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中古时期的地方人群与地域社会
2021年6月5日至6日，由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科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林》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中古时期的地方人群与地域社会”中国古代史工作坊暨第二期《史林》工作坊在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扬州大学等科研院所及《史林》编辑部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共同参加了此次工作坊。
会议海报
6月5日上午的开幕式上，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中国史学科带头人王剑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林》副主编王健研究员先后致辞欢迎与感谢各位与会学者，简要介绍了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科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林》杂志的相关情况，并对此次会议的研讨成果表示期待。
王剑
王健
6月5日上午场
6月5日上午的研讨会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胡阿祥教授主持。
胡阿祥
第一场报告人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学锋教授，报告题目为《弥生文化与吴越文化——中、日早期的跨海交流》。报告人综合历史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成果，指出先秦秦汉时期中国以会稽郡为核心的东部沿海地区与朝鲜半岛西南部、日本列岛之间存在着频繁的跨海交流，特别是山东半岛至江淮之间的广阔区域长期融合形成的吴越文化的东传，对日本弥生文化产生了关键影响，并揭示了“水稻种植为主要经济生活”这一吴越文化因素对日本弥生文化产生的推动作用。
张学锋
本场报告的与谈人为南京师范大学的刘可维副教授与韩茗讲师。刘可维肯定了本文对吴越文化形成的全面整理以及从中国文化视角分析弥生文化形成发展的创新性，但也对吴越文化与弥生文化在青铜冶炼技术、陶器、墓葬等方面的差异提出疑问。韩茗则指出，中国向日本跨海东渡的活动应具有危险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东渡的是产品本身、生产技术还是相关人群需要进一步思考；在强调文化交流与联系的同时，也应注意文化因素自身的独立性，不能过度淡化文化差异。
刘可维
韩茗
第二场报告人为南京师范大学薛海波副教授，题目是《论东晋北伐的巴蜀因素与门阀政治》。报告人关注东晋时期的巴蜀地区，强调巴蜀因素对东晋北伐的影响，分析出门阀权臣的平蜀行动具有集团性、政府性、投机性、排他性等特点，最终由此提出了收复巴蜀、北伐、门阀政治崩溃三者具有因果关系的政治演进线索，并衍生出显性隐性两种“三国”的构想。
薛海波
本场报告的与谈人为复旦大学仇鹿鸣教授与南京大学张今博士。仇鹿鸣肯定了本文融合了门阀政治和荆扬关系两条时空线索的方法，也指出本文对于显、隐性“三国”的定义有待细化，特别是考虑到成汉政权的短时和弱势，值得深入思考。张今则引述四川地区的墓葬文化呈现出较强的封闭性和独立性，为本文提供了新的论证角度。主持人胡阿祥随后也肯定了本文将历史政治地理之研究思路落实到了具体人物与事件中的研究方法，并建议作者深入讨论巴蜀与汉中—关中关系、巴蜀与南中关系的可能性。
仇鹿鸣
第三场报告人为山东大学孙齐副研究员，题目是《一座消失的石窟：河北宣务山石窟的研究》。报告人广泛搜集整理稀缺的调查报告、造像记、拓片等多种资料，对已完全消失的宣务山石窟做了全面介绍和研究，分析了该处石窟的开凿历史、时代和地域特征的问题，并将研究推进到周边的社会状况、佛教发展、交通等领域中。
孙齐
本场报告的与谈人为武汉大学魏斌教授与南京大学段彬博士。魏斌肯定了本文的意义和贡献，并就如何通过分析造像者、造像活动等实现造像记内容分析与地域社会研究的结合提出看法。段彬则运用美国航拍照片为本文提供了资料补充。与会的仇鹿鸣教授也参与了讨论，就文中讨论宣务山造像活动消歇原因一节发表意见，指出不应把传统政治史思路过多引入基层社会史研究中。
魏斌
段彬
6月5日下午场
6月5日下午的研讨会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学锋教授主持。
第一场报告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彬助理研究员，题目为《豪族之外：基层社会与东汉政权的性质》。报告人指出东汉豪族研究中存在较少关注族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对豪族的大土地占有关注过重两个问题，进一步结合文献、简牍、碑文等史料分析了东汉功臣集团的构成、度田政策的推行、基层组织及土地分配等内容，认为东汉政权的性质及其如何走向六朝，应该有更细致的讨论。
王彬
本场报告的与谈人为南京师范大学薛海波副教授和安徽师范大学刘萃峰讲师。薛海波肯定了本文对认识东汉社会的重大意义，也就文中涉及的度田问题发表了不同见解，并希望报告人在后续的研究中更为全面地总结出东汉政权的性质。刘萃峰则认为本文视野宏大，理论深刻，同时也指明了本文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功臣集团诸人是否为豪族、度田是否顺利推行部分的论证不足或选取史料的代表性较弱，对田亩户口资料所统计对象的认识也有不足等等。随后，主持人张学锋及与会的南京师范大学晋文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徐畅副教授都对文中涉及的度田政策展开讨论，并指出东汉初年的度田具有特殊性，应该与后续的常规度田进行区分。
刘萃峰
第二场报告人为南京师范大学陆帅讲师，报告题目为《青州乐陵：一个5-6世纪北方侨郡的出现与消亡》。报告人指出，青州乐陵郡的相关史料完整且丰富、行政区划变动小，是一个侨郡研究的成熟案例。随后报告人从出土造像材料入手，对乐陵郡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格局变动展开研究，并对乐陵地区的社会经济特征、豪族共同体的消解等问题进行了展望。
陆帅
本场报告的与谈人为山东大学孙齐副研究员与扬州大学汪华龙讲师。孙齐指出青齐地区遗存丰富，是南北朝史研究的热点地区，并介绍了山东博兴龙华寺遗址考古工作的最新发现。汪华龙则提出应该关注豪族对造像活动的引领作用，进而又提出造像活动具备豪族联谊作用的可能性，同时还从地缘政治和官方导向的角度讨论了豪族造像与统治政权之间的联系。主持人张学锋随后也对本文中造像、城址等考古资料的运用给出了具体的意见。
第三场报告人是南京大学张今博士，题目为《北魏平城地区出土志墓文献研究》。报告人以北魏司马金龙墓为例分析了墓表、墓志、墓砖三种志墓文献的作用及文化源流，并广泛结合北魏平城地区出土的志墓文献，印证了平城地区人群构成的复杂性。
张今
本场报告的与谈人为北京师范大学刘莹博士后与山西大学刘兵讲师。刘莹指出，本文所选材料多属平城前期，与完整的平城时代存在差距。同时，本文应更多地关注平城地区人群构成的复杂性在志墓文化上的投射，并应进一步尝试总结平城的社会风尚。刘兵认为本文的史料整理细致，同时指出本文应增加北魏平城志墓文化与北魏前的志墓文化、南朝的志墓文化之间的对比，将出土材料的运用推进到社会层面。主持人张学锋则针对司马金龙墓中三种志墓文献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墓砖用材与墓砖商品化程度之间的关系；二是司马金龙身份特殊，因此其志墓文本未必非常具有代表性。
刘兵
第四场报告人为北京师范大学刘莹博士后，题目是《北魏在关中北部的郡县统治——以耀县出土北朝造像碑为中心》。报告人指出，北魏于太平真君七年设置北地郡并对该地实施编户统治，改变了旧有的护军体制，致使羌、胡部族的酋豪失去了政治权力。报告人随后利用该地区出土的造像碑资料，分析了酋豪在郡县体制下重新参与政治治理、表达与维持政治和社会威信的模式。
刘莹
本场报告的与谈人是南京师范大学廖基添讲师与南京大学段彬博士。廖基添指出，本文在后续的研究中还可以关注北魏长期稳定统治关中对北周产生的影响，同时也对本文所用造像碑的形制、文字书写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段彬肯定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同时指出本文涉及到护军体制改革与羌胡部落叛乱关系应多做讨论，郡县设置前酋豪如何表达政治身份也应写入文中以为对比。主持人张学锋也对造像碑的现世过程及碑文内容表现出浓厚兴趣，刘莹随即对相关碑文的著录情况做了补充说明。最后，薛海波也指出本文应对护军裁撤、部落问题解决不彻底等内容进行深入讨论。
廖基添
6月6日上午场
6月6日上午的研讨会由南京师范大学晋文教授主持。
晋文
首场报告的是报告的是扬州大学汪华龙讲师，题目为《汉代丧葬塞祷文书考论——兼论〈急就篇〉第廿五章章旨》。他首先对《香港中文大学藏序宁简》的文字、形制及券书券刺关系做了分析，随后又结合《胡场M5“神灵排位牍”》及《东阳M7木札》，总结并命名了“丧葬塞祷文书”这一简牍文类，并发掘了其作为汉代丧葬仪式的系统性知识的意义。
汪华龙
本场报告的与谈人为南京师范大学刘可维副教授与山东师范大学葛少旗讲师。刘可维关注本文对于简牍文本和形制的研究，针对具体文字的释义、《序宁简》券书组中三枚形制较为特殊的简以及“疏头”与塞祷文书的联系等问题做了相应的讨论。葛少旗则肯定了本文归纳“塞祷文书”这一新的简牍文类之贡献，并就“塞祷”的命名、塞祷文书格式固定与文字书写差异的可能性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主持人晋文则提醒，宗教性文书虽受官文书影响，但也存在自身的书写体系，同时也要注意官方祭祀与民间祭祀的差异。《史林》编辑部蒋宏达则结合明清时期的“活套”文书做了对比讨论。
第二场报告人为山东师范大学葛少旗讲师，题目是《汉晋时期地方祭祀中的圣域塑造——以成阳帝尧祭祀为中心》。报告人依据《孟郁修尧庙碑》、《成阳灵台碑》、《帝尧碑》三篇碑文论述了成阳帝尧祭祀的变化，揭示了尧陵落地和祭祀转型的变化蕴含着地方宗族和知识人对于先贤资源的争夺和地方文化的塑造。最后，他又结合东汉地方“求法食”活动指出地方祭祀转型在东汉时期是较为普遍的。
葛少旗
本场报告的与谈人为安徽师范大学刘萃峰讲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彬助理研究员。刘萃峰指出，可以尝试从仲定家族谋求自身地位、寻求地方事务主导权等角度探讨其推动帝尧祭祀转型一事，还可以运用汉代郡国庙祭祀转型的资料作为对比案例展开研究。王彬指出，根据《成阳灵台碑》碑阴的名录按照官职排列这一线索，可以尝试讨论地方与官方对于文化资源的争夺。张学锋指出应该关注推动祭祀转型的地方大族情况，并进一步关注该族在后续时代中的转型问题。仇鹿鸣则结合本文的具体论述指出应注意区分地方主导的祭祀与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官方祭祀。主持人晋文则指出，应在论述中参考谶纬材料，并与成阳以外的帝尧祭祀进行对比研究。
第三场报告人为南京师范大学赵大旺讲师，题目为《中国中古时期的佛教寺院、地方精英与民间结社》。报告人结合对社邑领袖“三官”身份的分析指出，地方精英是社邑佛教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通过组织社邑实现对地方基层的控制，并通过佛教活动巩固自身地位；而僧侣在此种活动中，往往扮演精神领袖或劝导者，对社邑的控制并不严格。
赵大旺
本场报告的与谈人为北京师范大学徐畅副教授和山西大学刘兵讲师。徐畅指出，本文“地方精英”一词的表达需要进一步精确化。文中对于三官的分析可以借鉴社会学的结构分析方法或进行个案分析，避免史料的简单排列。本文结论直接否认僧侣对社邑的控制似乎过于绝对，需要在明确社邑主导地位这一概念的基础上谨慎讨论。刘兵则指出本文学术史梳理清晰，史料掌握及运用熟练。同时，本文否定僧侣对社邑控制的结论过于极端，应分情况具体讨论。本文涉及到佛教中国化以及以地方精英领导社邑否定社邑组织的契约平等意义等内容需要进一步讨论。最后，主持人晋文总结了三场报告指出，宗教在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讨论宗教与基层社会的问题上不应把豪族和普通民众割裂开。
徐畅
6月6日下午场
6月6日下午的研讨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史林》编辑部陈磊编辑主持。
首场报告人为武汉大学梁振涛博士，题目是《唐代单于、安北二都护府管理体制考论》。报告人通过分析单于、安北二都护府管府、领羁縻府州、管户的三个管理层面，点明了二都护府的军政二元管理体制，并展开了对二都护府由“不管户”到管著籍百姓和领羁縻府州这一演变的探讨。此外，他还结合墓志资料对二都护府的户口构成、坊里设置以及辖境变化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梁振涛
本场报告的与谈人为北京师范大学徐畅副教授与南京师范大学赵大旺讲师。徐畅对本文所引用的敦煌文献提出了规范要求，并建议报告人对管理体制变化的原因、都护府下的坊里规模、二都护府的户口数据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赵大旺评价本文材料种类丰富，行文结构清晰，同时还就文中所引“王逆修墓志”发表看法，指出“逆修”一词应为宗教用语而不是墓主名字，值得进一步考虑。与会的仇鹿鸣也指出本文在论述的同时要注意安北、单于二都护府之间存在的差异。
第二场报告的是复旦大学岳思彤硕士，题目为《场与中晚唐的基层治理变迁》。报告人指出，中唐以后，随着国家财政体系的变化与两税法的推行，输场增设的情况较多。“场”在税茶、榷盐、矿冶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又与周边的仓库、店铺、堰埭、水栅以及镇戍守捉等设施或人员有机结合起来，在发展出一个新的税收系统的同时，也塑造了一个有别于州县乡里的基层世界。
岳思彤
本场报告的与谈人为扬州大学周鼎讲师和南京师范大学赵大旺讲师。周鼎肯定了本文立意深远，关注场与基层社会互动的创新，同时也指出在讨论场与相关设施的关系时，应注意藩镇体制产生的影响。赵大旺则引用《唐代西州鸜鹆镇文书研究》一文的内容以供报告人在后续的研究中参考。此外，与会的孙齐指出，本文在讨论场与周边机构的关系时需要注意区分“场”是否为整个系统的核心机构。《史林》编辑部蒋宏达还指出，官方对于各种茶盐矿榷场的控制力有区别，不同地区的“场”中人群构成也会存在差异，应注意区分。
第三场报告的是扬州大学周鼎讲师，题目是《晚唐五代的军吏与基层治理体系转型》。报告人从藩镇体制渗透基层的角度入手，指出了唐末五代基层治理的军事化，包括州郡胥吏转变为军事化胥吏，脱胎于军队组织的镇、厢、界、管等新型基层区划的出现等。藩镇体制下的行政体系较为高效，国家权力也有效渗透到基层，但与之配套的新型基层区划层级模糊，呈现出明显的过渡色彩。
周鼎
本场报告的与谈人是复旦大学仇鹿鸣教授与武汉大学梁振涛博士。仇鹿鸣肯定了本文对于材料的整合连贯，注意了藩镇对于基层治理的渗透、汲取和侵夺等研究方法，也就军吏性质转变、藩镇碎片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梁振涛肯定了本文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同时指出可以借鉴于阗文书等材料进一步讨论“界”这一区划。与会的张学锋和蒋宏达也先后对文中新型区划的确定给出了指导意见，徐畅随后则对梁振涛博士提及的于阗文书做了具体的补充。
综合讨论
6月6日下午的报告、评议结束后，会议进入最后的综合讨论环节。主持人山东大学孙齐副研究员开场指出，当前中国史研究领域存在全球史和区域史两大热点问题，其中中古史研究领域多进行区域史研究，但并未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模式，存在着碎片化、同质化等缺陷，因此希望与会各位专家学者积极讨论，对中古地域史研究进行一定的总结、反思与展望。
会议现场
南京大学张学锋教授首先发言，提出应通过对比明清区域史研究，反思中古区域史研究的困境。他认为，首先要认识到中国是在宋代以后实现了从政治到观念上的统一，所以“大一统”观念并不能完美的适用于中古史研究，再加之中古史资料较少，典型地区与非典型地区、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很难形成区域史研究的共同理论。基于此，在进行区域史理论探索的同时，更要积极反思典型或非典型时空认知能否推广，简牍、石刻等资料的叙述能否与史实和当时的社会现状真正契合。
随后发言复旦大学仇鹿鸣教授则指出，区域中古史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日本学者传入中国，但至今并未产生真正具有典范性的成果，区域研究往往聚焦于某一个特定的州县，并不能增长学界对于时代和社会的整体认识。因此，如何界定一个地域社会、如何建立一个适当的空间关系是值得反思的。他还指出中古史研究呈现出材料驱动的现状，但对于国家、社会的定性问题，不应用定量的材料来得出结论，利用出土材料的叙述拼接社会面貌，可能会突出或淡化某些关键问题，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同时，他也肯定了本次工作坊的研究成果，如材料掌握精细，利用材料构建出了自洽的天然空间；注重材料的空间关系和考古出土环境，将二维的研究推进到三维。最后他总结道：要承认中古史研究的材料困境，不必急于推出新结论，而是要运用新材料多角度多层次地论证前人成果，加强史学研究的科学性。
接续发言的北京师范大学徐畅副教授认为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要结合社会史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同时借鉴年鉴学派整体史方法，关注一个区域社会的层级、流动演变、民间信仰等问题。在研究区域的选择上，既可以选择代表性的区域，也可以选择一个非典型的小区域，核心问题是要做到材料与空间的自洽，同时也要折射出时代特点。
《史林》编辑部蒋宏达编辑结合明清地域社会研究的成果指出，本次会议所展现的中古区域史研究存在遗憾，如没能完整揭示某一空间内社会的面貌与民众生活、研究中政治史倾向明显，缺少对社会及经济属性的充分认识。同时，蒋宏达编辑也承认史料缺乏是中古史研究的瓶颈，并对多位报告人材料理解通透、运用熟练的研究方法给予了肯定。
蒋宏达
最后，主持人孙齐对参与讨论的专家学者观点进行了总结，表达了对中古地域史研究未来的展望，为本次工作坊画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