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臂馆︱帖木儿与鲍西娅

帖木儿，帖木儿帝国的创建者。当奥托曼帝国陷落君士坦丁堡、逼近维也纳，欧洲人在恐惧的阴影下惶惶不可终日时，帖木儿恍如神降，击败了奥托曼帝国，俘虏了它的苏丹。奥托曼帝国濒临解体，欧洲意外地解除了一次危机。

沃格林说，“在笼罩西方的奥托曼威胁之阴影的背景下，帖木儿的出现有如一颗划破暗夜（却又转瞬即逝）的流星——在西方人看来，帖木儿（相对于奥托曼帝国）是另一股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强权”，“简直像救主一样”，在西方历史学家心目中产生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的、“命定的征服者君王形象”。

这个形象，据说经过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的中介，构成马基雅维利所召唤的“神话式英雄”的灵感之源，而“对神话式英雄的召唤”又构成马基雅维利著作的核心。

如果真如沃格林所说，那么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基督教文明以统治自由人为特征的君主，正被“东方帝国不可阻挡的强权”形象，一种根本上是虚无的权势所动摇——用马基雅维利的说法，在这种帝国中，“一位主子统治，其余的人都是他的臣仆（servants）”。

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同莎士比亚戏剧中虚构的鲍西娅，自然没有什么关系。但有一件事情（严格说是有一类事情），使我觉得有理由把他们两位请到一块儿，来做一番对比。

帖木儿的相关事迹记载得很简单：据说他在围困一座叫做塞瓦斯蒂亚（Sebastia）的城市时，为了促使守军投降，承诺如果投降，他将“不流一滴血”；结果，守城士兵在投降之后全部被他活埋了。就字面的意义而言，他的确“没流一滴血”。

十八世纪欧洲国际法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瓦泰尔，在引述这个事例的时候，借助西塞罗的权威评论道：“对于使用这种诡计的人，明目张胆的托词只是加重了他们这些背信弃义、卑鄙无耻之徒的罪孽。”在法学家们那里，这一做法公然违背了有关契约解释的基本原则——语词、条文的真实含义，不能够任意地同这些语词的使用习惯相割裂。帖木儿将“不流一滴血”的字面意思，同这个说法在人际交流中通行的含义强行割裂了。

这类字面主义似乎颇受强权和暴君的青睐。例如，奥托曼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征服爱琴海岛屿尼格罗蓬特（Negropont）时，曾向某人承诺，“留着他的项上人头”（spare his head）。结果这位皇帝把他给腰斩了。

又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中的暴君克瑞翁，一旦掌握王权，为了显示他作为立法者的“品德，魄力和智慧”，便下达了一条对抗神律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埋葬带领外邦军队攻打忒拜的波吕涅克斯的尸体。波吕涅克斯的妹妹安提戈涅为了履行要求埋葬亲人的神律而违反了克瑞翁的新法。为此，克瑞翁决意惩罚他的这位外甥女，要把她处死。但是另一条禁止杀害亲人的神律阻止他杀死安提戈涅。为此，克瑞翁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把安提戈涅关进石墓，只给很少的食物，打算任由她慢慢饿死或自杀。安提戈涅最终在石墓里自杀。至此，禁止杀害亲人的神律也落入了字面主义的窠臼。

阿伽门农的妻子和她的奸夫埃癸斯托斯也曾经打算用相同的办法，来对付始终不忘为父报仇的女儿厄勒克特拉。

不过有时候，人们似乎非常正当地使用类似的策略，来避免糟糕的后果。希腊神话中也有这样的故事：厄多涅斯人的国王吕枯耳戈斯因为得罪酒神遭到报复，在疯狂中砍死了自己的儿子。这件杀亲的罪行为他的城邦招来了瘟疫。神示指示厄多涅斯人说，要处死国王，城邦才能安宁。但厄多涅斯人无权杀死国王，于是他们便把吕枯耳戈斯囚禁在山野的石洞里，任其被野兽攻击致死。

尽管有着许多类似的案例，每一个案例也都有各自的特殊之处，但它们与帖木儿案例相比，总还有些“不足”之处：

厄多涅斯人虽然使用与克瑞翁相同的办法，但他们用得很正当，那是因为他们的城邦遇到了生存危机，并且解决这个危机的办法涉及两条神律自身的冲突：一条说要杀死国王，一条则禁止他们杀死国王。

克瑞翁面临的则是他自己专断的法律和神律之间的冲突，他为了执行自己的人法而规避了神律。与此同时，安提戈涅是完全理解克瑞翁那“聪明”办法的含义的。

最后，穆罕默德二世“留着你的项上人头”的承诺，主要是这位皇帝的“恩典”，而不是与之订立契约。

而在帖木儿的例子中，“不流血”不是恩典，而是与对方订立契约的条款，是契约中交换的对价。与厄多涅斯人不同，帖木儿没有面临两条冲突的高级法。而相比于克瑞翁，帖木儿确实有一个重大的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也表现了人间立法者的“智慧”或专断的傲慢。但在另一点上又相当不同：帖木儿所决定的“不流血”条款，其真实含义是不为投降者所知晓的，安提戈涅则完全懂得关进石墓的用意。

表面上，帖木儿的诡计只是上述诸多“字面主义”策略的一个例证。但这个例证包含了非常特殊的政治哲学意义。瓦泰尔说他的做法是“明目张胆的托词”，但问题是：帖木儿为什么不干脆使用直接的欺骗手段，承诺不杀，待到对方投降后，赤裸裸地背信弃义，将他们全部杀死？

在正当的人士看来，帖木儿的诡计为他收获了“加倍的罪孽”，帖木儿本人则正好认为自己收获了“加倍的胜利”。无论是“加倍的罪孽”，还是“加倍的胜利”，我们都要找出这个多出来的一倍在哪里。

帖木儿的目的是要消灭敌人。他的诡计能够得逞的条件是，守城军队把“不流一滴血”的承诺理解为保全性命不死。因此，帖木儿完全知道他传达的承诺不只是字面义，而是它在语言交流中所具有的客观意义。所以，他在客观上同对方订立了一份“投降—不杀”的契约。但在他的幽密的内心，这份契约并不存在。他打定的主意是：“字面上的不流血/杀戮”。

“不流血”条款作为文字，连接着帖木儿私下的心思和公开的人际交流惯例。通过“字面”，帖木儿为自己确立起了一种与契约、法律以及一般而言的语言有关的新的人际关系。由于所谓的惯例或日常意义，依托的是一种交流者之间共同的伙伴关系，帖木儿的字面主义实际上便拒绝了对手们与其共享有关契约、法律以及语言意义的决定权。

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并非凭借他的“智慧”，而是凭借他手中的战争机器。他的暴力使对手任何可能的异议都归于无效。在取消了一个共同世界的同时，帖木儿同时还重新创设了一个共同世界：现在，这个共同世界就是“字面”本身，是他的世界和对手们的世界唯一的交集所在。

在这个“共同世界”中，所有人看起来都平等地“在文字之下”，包括帖木儿本人。但帖木儿的对手们在这些文字偶像面前，并不知道它们究竟代表着什么（所以，这个共同世界是虚假的共同世界，并不为他们共同“所有”）；当然他们自以为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只是当他们按照他们自行理解的意义去行动时，迎接他们的却是毁灭。只有在杀戮的暴力来到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才终于知道自己自愿向其屈首的文字是什么意思，才知道他们的意愿、理性已经统统被“取消资格”了。确切地讲，他们在死前所能学到的最后一课其实并不是“不流血”的真实意思是什么，而是他们在帖木儿面前的真实地位是什么。“字面”这个“共同世界”对于他们来说，是个引诱他们自己走进去的虚无之境，里面有捆绑他们、杀戮他们的所谓“法”在生成，只不过这些“法”是秘密法。帖木儿的诡计带来了法律的返祖现象。他们被“法律—文字—偶像”俘虏了，进入了一种听候发落的状态。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帖木儿的“字面主义”是一次恐怖的创世行动：在供奉文字偶像的宫殿里，武装起来的诡辩家，或者操弄诡辩术的武装统帅，肆意展示着他的“品德、魄力和智慧”。“字面主义”取消了伙伴世界，留下了一整块供其涂抹的真空。

我们普通人对帖木儿诡计的第一反应是，他并不是真的在“遵从”字面意义，他的整个操作无非是操弄文字。但其实他通过把文字偶像化而垄断了对文字的使用。帖木儿的“字面主义”不是某种解释原则，而是权力集中的技术。与此同时，他手中的战争机器不是执行机器，或者说不仅仅是执行机器——在他凭借暴力拒绝对手可能的异议时，暴力使帖木儿能够决定“不流血”的承诺最终是什么意思。

在这个意义上，暴力立法。瓦尔特·本雅明把这种暴力称为“神话暴力”。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请出鲍西娅来和帖木儿对阵了。她用一种看起来同帖木儿非常类似的“字面主义”策略，救了安东尼奥一命。尽管《威尼斯商人》这部剧可能充满了基督徒对犹太人的偏见，也可能暗含了罗马法与商人法的冲突——鲍西娅假冒了一名代表罗马法律的年轻博士，作了案件的法官——但鲍西娅的作为仍然富于教益。

确实，鲍西娅同样割裂了契约文字与其必然后果之间的联系，迫使契约成为一份无法执行的废纸。她在法庭上“支持”夏洛克动刀割肉时指出，契约上只写着“取一磅肉”，没有写着可以流一滴血。所以，如果夏洛克使安东尼奥流哪怕一滴血，就会面临法律的严厉惩罚。于是夏洛克无从下手，只好放弃。

可是，为什么夏洛克不能反驳鲍西娅呢？当安东尼奥与夏洛克订立借款契约的时候，他们双方都完全清楚——任何一个神智健全的人都清楚——“从胸口取一磅肉”的条款，必然意味着流血甚至丧命。所以双方在割肉但流血的问题上，必然都表示了同意，哪怕契约文字上没有写着流血的字样。安东尼奥当然不是想送死。他之所以甘愿接受这个条款，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生意有信心，自觉还得起债。可惜不走运，他在海上的商船全部失事（在戏剧的最后我们才知道这些消息不实），到了还款日期，他没钱可还。夏洛克便把他告到了威尼斯的法庭，要求履行契约。既然借款契约必定隐含着双方对于流血这个必然后果的同意，那么夏洛克难道不是可以以此进行抗辩吗？鲍西娅凭什么能够成功地实施她的“字面主义”策略？毕竟她手上可没有帖木儿的大军那样可以强使一切异议归于沉默的力量。

鲍西娅拯救安东尼奥的整个策略的关键在于：她在庭审中提出了若干实现契约的办法，其中就有朋友在法庭上当庭表示，愿意替安东尼奥偿还欠款，并且愿意出“十倍的数目”。夏洛克拒绝所有方案，只希望法庭执行原来的契约，从安东尼奥身上“取一磅肉”。夏洛克的这个立场暴露了他想致安东尼奥于死地的意图。

而且由于夏洛克拒绝了金钱偿还的办法，事实上就把他与安东尼奥之间的借贷契约，从与之联系着的商务关系这个背景中，自行割裂了出来。一份商业契约本身的意义是由它所在的商业脉络决定的。对人身的处置之所以可能被接受为契约的一个条款，全然是因为它与无法偿还债务这个对应的条件联系在一起。当夏洛克拒绝实现自己的债权而坚持惩罚条款时，他就不再把这份契约当作一份以金钱为目的的商业文书了。契约从产生它的生活——这里是商业生活——中孤立出来，变成了一堆单纯的“白纸黑字”。它丧失了使“取一磅肉”能够被当时的商业往来接受的合理语境，变成了害人（甚至杀人）这一恶意的工具。

存心害人是犯罪。正是这条禁令，阻止了夏洛克提出他的抗辩：由于“取一磅肉”必然与害人的后果联系在一起，这个条款便被“禁止恶意害人”的命令孤立起来，不再具有可执行性。夏洛克和安东尼奥在商业借贷的语境之下以默示的方式达成的合意，失去效力。

可见，鲍西娅的“字面主义”策略同帖木儿的策略针锋相对——这不仅指前者服务于一个善意而阻止了一个恶意，后者服务于杀人的恶意。更重要的是，帖木儿凭借暴力给他提供的优越地位，毁灭了使语言、契约和法律获得自身意义的共同世界，而鲍西娅这位弱女子则以语词、契约和法律同它们所处的更广泛的生活世界的联系为前提。帖木儿的“字面主义”是一套诱捕装置，鲍西娅的“字面主义”则是一种释放机制。前者扼住文字的咽喉，阻断它们与伙伴世界的联系，为的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后者将字面孤悬于世，则是为了在对比中，凸显出那个更广阔的伙伴世界所具有的力量——赋予合理性的力量。前者借着“依从文义”的假谦卑，炫耀着那“彻底虚无的权势”不可一世的傲慢；后者却在胜利的喜悦中，向伙伴组成的共同世界献上了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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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林刚，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哲学想要解释一切，政治想要改造一切。政治哲学探讨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它是两种有关“一切”的态度相遭遇的边疆地带，既连接，又区隔。我们用一些微弱的文字，在这块边疆地带建造一座叫做“螳臂馆”的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