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纪闻》120年：康有为曾主张“种族革命”
发刊于一百二十年前的《中外纪闻》，既是晚清维新派的首份报纸，更是康有为为扩大变法事业影响力而派发的一张“名片”。于今重探这张名片的前后左右，会发现若干相关的人事实相尚待抉发，而它折射出的多重意义也还有揭示的必要。
《中外纪闻》并非北京强学会机关报
《中外纪闻》的前身是《万国公报》，创刊于1895年8月17日，大约两日一刊，有编号而无年月日标识，虽有报名而更像是木活字印刷的传单。“日出一张，只有论说一篇，别无纪事。”（梁启超语）每期约印出一千份，夹附于《邸报》免费派送给在京官员。它与英美传教士办的《万国公报》差别明显，却偏要挪用其刊名，后采纳李提摩太的改名建议，自第46号起颜曰“中外纪闻”，其实新报名也是从《万国公报》中的专栏名“中外近闻”衍生而来。改名之后反倒与《万国公报》更神似了，其内容除了选登“邸抄”，主要是辑译外国新闻及电报，译介西国科学、教育、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论著，以及论说一栏。共出了十八期，每期四五页或七八页不等。1896年1月20日遭封禁。
有关《中外纪闻》的各种介绍评析，均认为它是北京强学会机关报，以区别于康有为个人办的《万国公报》。对此通行观点，似尚可从两方面提出质疑。
《万》自8月份起先后刊出45号，于当年12月16日改名《中》，京师强学会在10月份即宣告成立（另有11月成立一说，但不得确证），成立后至《万》改名之前的两个月里，并未将《万》当作机关报，而改名之举也未改变康有为经营报务的事实；所谓机关报，通常附丽于机关团体而并生，不会迟到于两个月后。
其次，康有为在当年10月17日离京去江宁见张之洞，也是迫于强学会内擅权者的排挤；会中实际掌权主事人是张孝谦，乃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得意门生，靠山很硬，康氏虽瞧不起他，也奈何不得其垄断会务的强势地位。当时《万》历经月余的惨淡经营，开始提升影响力和规模效应，派送量也从一千扩充至三千，而“疑谤亦渐起”，对康氏办报的种种猜忌诽谤随之而来，给伺机攻击的张孝谦提供了口实，“张既怀嫌，乃因报之有谣言，从而扇之。”（《我史》）遂知京会事不可为，有离京求张之洞助办上海强学会之举。
在这样的事态背景下，说强学会掌实权者会将处于谣诼旋涡中的《万》举正为机关报，确实让人难以置信。康氏出京后即致函汪康年，说明未带梁启超随行之由：“卓如留在京，住南海馆，办报事。”特地点明驻南海馆而非强学会所在地后孙公园，办报事而非办会事，寥寥数字别存意味。
“名片”的由来
说《中外纪闻》（及其前身《万国公报》）不啻康有为打出的“名片”，意在凸显他在京活动陷于困境后的对策效应。
康氏自进京上书遇阻之后，为了扩大变法事业的影响力，展示一己“海滨布衣”的过人才干，他充分发挥雄辨敢言、善于与人结交的个性，抓住任何时机结识京城的大僚贵人。与人结交前先递名片是康氏的惯例，李提摩太认识康之前，也是先接着他送来的名片，意识到这是非常正式的问候致敬。时人描绘康与人结交的情形颇传神：“（康）颀身修髯，目光炯炯逼人，见人长揖大笑；问姓名毕，次询何郡邑，物产几何，里中长老豪杰必再三研诘。取西洋铅笔一一录其名，储夹袋中。”（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二）他拜访在京官僚也不分白天黑夜，每每于夜晚时分夹着铺盖，踏着月光，敲开某京官大门，递上名片后便是涛涛不竭的高谈阔论。
然而，试图靠多方结交以造声势的努力并未得到预想的效果，拟就的上书仍然被阻隔，结识的贵人还是对他无好感。至1895年7月第四次上清帝书仍为堂官拒绝代奏后，康氏方痛切地认识到：“以士大夫不通外国政事风俗，而京师无人敢创报以开知识，变法本源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感化若干达官贵人无济于事，需要打造一张大名片，在京官群体及地方督抚要员中广为派发，用西方新知刺激官僚的大脑皮层，粗使之开明通达，为变法大也提供政治基础和舆论准备。于是很快就有了《万国公报》的创刊。康氏本人对刊报有简要说明：“乃与送《京报》人商，每日刊送千份于朝士大夫，纸墨银二两，自捐此款。令卓如、孺博日属文，分学校、军政各类。日腾于朝，多送朝士，不收报费。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议论一变焉！”
这张“名片”上并未出现康的大名，似乎与其本义及派送意图不相符合，但康有为的谋略远虑并不担心这一点：“当时莫知报之由来，有以为出自德国者，有以为出自总理衙门者，既而知出自南海馆，则群知必吾所为矣！”（《我史》）
康有为的创举其实来自陈炽的启迪诱导。
“江西三子”的助力
所谓“江西三子”是见于晚清汪康年朋友信札中的说法，指三个江西籍的京官：陈炽、文廷式、李盛铎。三人均可谓见识卓荦、议论鬯达，对于康有为甲午后在京的变法活动提供过各种支持，而陈炽的助力尤其难能可贵。
强学会成立之初，陈炽（1855--1900）以举人任户部郎中，兼军机处章京，地位远高于康，却因性格意气相投而关系密切，过从频繁。翁同龢曾私下恶评陈、康两人为纵横家、策士，也间接可见其风格接近。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记两人抵掌谈时政，倡言无忌，陈谓曾国藩出缺之职应由刘坤一补，“康抚掌称善，陈言便可决计，无用游移。真忘其一为员外而章京，一为新进之主事，乃妄人耳。”陈炽的看法和建议多对康氏产生直接作用，比如康自言对光绪向无好感，不信皇上圣明，是陈告诫他“皇上实英明通达，过于群臣”，此说教直接形塑了戊戌以后康的保皇特征。这里必须突出的一点，即为康氏定下“先报后会”的变法策略。
康氏在多次上书条陈不达、新政难行的困境下，决意以组建新式学会作为突破口，认为“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故自上书不达之后，日以开会之义号于同志”。此刻正是陈炽适时予以点拨和纠偏，“陈次亮谓办事有先后，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会。”
这一谋划直接催生出维新派的办报创举，对此后康氏推进变法活动作用甚大。陈炽对报刊的利器功用颇有会心，在完成于1894年的《庸书》中已倡导民间自由开设报馆，达成“集思广益，四民之智识宏开；殚见博闻，万里之形声不隔”的愿景。受到陈炽的启发和鼓舞，康在1895年7月上清帝第四书中，专论办报举措及功用，其见识已非前几次上书可比。他将“设报达聪”列作变法基本措施，认为“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因此直省要郡和州县乡镇都应当多开报馆，“至外国新报，其最著而有用者，莫如英之《泰晤士》、美之《滴森》（按即《时代周刊》），令总署派人译其政艺，以备乙览，并多印副本，随《邸报》日发。”这些具体设想很快就在其创办《万国公报》实践中得到落实。
陈炽与康有为的“先报后会”论，与当时黄遵宪“重学会，轻报事”的议论形成鲜明反差，而身临其境的梁启超的看法也很有意思。
他在1895年7、8月间即康氏筹办报刊之际致信汪康年，表示“欲辑《经世文新编》，专采近人通达之言，刻以告天下。其于转移风气，视新闻纸之力量似尚过之”。可知梁虽承担了《万》《中》的具体撰述任务，但与康的兴趣点及用力处不一样。所以他的朋友吴樵也看出梁“颇以康为不然，而不肯出之口，此其佳处”。梁本人提及《万》《中》之事，见于1912年由日返国后在北大、北京报界欢迎会所作演说辞，其时他与康已完全决裂，故而演说中吹嘘自己如何日日辛苦撰稿，雅不愿提及乃师之名，只含混地以“诸先辈”代之，自然更不会表彰陈炽的创辟之功。
“此‘中国’非彼‘大清’”
《中外纪闻》及强学会，因1896年1月20日御史杨崇伊奏请严禁，而遭清廷封禁。杨是李鸿章的姻家，参奏或许起因于强学会甫告成立，李鸿章主动捐出三千金以求入会，不料为陈炽所拒绝，遂大恨，扬言“若辈与我过不去，我归看他们尚做成官否”。所以谭嗣同认为杨论劾背后必有李的嗾使。李鸿章是后党中坚，封禁报会又可归咎于浊流所为。但康有为明确认为败局由清流一手铸成。这与经元善致康函中谓“清浊两途皆有大不满意于吾公之处”而导致败局的看法也大相径庭。
倒是汪大燮的见解与康氏相合，他代替麦孟华而与梁启超一起承担《中外纪闻》编务，俨然以局中人的资格，判断封禁之举缘于“京中清流之局之败坏”。他在1896年前后给汪康年的数信中，刻划强学会内清流京官彼此倾轧、互不相能的种种态相，与康本人在清流众多的会内遭受排挤的经历一样感同身受。
但康将封禁报事归罪于清流的昏庸无能，背后尚有对满汉格局的关注。清流势力一挫于甲申，再挫于甲午，此后朝政复现满人亲贵擅权用事之局，汉士大夫敢撄锋镝的锐气荡然无存。康视作内援的翁同龢对封禁报事“嘿不一言”作壁上观；康倚为外援的张之洞，初张则玩暧昧，对办报开会事慷慨送钱，但又不肯列名，随后又拣出孔子纪年等论述，当作康党心怀异志的罪证而挞伐，以向清庭献媚。康氏恰恰在这一点上针对张之洞的反弹最激烈，在报刊遭禁后给弟子信中仍对此愤激不已：“纪年事，南皮原面许，今已切全翻。以忌我之故并排击孔子，奇甚。岂料攻孔子、不谈经学者，乃出于所谓清流者乎！”（1896年1月26日《与何树龄、徐勤书》）
拿纪年论说事无疑戮及康的敏感处。康氏一向有此“中国”非彼“大清”的信念，确实对清朝怀有异志。在创办《中外纪闻》前数月，他与孙中山代表陈少白商议合作事，陈谓非推翻政权，决不足以挽回危局，“康首肯者再”。（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康本人在保国会集会演说中也敢公开预言，异时清朝被外敌推翻，我辈士大夫不妨学钱牧斋作贰臣。1897年，梁启超向康表白所持宗旨是“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数年后康发表长篇公开书，否定梁启超等人的革命论，所持理由是暴力流血冲突会导致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割据局面。但他对于满人政权必须被汉族统治所取代的信念一如既往。
康氏心中理想的“种族革命”形式，是所谓“内转”说，即通过非暴力、不流血的方式，使满洲政权逐步过渡为汉族政权。康于清人中独服曾国藩，在于他认为政权由满人向汉人倾斜的“内转”进程开启于曾氏，他让满洲人不敢小觑汉士。他在戊戌以后转向保皇立场，但所保之皇实为有名无实的“土木偶”或曰“虚君”，既有杜绝野心家之妙用，又有助于政权平和地过渡到汉族手中。
用现今的表述来说，康是主张清王朝不是中华帝国。因此主张改正朔，采用孔子纪年，是推进“内转”的关键之举。1896年1月5日《中外纪闻》上的论说文《中西纪年比较表》，其意味要与当月12日《强学报》上《孔子纪年说》一文参照比读方得显豁。
该文起首云“神州以君纪年，海外以教纪年，义各有取也”，此下即选列秦汉至隋唐王朝纪年的开端年份，配以耶稣纪年的对应年份；随之对宋元明朝大部分皇帝的开端年份也如法复制；末了完整列出清朝顺治至光绪凡九帝纪年的开头之年，配合西历的相应年份。全文对两种纪年未作任何评价，但《孔子纪年说》文旨是批评君主、教主两种纪年的种种缺陷和不足，论证孔子纪年作为完善的纪年法，在合理性、合法性方面均远高于前两种纪年。相形之下，《比较表》的两种纪年并列，特别是完整列出清代诸帝的纪元，其意味读者当能会心，就像民国初期挖苦女校的赠联：“教育教……育，学生学……生”，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中外纪闻》之文也颇具此意味。
宋恕有言：“自中日战后，能转移天下之人心风俗者，赖有长素焉！”维新派创办报章的先导作用，康有为打造名片的示范意义，在清末以来的历史进程中留下的烙印持续显现；相较于王韬托庇于洋人，在香港办报鼓吹变法，康氏等人在京城的创辟之举，在推动社会启蒙革新、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方面作用更为直接，意义也更持久。
从康氏创办《中外纪闻》以降，将报章视为改良和革新时政、舆情、人心的利器工具，代不乏人，相关的研究也多集矢于此。而不应忽略的是，从消极否定意义上总结借鉴报刊传播历史及其作用，亦是代不乏人。民初遗老即曾倡言“辛亥革命半藉报馆，后世欲开太平之基，必廓清天下报馆”。（胡思敬《审国病书》）此后代兴者对报刊媒体的警惕与束缚，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也是今天重温《中外纪闻》创办历程时所当惕然于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