西班牙成为除士耳其和希腊之外“所有欧洲国家中科学和各重要学科最落后的国家”。（290页）这是对于启蒙思想的污名化。

关于查理三世于1788年的去世，克罗的简短评述是：“他的死也终结了西班牙获得进步政治领导的希望……这个国家仍然一如既往地打压自由主义。”（291页）这时的西班牙与俄国、奥地利等国一样，都是“用倒退来保护自己社会体系的欧洲国家”。到了费尔南多七世（Ferdinand VII）统治时期，是西班牙政治最黑暗的专制独裁时期。他重建了宗教裁判所，遏制了短暂的自由主义浪潮，并粉碎了每一种改革；他把反对他的人全关进监狱，恢复固有的特权。自由讨论也被扼杀。新国家严惩自由主义者，许多人被处以死刑，因此人们纷纷逃出西班牙。（295页）在这个黑暗时代里，唯一闪耀着一丝光芒的是戈雅的绘画作品和伟大作家拉腊（ Mariano José de Larra，  1809-1837 年）的文章。戈雅描绘了1811年大饥荒中饿得瘦骨嶙峋的妇女、儿童的绝望与无助，他为这些画起的题目是《呐喊没有用》《没人能帮助他们》《他们属于另一个种族吗？》等等。

拉腊从小在法国见识了自由主义，后来投身新闻业，他在许多文章批判西班牙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中的落后，也批判西班牙人自身，认为靠西班牙人是完全无法推动西班牙的再生，因而他极度地绝望和悲观。年仅二十八岁的他开枪自杀，令整个首都大为震惊。

在这样的令人绝望与窒息的时代氛围中，“1898年一代”登场了。“西班牙是什么？这正是‘1898年一代’的成员想要寻找的答案。他们深入研究了这个国家过去的历史和文化，想揭示西班牙真正的灵魂。”（314页）他们是才华横溢的有个性的作家、艺术家，但是他们也深陷在矛盾、苦闷和悲观之中：他们颂扬人的意志，但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意志；他们主张西班牙的欧洲化，但在他们作品中的传统却无处不在；他们渴望信仰宗教，但自己却是怀疑论者……他们“体现了现代西班牙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他们人生和作品中隐含的矛盾是他们国家的矛盾”。（315页）“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二十世纪初期的风暴中，知识分子很快发现他们不是主宰历史的力量。

西班牙第二共和国（1931-1939年）是由复杂和多元的社会力量的相互搏击和联合所建立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农民、知识分子、激进左派与温和的共和派、开明的天主教徒以及渴望自治的巴斯克人与加泰罗尼亚人构成了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民众基础。“这些形形色色的元素彼此之间，甚至在每一个团体之中，都经历了激烈的冲突。我们有理由希望他们能够长期团结在一起，把西班牙转变为现代的议会制民主国家吗？这是绝大多数西班牙人的期望和梦想。”（364页）历史的答案却是残酷的否定。

共和国议会制定了充满理想主义的新宪法，规定了普遍选举、单院制议会、政教分离、宗教自由；取消对圣职人员的经济支持，教育世俗化，借由征收私有财产进行土地改革，以及其他许多进步的立法项目。但是新宪法过于理想化，充满了不切实际的辞藻，它所承诺的远超过政府所能做到的。议会本身也很快便分裂为对立的派系，导致了局势紧张、互相指责、暴力、报复，以及极端主义在政治光谱两端的增长，最后发展为西班牙有史以来最血腥的战争——西班牙内战。虽然这也是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但有些问题在当时就已经被认识到，却无法解决。比如缺乏训练有素、超越政治的公务员，可以有效而无偏见地执行政令。（380页）

西班牙内战中支持共和国的共和军和佛朗哥的国民军不仅仅是在战场上展开厮杀，而且双方都在所控制地区残暴地屠杀被认为支持对方的非军事人员，大约有十万名西班牙人在这些野蛮的屠杀、报复中丧生。同时，“这场战争不仅仅是西班牙国内两个派系之间的斗争，也是一场德国、意大利和苏联或多或少都参与其中，以西班牙为战场，测试他们的武器和政治宣传的国际战争。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385页）美国此期驻西班牙大使克劳德·鲍尔斯（Claude G. Bowers）也是历史学家，他的观察和评论很值得参考。比如他从传媒的角度指出共和国的真实状况并非如媒体所报道的那样糟糕，并且揭露许多骚乱和罪行其实都是法西斯内奸的渗透造成的；同时他也非常清楚地指出，在战争期间共和国境内出现了无法控制的暴行、成千上万的野蛮杀戮。

最后，内战中残暴的双方都以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暴力迫使大量知识分子离开这个国家，克罗说“失去这些人是西班牙难以弥补的损失”。或者如英国学者特伦德所说：“（西班牙）在战争中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府，而是整个现代文明。”（409页）后来唯一对内战中的死难者显示了一点平等同情的是在佛朗哥主持下于1959年完工的烈士谷（Valle de los Caidos ），一个巨大的高四百五十英尺的混凝土十字架耸立在山顶，位于山内岩洞中的是巴西利卡式教堂。据佛朗哥的说法，因血腥内战而死的双方“现在和平地在此一同长眠”。内战的胜利者和失败者最后在这里都被称作“烈士”。 在随后的二战中，佛朗哥的西班牙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基本上保持了实际上的中立地位，对此美国人是知道的，并在战后对西班牙有所回报。

佛朗哥战后三十年的独裁统治在经济上取得很大进步，克罗对这种所谓的“奇迹”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虽然政府为这些发展做了很多准备，但人民的辛勤工作及牺牲才是主因”。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西班牙人在其他欧洲国家工作寄回国的大笔资金及数十亿元的外援，否则所谓的奇迹就永远不可能发生。（440页）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情况是佛朗哥政府为工人谋了很多福利，尤其是在社会立法、提高工资、社会保障、免费医疗等方面，“这一切都让西班牙更接近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政府中的任何人（与许多保守的西班牙公民）都不愿承认”。（442页）但是最关键的问题仍然存在，没有向民主政治转型的西班牙仍然无法进入欧洲政治的主流。

克罗在最后一章“佛朗哥之后的西班牙：美梦难圆”中对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的论述似乎有点简略了，比较起来林达的《旅行笔记》有详细和丰富得多的分析和论述；但是对于八十年代初期转型后的社会各方面的状况与前景，克罗的观察与思考则又显得更为丰富和全面。这种对比当然可以说明历史学家的关注点和问题意识往往与现实生活对他们的影响有紧密联系。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把两部书结合在一起阅读和思考吧。“再次回到佛朗哥西班牙的老路上，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1976年7月，苏亚雷兹（Adolfo Suarez）被国王胡安·卡洛斯任命为新首相，他是体制内的人，但新意识、新思维，有能力和体制外反对派沟通。更重要的是，在反对派眼里他的手上没有血迹，在体制内的保守派看来他是看着长大的“自己的孩子”。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这些基本条件之上，他还必须具备过人的智慧和勇气才能开出一条保守派和改革派都能接受或只能接受的温和改革道路。 1976年12月16日，西班牙人民对政治改革法实行全民公投。百分之七十八的选民参加了公投，其中高达百分之九十四点二的人赞同政治改革法。苏亚雷兹的评论简洁而到位，他说“这是常识获胜”。（《西班牙旅行笔记》，453页）“公投也悄悄地给政治家们上了一课：此后，民众要用选票说话了。政治权力的来源，将要从根本上改变：从威权体制内权力从上到下的分配传递，变成民主体内权力从民众层面产生。”（455页）最后，1977年6月15日，西班牙的成功地举行了自1936年以来的第一次民主大选，宣布了佛朗哥独裁的终结。1978年12月6日，西班牙全民公投通过宪法。百分之六十八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只有百分之七点二的人投反对票。1978年12月27日，西班牙国王胡安 ·卡洛斯签署宪法，西班牙宣布实行君主立宪制。最后一次危机是在1981年2月23日发生的军事政变，由于国王卡洛斯几个小时后在全国电视上发表谴责政变的声明而被迅速粉碎。国王明确表态，不能容忍任何企图打断人民在宪法中达成的民主进程的行为。1982年10月28日，西班牙又一次大选，被史家认为是西班牙转型的最终完成。（同上，523页）但是克罗在他的书最后说，在这个国家的心里，仍然有一个难以实现的梦。（《西班牙的灵魂》，515页）

这是指向未来的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