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国日本②｜日本的“普通国家化”已不再“普通”

今年是日本二战战败70周年，也是日本推进“普通国家”目标的重要年份。冷战结束之后，小泽一郎提出“普通国家”概念，此后日本的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基本是沿着“普通国家化”的道路前行的。时至今日，日本距离“普通国家”目标越来越近了吗？

从非“普通国家”向“普通国家”迈进

基于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二战后的日本和平宪法规定，日本不得拥有以战争为目的的军事力量，更不得以国家名义进行战争行为。同时，联合国宪章针对二战发起国专门提出“敌国条款”，强调未经安理会授权，对于此等国家再次侵略，相关国家或组织可以采取行动予以制止。这就从国内、国际法理面否定了日本以正常国家名义进行战争的权利。日本由此成为国际社会的非“普通国家”或非“正常国家”。

于是，自20世纪50年代，自民党成立之初便试图通过修改和平宪法来为参与国际政治事务提供法理基础，但在国内强大和平主义力量制约之下，修改宪法与军事自立等课题均被搁置。冷战结束后的1993年，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提出，“普通国家”是日本成为真正的国际国家的道路。日本应在安保方面作出与其国力相称的贡献而进行体制整顿，努力开展国际合作协助他国建设富裕而安定的国民生活，以及保护环境之类的人类共同课题。安全与发展是“普通国家”的应有之义。

“普通国家”本质上是追求与其他国家的相似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社会并不反对日本对安全与发展目标的追求。然而，由于历史原因，许多国家是从战争与和平的分析视角解读日本的“普通国家”目标，将其单纯理解为军事国家，这显然不能充分理解日本“普通国家”的含义。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待日本的“普通国家化”道路，就会发现追求“自主、平等与大国化”是日本近代以来核心价值的内核，也是我们当前把握日本政治走向的根本。

确切地说，日本在实现发展目标之后开始注重安全层面的推进。战后体制极大地制约着日本在外交、安保等政策领域的自主性。日本历届首相在自主外交、自主防卫方面取得很多突破，安倍晋三则试图在这些基础上推进自主宪法的制定；日美同盟确立的“美主日从”框架，增强了日本的不平等性，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则是日本争取与美国构筑紧密而对等关系的尝试；大国化是衡量日本”普通国家”实现程度的主要指标，安倍再次执政后强调要夺回强大的日本，并将积极和平主义作为日本为国际做贡献的招牌，这着实反映的是日本的大国诉求。

安保法案撕裂社会共识

从政治家的执政理念和政策调整看，日本“普通国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发展大国化的军事力量，为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提供防卫支撑。其次，占据国际秩序较高的等级位置，提升国家的威望与荣誉，争取更大的全球领导地位。第三，增强日本在影响、塑造国际事务方面的自主性、独立性和能动性。

以安保为例，日本政治家围绕防卫问题加强国内舆论整合凝聚共识，强调日本周边及国际安全环境的严峻性，促使民众认为日本安全保障和危机管理方面存在缺陷，应该通过修改宪法完善国家防卫体制。日本媒体的大量民调也确实表明，民众对修改宪法的认同度在不断提高。这使得政治家们在推动日本防卫政策调整方面具备一定的民意支撑。于是，日本防卫政策逐步从“国土防卫”走向“国际干预”，“基础防卫力量”走向“动态防卫力量”。

然而，具体至防卫政策目标方面，民众的诉求与执政者的主张出现分裂。安倍主张的防卫政策意味着，将日本打造为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军事大国，且这种军事力量以集体自卫权的名义走向海外，不仅为盟友美国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还为美国以外的国家提供更多的后勤军事援助，积极介入他国的冲突或战争。民众则期望国家发展适度的军事防御力量，进行合理的国内军事部署，通过日美同盟和国际安全合作方式维护国家安全，避免介入他国的军事冲突。

安保法案在没有经过充分审议和解释之后强行通过，这是对民意基础的践踏和歪曲，必然遭致民众的强烈反弹。调整后的日本防卫政策更具进攻性、针对性和扩张性。这既是对战后守护日本和地区70年和平的宪法与专守防卫政策的背离，也将对日本在国际社会累积的和平形象构成冲击。

安倍“普通国家化”道路令人担忧

第二次安倍执政以来，其在推进“普通国家化”道路上的表现必须引起重视。

第一，冷战后日本通过PKO法案开始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提出有关人类安全的普世性课题，倡导国际规则的制定等，其目的在于删除“敌国条款”，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通过外力促使国内法制的变化。新安保法案扩大自卫队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护卫范围，以联合国行动的合法性来瓦解国内和平宪法的制约。

第二，安倍晋三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宣称“侵略定义未定论”，质疑东京审判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试图通过错误史观培养日本民众的自尊，宣扬日本军队自豪的历史和为国捐躯的精神，为今后动员国民协助战争，自卫队海外派兵与武力行为正当化提供思想支撑。

第三，炒作“中国威胁论”将中国塑造为地区安全威胁，为其突破安保法制的约束和制衡中国提供理由。理性的担忧与建设性批评建议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将之转为一种针对中国的政策、主张和提议，在地区内人为制造恐慌和分裂，反而暴露其背后的政治动机。

第四，日本将修改宪法视为对日本普通国家地位的最终确认，恢复日本法制国家的荣誉感。集体自卫权是衡量普通国家的重要指标，此次通过修改宪法解释允许行使的集体自卫权是有限制的，安倍执着于修改和平宪法是为充分行使集体自卫权铺路。

第五，核力量决定着国家在国际威望等级中的位置，获得核武器、拥有核能力的相关争论在国内从未停止，曾经遭受核灾难的国家在倡导建设无核化世界的同时，却对核能力表现出某种需求，这已超出一个“普通国家”的范畴。安倍在出席广岛原子弹爆炸70周年纪念活动讲话中，没有提及“无核三原则”，这是值得警惕的。

因此，日本的“普通国家化”道路已经不再“普通”，它更重视使用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利益的表现暴露出大国的政治野心，它宣扬的国际贡献只是掩盖其实现目标的手段，并不是世界和平的可靠保证。战后70周年之际，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其未来走势应予以高度重视。

（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