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一个五金店职员在沦陷的上海如何生活
编者按：《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是十九岁五金店店员颜滨的日记，这部书将七十多年前沦陷区最底层老百姓，特别是作者及其身边十几个青年人的工作、学习、恋爱、社交等生活状况，真实呈现在读者面前。该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节选自该书编者采金所写的前言，由出版社授权澎湃使用。
1937年8 月13 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打响，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上海沦陷。但因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日军尚未进占，形成了“孤岛”。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次日，日军进占租界，上海全面沦陷。
上海沦陷后，普通市民的生活状况怎样？每天的日子到底是怎么过的，想些什么，干些什么，开门七件事是如何应付的，谋生、学习、婚恋、消遣、喜怒哀乐、人际交往等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以前，我们主要是从反映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电影以及个别回忆文章和教科书中得到一些印象。如：水深火热、饥寒交迫、朝不保夕、家破人亡、流落街头、冻饿病死，等等。我认为，在沦陷区，这些情况都是有的，但真实的生活会只是这些吗？
生活是立体的，多面的，鲜活的，有血有肉的，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的，不是几个概念就能全概括了的。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全景呈现那时的生活影像呢？我觉得，最好的途径就是读一读那个时代的人所留下的资料，这些第一手资料里面最珍贵的当然是日记了。《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就是这样一本日记。
这套日记是笔者从孔夫子旧书网上购买的，厚薄不一总共16本。作者颜滨，从1942年开始下决心写日记，正好是上海全面沦陷后。1942年、1944年这两年的日记，只有个别日子没记，基本全。1943年也是全年都记了，但缺失，与卖主联系也没找到。1945年7月份之前基本全，到8月就出现散失了，以致8月15日这个重要的日子发生了什么我们没有看到。
看后面的日记，才知道是作者婚后，爱人嫌其留恋过去，把有恋爱情节的部分日记撕去了，很可惜。1946年至1957年拉拉撒撒记了一些，但因为不是沦陷时期的，笔者只摘其要者作为附录，以免除读者对作者以后情况的挂念。
颜滨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它没有做作，没有掩饰，是特别直率、特别真实的。他生动地记录了他的日常生活，记录了他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记录了他对人对事的看法，记录了他内心真实的感情活动。但他没有想到，他记载的这些纯属个人的生活琐事，今天却成了我们难得的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具有很高的直接史料的价值，是想研究和了解那段历史者所必须参考的。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了解日记的主要内容和它所包含的历史价值。
一、仇日抗日思想和必胜的信心
上海沦陷了，但上海人民的心没有沦陷。作者作为一个热血青年，经常为苟安偷生于上海而感到羞耻，时刻想着到内地去，到抗日的第一线去，并且差一点就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同广大市民一样，痛恨日方，痛恨与日方合作的人，同情流离失所的难民。在日伪残暴统治和奴化宣传教育下，他们半点也没有被奴化、甘愿做亡国奴，而是心向抗战前线，坚定地认为抗战必胜，目前所遇困境只是黎明前的黑暗，他们为美机轰炸上海而欢呼。一个普普通通的店员，这些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倒比汪伪那些大人物们看得高远，比他们有骨气。
“到内地去！到抗战前线去！”这是作者内心经常发出的呼声。当听说有三个女同学不顾一切投军参战时，作者感到格外惭愧，“她们那爱国的热忱就可显示出我们大中华民族的伟大，而更可证明我们的民族是永远不会灭亡的。”（1942年1月21日）
当作者和几个青年看到有两个老年人，被日军罚跪在坚硬的水泥地上，“我们不约而同地愤怒着这残酷的行为，但是俱各未敢有所举动，只能把这笔数不清的血债深深地记入脑海中，以备将来同他们清算。”（1942 年4月20日）从抗战开始到1942年已经整整5 年了，作者对最后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1944年底，作者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我相信，黎明前的那一刹那是最黑暗的时期，痛苦愈深，接近胜利之期亦愈甚。让我们咬紧牙关。静静地等待着吧。”（1944年11月21日）当听到防空警报大鸣，作者与市民不但不躲避，反而出门观看。“步至门外，果见机队三二成群，高翔于霄海之中，又闻隆隆的轰炸之声，人皆现笑容，而无恐惧之声，我也不由精神为之振奋。”“此次空袭，延至下午一时余方止，范围之广，时间之长，为空前所未有，人皆曰，如服一味兴奋剂也。”（1944 年11月11日）
二、 真实记载沦陷区进步青年不甘堕落、立志报国的情况
作者以及与作者交往密切的十几个男女好友，深知学习的重要性，酷爱学习，除自学外，几乎每天都要到夜校的补习班去上课，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实现自己的学习梦。他们拒绝麻将和舞厅的诱惑，风雨无阻。学习的课程主要是国语和英文。日记中记载了大量的学习方面的事情，他们想通过学习，提高自己，以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报效国家，服务民众。
作者在日记中经常抒发自己的情怀，抒发自己的远大理想和抱负，迫切希望出人头地。作者痛恨碌碌无为，醉生梦死，竭力地规劝朋友，“因为他最近一年的生活实在过得太糜烂了。他在空闲的时间不是打牌便是上跳舞场，而所交的朋友全是一班纨绔子弟，只知享乐，终日地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1942年6月14日）作者自己能够洁身自好，坚决不去舞厅鬼混，“仁济兄及明道坚欲要我请客，目的地他们当然不脱舞厅等处，然我却决不愿随污合流，虽然偶尔往观，品茗听乐也无不可，但我总以为不涉足为妙，故被我坚辞了。环境的引诱，最为可怕，青年的意志总是薄弱者多，怎能不处处临深履薄般的谨慎从事呢。”（1944年11月5日）
作者学习非常认真，为考试屈居第三名而感到可耻，为尺牍默书错了5个字而深深地懊悔，为国文考试夺得第一而洋洋得意。“虽然补校中的第一名并不足为奇，不过在数十个同学中，夺得魁首，当然也决不是单凭侥幸之所能得，我又怎能不高兴呢？”（1945年6月12日）他时常给自己鼓劲，“不断地勉励自己，及时努力，能求得相当的学识，方可以应付社会的需要，不致堕落。”（1942年11月19日）
三、沦陷区青年的活跃生活
读颜滨的日记，让我感受挺深的，就是沦陷区的大多数青年，追求进步，努力学习，热爱生活，喜欢读书，喜欢交友，珍视友谊，不甘堕落。他们经常组织聚会、郊游，讨论学习，游玩嬉戏，唱歌咏诗，观影看戏，聚餐饮酒；同学朋友来往密切，经常相互走访，频繁串门，商讨谋生之道，谈论学习写作与理想。
作者在店中，上班时间说走就走，来去自由，好像根本不用请假。因经常外出，经理有时难免抱怨几句，但作者总是理直气壮地顶回去。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也有点不可思议。
利用晚上的时间上补习学校，是沦陷区男女青年所十分踊跃愿意参加的一项活动，一则学习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二则为了多交朋友，充实业余生活的空虚寂寥。因此，上课之外，学生们还自发地组织了许多联谊活动，如学友交谊会、辩论会、踏青郊游、聚餐、看电影戏剧等。而自办刊物，在当时的夜校也已蔚成风气，这又是同学联谊的一条重要纽带。
1942年的时候，作者曾和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星火社，并试办《星火》杂志，但没有持续下去。1944年，作者联络几位好友同学，将已停办的《星火》重新办了起来。此后一直为《星火》而奔波，征求意见，发展会员，组织活动、组稿改稿，撰写誊抄油印稿件，不惧杂物，带头实干，克服种种困难办了十几期。作者还参与了所在夜校《夜友》、《六英》的编辑及创作，并曾向别的夜中学所办的《寒光》月刊学习经验。
四、社会底层市民的日常生活
市民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当然要看收入支出情况。先说说作者吧。1942年，作者在店里属最底层，拿最低工资。虽然生意清淡，但店里能够根据物价等及时调整工资和津贴，作者尚能满意。作者1942年4月的薪水连津贴是71元，5月份涨到109元。
7月份的薪水突然增加了近三倍，“今天有一件值得欣慰的事，便是我们的薪水突然猛加了一下。据胡先生今晚开来的单子，下月份我的薪水竟有149元中储券了。上月份只有109元的旧法币，以二作一计算只有中储卷55元还不到。这次突然所加，计算法是照上月份薪水数以旧法币改作新法币，另外再加40 元算是津贴。虽然照近来的物价计算，这区区之数不值一用，但是这次总算意外的收入，并且所加的数目也不在小数。对于各种缴用不无小补，我已觉得甚为满意了。”（1942年6月30日）“早上拿了这次突然而加的薪水，俱各笑逐颜开，称心满意了。”（1942年7月1日）
7月22日，店里分红，作者拿到了3500元，这个数目超出了作者的预想。1943年，作者全部收入计薪金约4800元，红利14000元，自己买卖货物所赚有18000余，此外“尚有生油四十斤、肥皂壹箱亦可作为盈余”，全年支出26000余，结存现币11000余。（1944年1月3日）然而到1944年，作者已经入不敷出了，但生活能勉强维持下去。
与作者一起工作的店员，薪水最低的5位，情况应该差不多。再往上是师傅们，具体薪水不详，但从分红可以推算出，薪水差别很大，正如作者说的“我们店中的待遇一向是高低悬殊”（1942年3月2日）。
1942年7月份的分红，作者拿到了3500 元，感到意外，“原来这次的分派法并不依照以前的规矩，依照薪水的多少而定”（1942年7月22日），师傅最高的5万，最低的两万。拿两万的大为不满，一起去找东家交涉。由此推测，师傅们的薪水应是作者的10 倍，养活老少一家人不成问题。至于店里的两位经理，车先生和舒先生，不仅能养家糊口，还能有不错的积蓄。作者曾说舒先生，“自下确也拥有相当财产，这次单独回乡的目的，大概是置买地产”（1944年2月14日）。师傅们平时无所事事，晚上和休息日，都是在麻将大战中度过。
这里就产生一个疑问。由于“敌伪的蹂躏和炮火的摧毁，每一个沦陷区人民（发国难财者除外），无不在含辛茹苦，过着极端困难的生活”（1946 年1月10日），而元泰五金店的店员们，虽然生活也不宽裕，但在此国难时期，在生意清淡几乎完全停顿的情况下，尚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是什么原因呢？
日记并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记载，但我猜测，在日伪残暴统治下，资方和劳方因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主要矛盾转移，劳资关系比以前融洽了，日记中也有先生待他们较前宽厚了等语。另外，大家都有必胜的信心，认为目前的困境是暂时的，保存人力物力度过寒冬就会迎来春天。元泰的老板是站得高看得远的，身处绝境而勉力维持，所以元泰才没有像“苏州河旁的大多数铁号”一样遭解算。
在当时形势下，一旦失业，将马上陷入绝境，甚至妻离子散。作者的堂兄仁佑失业后沉迷于赌博，家破人亡，最后失踪，生死不明，媳妇给人家做奶妈，老娘带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回了乡下，生活无着。作者的姐夫，“启昌兄在做的永盛薄荷公司准备在月底解散了，他家三人（爹爹、四阿哥及启昌兄）俱将因此失业。当此米珠薪桂之时，真所谓要坐吃山空了”（1942年3月20日）。
作者自幼丧母，有点恋母情结，渴望女性的温柔，对女性容易产生好感。多情善感，又自卑多疑，藕断丝连，态度暧昧，同时对几位女性用情，虽然交了几个素质不错的女朋友，但都无果而终。
《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里面的信息量巨大，是研究和了解那个时代所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为保持历史原貌，除极个别无法辨认或有明显错误的词句外，笔者整理时未作任何改动，也包括文中数字部分，汉字和阿拉伯数字混用，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让读者真实感受到那个时代大上海的气息。
（内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