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亲历者：做童工时担心被日本人强奸，把脸涂黑装成老太婆

8月14日，上海虹口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图片展在中共四大纪念馆开幕。当天，三位亲历者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讲述了她们在上海的抗战岁月，她们是经历过两次淞沪抗战的老上海的万阿四、日军集中营的外国侨民白丽诗、中共地下工作者何剑华。

万阿四：做童工还要担心被日本人强奸

“我经历了两次战争。”今年87岁的万阿四对澎湃新闻记者说，“一次是‘一二八’，那时我只有5岁。‘八一三’的时候我10岁。我是宝山人，全家逃到现在的北新泾一带，进了租界，住在难民所。”

万阿四回忆说，难民所的条件非常艰苦，空气混浊，一天只能吃两顿饭，医疗条件也很差，几千个人的难民所，只有两个外国女医生，所谓治疗也就是涂涂药水。

“刚进去的时候，我们一家有7个人，爸爸、妈妈、奶奶、弟弟、妹妹、姐姐和我，在难民所里呆了近两个月，因为没有吃的，也没钱看医生，3岁的妹妹死了。后来弟弟到12月，我们快从难民营出来的时候，在元旦的前几天也生病死了。不久之后，奶奶也没了。”万阿四说。

等到战事逐渐减少后，万阿四一家逃出难民所，计划重新回到宝山。回到家，万阿四才发现，自家的房子已被烧得只剩一个窝角。

“种的棉花烂在了地里，稻子也没什么收成，乡里之前有口放麦子的大缸，我们全家靠缸里烧剩的麦子，才勉强挨过一年。”万阿四说，村子附近曾经养着日本兵的马，她的父亲把马吃剩下的麦子收集起来，种到地里，第二年才有了一点收成，“靠那点吃的根本不够，为了填饱肚子，我有时跑八里多路，跑到日本人的日华纱厂（今国棉八厂）捡他们扔在外面的剩饭吃，这样才活下来。”

“过了一年，我去那家一直捡东西吃的工厂做童工，每天12个小时，晚上6点进去，早上6点出来，当时叫‘六进六出’。一天的收入，只够买两斤米。”万阿四说，除了苛刻的工作外，小女孩们更担心的是被日本人强奸。

“日本人是无法无天的，我们只能想尽办法自保，我们的办法是把自己的脸上都用锅锈涂黑，黑得向煤炭一样，再在头上扎一块布，伪装成老太婆。”万阿四说到这里，停了很久，声音里带着哭腔，却始终没流眼泪。

白丽诗：1800多个外国侨民靠一头奶牛喝奶

82岁的白丽诗退休前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教授，她是目前上海唯一经历过中国抗战和日军集中营的外国侨民。她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美国人。

1933年出生的她，直到抗战爆发，一直跟随父母在上海生活。“我10岁的时候，和爸爸、妈妈、哥哥住进了集中营，也就是现在的上海中学，从1943年到1945年，我们住了两年半。”白丽诗说，“集中营共有1800多个人和一般小镇规模一样，工作量巨大。这些人，从前都是富裕的商人、经理、公司CEO，而进了集中营，他们的工作性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必须承担繁重的劳作。”

在这次展览中，白丽诗捐出了十多幅反映当时集中营生活的画，这批画由她母亲的一位艺术家朋友创作。“战争期间，我们被明令禁止拍照，没人有照相机，这就是母亲的朋友画画的原因。”白丽诗解释道。

这些画反映出当时集中营的生活非常艰苦：人们每天都要排着队领取分配的食物，食物领到之后还需要自己烹煮；住的都是集体房间，没有任何的私人空间；侨民们用木质搓衣板洗衣服，洗衣服的水靠自己拎着水桶带到洗衣房。

“有些事值得一提，画中这些劳作的人在进集中营前都有佣人，有3个佣人算是穷的了，一般都有10个，现在他们必须自力更生，巨大的落差使这项工作显得更难了。”白丽诗说。

白丽诗拿出一本老旧的深蓝色日记本，封面已经有些磨损，“这是我妈妈1941年开始写的日记，记录我们进入集中营前后5年的生活，以及集中营里大大小小的事件，当时日本人规定是不准写文章的，这本日记也是我妈妈偷偷写下的。”

当被问及哪件是她印象最深刻的物品时，白丽诗指着展柜中的一封信说：“最深刻的是这个。集中营里，消息几乎只进不出，当时我们只被允许用很特殊的格式写信，每封仅限25个字母。我在10岁的时候给祖母写过一封25个字母的信件。你只能写私人信件，不准写日本人的坏话，措辞得非常谨慎。我写了‘daddy，teching，then，kitchening（爸爸、教书、然后、厨房中）’。kitchening用词并不准确，但由于字数限制，我们把一句话浓缩成了一个单词。”

白丽诗还回忆说，集中营里有一个很小的农场，只有一头奶牛，1800个人的牛奶全部来自这头唯一的奶牛，“我11岁时，哥哥生病住在营区的医院，我被通知去取一杯牛奶给哥哥补充营养，我真的很久没尝过牛奶的滋味了，那天特别想尝尝，忍不住抿了一口，那时一直为偷喝哥哥的牛奶心感愧疚。”

何剑华：姐姐是地下党被严刑逼供4个月

现年89岁的何剑华，出生于虹口提篮桥地区的一户普通人家。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他随家人逃至江阴，目睹了日军的残酷暴行。后来，他回到上海进入工厂做工，受地下党影响，逐渐向党组织靠拢，最终加入地下党，成为上海工厂里抗日队伍的一员。

“我的姐姐是我的启蒙老师，那时候我们人虽然很小，心里也向往独立。我姐姐那时只有20多岁，对日本人尤其痛恨，她想尽办法要找游击队抗日，没过多久，就入党了。”何剑华说，受姐姐的影响，年仅15岁的她在1941年正式入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经常参与工人运动。

“日本人开设的工厂对工人异常苛刻，工人被盘剥不说，做得不好就要被狠打。我们站出来开展运动，发起联合罢工，要求加工资，声势浩大的罢工最后还是让日本人害怕了，争回了一些我们应得的利益。”何剑华讲到这语气激动。

1942年，何剑华的姐姐被日本人逮捕，由于地下党都是单线工作，一条线暴露了，就只能放弃，以免暴露其他的线。“上级帮不了我，我只能自己想办法救姐姐。”何剑华说，她四处打听后，才知道姐姐被关在榆林路76号，但因为太过冲动，还没救出姐姐，便让日本人察觉，随后转移了关押姐姐的地点。

“我姐姐被捕时只有25岁，日本人拷问他，拿铁的剪刀敲她的太阳穴，她说我不是地下党，坚持不泄露组织机密，后来日本人又给她下麻醉药，姐姐担心自己不小心供出同志，便打定主意，坚持不住就咬牙自尽，结果下药后姐姐还是没说。”何剑华说，“日本人又用狼狗，但她当时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站着任狼狗来咬。最后，日本人索性就将她关在了黑牢里，一关就是13天，外面用六层地毯钉住，连空气都进不来，想闷死我姐姐。姐姐靠着听脚步声，分辨白天黑夜，无人看守时，她将毯子掀开，口齿并用，扒开一条缝隙，靠从缝隙中呼吸的新鲜空气，撑过了13天。日本人见实在没有东西可以挖出来，才把她放了。”

说到这里，何剑华咬牙切齿，“姐姐被关了4个多月，出狱那天，她连路都走不动，话都说不出，还发着寒热，已经不成人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