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从社会性别看妇女问题》︱近代中国“女界”的阈限
【按】“答辩”是一个围绕历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人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历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历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助理教授张赟与两位年轻学者一同讨论其新著《从社会性别看妇女问题：早期中国期刊中的男性、女性与书写》（Engendering the Woman Question: Men, Women, and Writing in China's Early Periodical Press）。本文为山东女子学院副教授林存秀对该书的评论。
1911年第2期《妇女时报》封面上，刊登了一副女学生的图像。画面中的她正在户外，身着时髦的菱形方格图案制服，回眸直视。（图1）这表明女学生变成一个观看的主体，而不是被凝视的对象。和晚清相比，民国女学生更加大胆。1907年《新奇画报》上一副“女子走马”的插图，骑马的女学生被围观。她却显得低眉顺眼，有些惊慌失措。（图2）
图一
图二
图一的凝视者虽然没有出现在现场，但却是在场的。凝视者可以是路人，也可以是杂志的读者。看与被看，评论与被评，书写与被写，代表着男女两性在公共空间的话语权力竞争。张赟教授的新书《从社会性别看妇女问题：早期中国期刊中的男性、女性与书写》，通过对晚清民初女性报刊的细致考察，展示一个混合的社会性别公共空间的形成，揭示了女性作者对男性书写的商榷、挑战、乃至颠覆，她们的书写修正、改写和重建了“女界”的涵义，进而在更广阔的视域内，建构新型中国女性气质。
近些年来，随着期刊杂志的数字化，获取资料更加便捷。数字化使时间轴可以与人物、空间、事件交叉，揭示历史的多重面向和复杂关系。但是仅仅依靠关键词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杂志有全面了解，这自然是一件艰苦和“伤眼”的工作。本书作者无疑是对晚清民初的女性杂志做了地毯式的爬梳。
本书选取的重点女性期刊有八种四类，有政治性的也有商业性的。而这四类期刊的内容也各有侧重，分别涉及晚清民初的女性问题，如女子教育，性别、民族与种族的交叠，卫生健康观念和身体，女学生等。本书在序言中指出主旨有三，第一是混合的社会性别公共空间；第二是晚清民初重要的女性问题；三是对女性期刊这一近代新兴传播媒介的研究。最核心的问题，即混合的社会性别公共空间的存在和“女界”的流转。
全书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女学报》和女子教育问题。在晚清民族救亡背景下，男性精英站在功利主义立场，崇尚西式女子教育，完全否定中国独有的“才女”文化和女教传统。对此，女性精英并不完全认同，她们为才女文化辩护，并继承和发展既有的文学形式，在面向公众的第一本女性杂志上发声，展示其公共话语权。第二章，对“女界”这个概念进行知识谱系的梳理，主要通过三份杂志，即《女子世界》《中国新女界杂志》和《天义》。这三份杂志层层递进地展示了“女界”这一词语的出现和演化的过程。第三章，对晚清满族惠兴女士殉学事件的考察，主要依靠《惠兴女学报》和《北京女报》。满族男性精英将自己对种族身份和现实处境的焦虑，投射到女性问题上；而满族女性书写者，则认同和汉族姐妹一样的“第二性”性别身份。
第四章，卫生学与商业女性杂志。时间段基本转到民国，《妇女杂志》和《妇女时报》是上海两份影响最大的商业女性杂志。这两份杂志上充斥着关于贤妻良母，卫生观念和健康问题的讨论。对此，男女书写者的着重点有所不同。男性倾向于通过现代的科学卫生话语，想象卫生的现代化，和建构贤妻良母。而女性作者则通过卫生这一现代的话语体系，创造关于女性健康和身体的认识论。第五章，关于女学生的讨论。正如本书开头所示，从晚清开始，女学生就成为政府规训、知识精英讨论和大众凝视的对象。晚清对女学生的讨论，从好奇到批评。民国时期的女学生，敢于在公共场域回望，成为1930年代之“新女性”和“摩登女郎”的前身。她们这种行为造成对固有社会秩序的僭越，也招致了批评和诋毁。
Engendering the Woman Question: Men, Women, and Writing in China's Early Periodical Press（《从社会性别看妇女问题：早期中国期刊中的男性、女性与书写》），Brill出版社，2020年3月
一 、“女界”概念与公共空间
晚清民初是一个新词汇不断涌现的时期，学界也开始关注关键词的研究，例如“群”“社会”“文明”等概念，包括本书所涉及的“女界”与“卫生”。概念的背后，表现了一个时代新思想的出现和社会文化的变迁。本书虽然没有直接指出以概念史为方法，但实际上运用了这种研究理念。“女界”概念的变迁贯穿本书全文。
“女界”是一个新发明的词汇。1903年，金天翮首次使用这一术语，用来警示和启蒙中国女性，男性精英所定义的这一词语，是女性作为一个受压迫和被奴役群体的指称。其后几年被媒体广泛使用。《女子世界》是1911年之前发行时间最长的女性杂志，由晚清上海的自由派教育家、记者，还有南社成员柳亚子等创办。它基本是一个男性主导的杂志，只有两个栏目留给女作者，但是女性作者依然有效地利用这一空间，进行意义的改写。第二章所论及的三份杂志中的“女界”概念，层层递进。
《女子世界》讨论最热烈的，当属“国民之母”。《女子世界》男性撰稿人，高高在上地批评女性的奴隶地位，呼吁女性的爱国主义观念，培养女性为合格的“国民之母”。这一观点的提出，将妇女解放置于民族国家叙事之下。但是国民之母的提出，也给女性摆脱被奴役的地位，争取平等以合法性。女性作者借助这种合法性，对男性观点提出挑战。她们指出，男性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恰恰就是女性的压迫者，女性所遭受的奴役直接和男性相关。
《中国新女界杂志》中，将“国民之母”转化到“女国民”。此杂志是在东京的女留学生创办的，这是1907年左右影响最大的女性政治出版物。《中国新女界杂志》致力于建构一个“新的”和“自己的”女界。她们指出，中国女性根本的问题是教育，教育亦是强国之本，她们也并不排斥女性应该为国家富强作贡献。她们选登西方女杰的传记，但是与《女子世界》完全服膺西方不同。所选取的是在民族独立中做出贡献的西方女杰，并通过与花木兰的比较将之“中国化”。通过这种改写，也将花木兰“世界化”，从之前强调为父尽孝，变成在公共领域的壮举和丰功伟绩。她们要建构的中国新型女性气质，有两个目标：一是女国民；二是超越儒家教条而放眼于世界。从“国民之母”到“女国民”的身份转移，显示了从重视强健的子女培养到强调女国民自身的培植。
何震创办的无政府主义报刊《天义》，则完全打破了女性解放和民族主义之间似乎是不可斩断的因果联系。无政府主义的理念认为，长期以来男性把女性当作私有财产和玩物，强调只有通过经济革命和女子革命，才能获得真正的妇女解放。（页84）她们也指出，性别制度是历史性的，女性受奴役不是因为其劣根性。女性不但不应该为民族国家的积贫积弱负责，恰恰是受害者。
“女界”不断演变，最初被男性民族主义者用来指妇女群体，作为一个批判的词汇出现。其后，这一词语被女性主义者挪用，表达自己的诉求。作者也强调女界概念变迁，是发生在混合性别公共空间之中，是男性和女性精英书写者互动的结果。一方面，男性是女性运动的提倡和发起者，为女性在公共空间的发声提供合法性；但同时他们无法摆脱自身性别视野造成的局限。女性在公共媒介的书写，与男性协商、竞争，形成自己的话语权力。“女界”变成一个可见、可感的共同体，并且促发了真实的社会行动。在第三章和第五章，在种族和日常生活层面，仍然有“女界”疆域的不断被拓宽。
二、现代性与女性文学传统
关于现代性问题，学界指出西方中心一元现代性的霸权叙事，以一种东方主义的姿态，和普世的进步主义及达尔文社会进化论，将中国文化贬低为落后和野蛮，取消其独特性。晚清时期改良主义精英，落入了这种现代性的陷阱。就女子教育问题，完全推崇西方教育方式，而对才女文化和女性文学遗产一概否定，认为只是吟风弄月。
以《女学报》为中心的女性群体，对才女文化和女性遗产加以辩护。学报主编薛绍徽的言论最具代表性。薛广阔的视野和对女性文学传统的热爱，使她能够比较自觉地维护中国女性文化之独特性，对功利主义的女性教育提出评判，对女子教育完全和盲目倒向西式，表示警惕和怀疑。这种意识，在今天看来，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
《女学报》顾名思义与女学相关。1897年，经元善创办女子学校，《女学报》亦发起并成为女子教育和改良主义的喉舌。这是一个由政府官员、改良派知识精英、记者，和西方传教士组成的机构。（页34）学报由男性提供经济支持，但编辑皆为改良派精英女性。她们意识到自己在公共空间发声的意义，并有意识地避免使用“闺秀”等字眼，否定男性精英为自己的命名。通过报纸的传播，将之前仅仅局限于闺阁之内的交流传达出去。《女学报》发表读者来信，形成一个文学网络。她们还成立了女学会，女学会不同于明清时士绅家庭知识女性之间的诗歌结社。学会成员一度达到一百多人，成员多为活跃在新闻和出版印刷界的女性。她们具有促进女性教育的意识，而不是把注意力仅仅放在诗歌本身的文学价值上。传统上的女性文学，被看作是避风港，心灵的慰藉。但此时，女性写作并非仅仅是个人情感的表达，而是形成一个以论说题材为主，有读者群回应的“学术”共同体，实现从私人向公共空间的转变，也挑战了传统儒家“内言不出于阃”的规范。不仅如此，她们还使用“论”与“说”这种男性经常使用的文体方式，发明新的“实验谈”方式，确立在公共空间的话语权。（页24）
梁启超在《论女学》一文中，对“才女”提出严苛的批判，勾画出清末改良派以民族主义为主导的女子教育主张。梁启超的严肃批评，是为了其民族主义议题服务，这种过于修辞化的描述，并没有客观描绘女性的历史。严复也曾撰文，批评女性不事生产，只是“取利”不能“生利”。这种试图抹杀中国女性文化传统，把中国女性作为单纯受害者的做法，一直持续到五四时期。女性的文化传统不仅被忽视，其经济和社会贡献也同样被忽略。
男性精英的批评，引发某些女性读者的共鸣，也引起了不同意见的讨论。薛绍徽暗中批评女性是寄生虫的说法。她在文章中极力称赞魏晋时期的才女谢道韫，三国时期的知名女画家，可以说是对梁启超《论女学》中极力称赞西方女性的回应。薛对自己的“才女”身份有清醒认知，其对“才女”的强调，不仅是接受古典教育的结果，也是有意识地拒绝成为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牺牲品。
在西方现代性霸权叙事下，东方或者中国都被封存在“传统”和过去的时间里。作者也指出，这种对古典女性“贤媛”的援引和追溯，实际上表明了晚清女子教育的两条线索，古代女子教育，和西方现代女子教育，两者之间存在矛盾。（页47）这里我们会追问，薛绍徽的女子教育主张，和之后清政府改良推行的女子教育有何区别？在清政府1907年设立女子教育系统后，教科书仍然都是传统的女教教本，例如《内则》《列女传》等。（页161）其实背后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当我们提出女性传统的时候，我们回头要建构和寻找的是什么？
三、民族、种族与性别
晚清民初是民族主义形成的时期，民族和种族矛盾也开始尖锐化。对满族精英来说，随着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对自己的地位和身份感到焦虑，并把这种焦虑投射到女性形象的塑造上。晚清惠兴女士自杀殉学的故事，被不同地域、不同出版物、不同作者再现，体现了复杂的民族、种族和性别问题的交织。第三章给我们展示了不同的故事版本。
对于惠兴的自杀殉学，南方报纸一开始保持缄默。尤其是上海报刊杂志，都和东京有联系，而东京是革命派的大本营。他们持反满态度，对惠兴的旗人身份心有芥蒂，事情发酵后，对其满洲身份也讳莫如深。保守派的《东方杂志》，主要强调其自我牺牲，为女子教育做出的贡献，定性为传统意义上的侠义行为。北京的报纸，把惠兴塑造成为国牺牲的形象。日本人主办的《顺天时报》，对惠兴的故事详加叙述，表示惠兴女士的自杀，和节烈女性殉夫完全不同，是为了公义和国族。这些报纸杂志，对女性自杀做出了新解释，把爱国和牺牲放进建构女性形象的因素中。
惠兴去世后，贞文女校由杭州协领贵林主管，并创立《惠兴女学报》。贵林致力于打造“满族女杰”的形象。他褒扬惠兴之死，使得“我族之高尚之特性可以表白于世界，我东亚女界数千年之黑暗可以复明。”（页98）他将惠兴之行为放置于“东亚女界”，以满族人的身份获得国际性的认同。贵林看到，在清末立宪启动后，武备学校尽为汉人，害怕被汉人同化。他的害怕当然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惠兴创办学校的动机和经费支绌，和汉族教育从事者的不配合和拒绝不无关系。在晚清革命党女性的“女界”定义中，不排斥但也没有接纳满族女性。例如秋瑾，陈撷芬都是反满主义者。（页103）
那么，满族精英女性是如何自我定义的呢？惠兴自己并没有满汉分别，她留下的绝命书，表现出她是经过深思熟虑，试图通过自我牺牲来唤醒对女学的关注。《北京女报》所刊其他满族女性的文章，也表明在其认知中，性别而不是种族，才是和她们的现代身份紧密相关的。她们并不用种族和阶级来自我分化，而是将女性整体视为一个受压迫的群体。（页118）满族女性建构的新女性想象，是基于性别而不是种族。而这无疑也拓宽了之前的“女界”的范围，改写了汉族女权主义者对“女界”的限定。（页111）
对此，笔者亦有同样的认识。革命派鲜明地打出反满旗号，但这种口号仅仅是在精英层面，对于底层民众而言，可能贪官污吏的盘剥更加可恨。对普通民众来说，并没有深切的种族区别分割。笔者在晚清戏剧的研究中，发现晚清名震一时的新剧《黑奴吁天》，不久就被一部叫做《黑籍冤魂》的新剧代替。前者改编自《汤姆叔叔的小屋》，后者则是描写一位大少爷因为吸鸦片造成的悲惨结局。这表明晚清普通国人，并无深切的种族观念，反而是对鸦片造成的孱弱痛恨更深。
四、日常生活中的政治
第四章和第五章，转入日常生活政治。1912年，女子参政权运动达到了高峰，但随后急转直下。1913年，袁世凯取缔各类革命政党和团体，包括激进派和温和的女性组织，自此女权主义运动几乎销声匿迹。政治化的女性刊物转向商业化，努力寻求在新民国的恰当位置。
民国初年的商业性女性杂志，以《妇女时报》和《妇女杂志》为代表。这些杂志的创办者和主编皆为男性。商业杂志通常会在发刊词中，打出民族主义的旗号，但往往在“启蒙”和生意之间摇摆。例如包天笑在《妇女时报》上所写的一篇文章，一开始和晚清时评一样，引入女性改革，但是笔锋一转，运用刻板的女性传统美的词汇和修辞，成为鸳鸯蝴蝶派的标识。这些杂志，即把女性作为潜在的改革对象，也是商业消费的卖点。
“贤妻良母”是民初杂志谈论的热点。这个词汇，实际上也是新出现的。贤妻良母的观念是从日本引入，在民国初年获得认同。对于男性精英，从晚清的国民之母论述，到民初的贤妻良母一脉相承。但是，女性作者的作为远远超出了男性的想象和限制。她们不再空洞地谈论民族精神和理念，而是把科学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借助贤妻良母的讨论，引入科学、卫生、健康、身体等话题，形成对自己性别化身体的认识论。她们更加关注为普通妇女提供具体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例如如何防止疾病，维护健康身体，而不是讨论抽象理论和解放性话语。
第五章女学生。作者先对比了晚清和民国时期女学生的差别之处。对于女学生身体和行为的规训，日常生活服饰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晚清时，禁止女学生穿西式服装。学校有统一的制服，一般是过膝的长衫加裤子。而民国时期的女学生，在穿着打扮上逐渐成为风尚。有的女学生不但穿西式服装，高跟皮鞋，还佩戴金丝眼镜等配饰。（页175）
对晚清的女学生，公众开始是好奇，到后来是男性保守者的恶意批判。女学生在民初男性精英看来，是为了将来的贤妻良母做准备的。他们认为女学生种种出格行为，会有损将来贤妻良母的特质。尤其是在服饰上，晚清是妓女在都市引领时尚，而如今却是女学生。妓女和女学生在服饰上越来越难以区分，也模糊了名誉与不名誉女性之间的界限。
对此观点有的女性是附和的。《妇女时报》的女性撰稿人抱怨上海的中小学女校学生如何把钱浪费在衣服上，观察到学生的衣服不但用丝绸，而且是进口的。但大多数女性撰稿人，是从理解的角度、站在女学生的立场。例如她们并不像男性一样鼓励女性对家务的责任，而是认为这会占用大量时间，女性应该把时间用在学识上。女学生也成为流行小说再现的主题，男性作者往往将其描绘为缺乏美德，容易陷入对物质的迷恋和外部陷阱的反面形象。商业女性杂志，则邀请教员，或者是女学生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共享经验，改变对女学生的刻板印象和偏见。
第四章和第五章都对日常生活的细节，进行了不厌其烦的描述。此外，还运用了图像分析的方法。例如打网球的女学生，特别展示其“天足”，表明女性参加户外体育活动。（图3）还有一副女学生在桥上的图景，望着远处的船。表明女性对远方的想象和掌握，是一个空间扩大的隐喻。（图4）女性越来越打破内外隔离，扩大了“女界”范围，在公共空间的活动和能见度更高。她们频繁出现在街头、公园，林荫大道。再如开头我们谈到的回望女学生，表明女学生意图建构自己的形象，对男性凝视的拒绝。而这张图引发的是观者的认同和同情，而不是欲望。这种自我指认，也表明女学生已经自觉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并且有意识地树立现代女性代表者的形象。进步女学生超越的不仅是地理界限，而且突破长期以来儒家礼仪中内外分割的性别化空间领域。（页162）女界，在作者看来，也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表明中国女性所创造和正在创建的潜在新时空。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写作继续下去，也表明女界还在不断扩大。这是一个阈限，一个一直在变化的空间领域。
图3
图4
结语
本书坐落在公共空间研究的脉络之中。关于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学界认为，因概念和制度的诸多不同，公共领域的概念未必适合中国的情景，而用更加宽泛的“公共空间”来代之，来研究中间阶层。例如季家珍对《时报》的研究，关注这一新兴印刷媒体为代表的中间阶层的出现，并且指出许多构成政治的重要理念渗透并最终影响了中国社会的中间领域。
当公共空间理论和性别研究相结合，会产生那些问题呢？就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而言，女权主义学者弗雷泽批评其公私领域的划分，实际上是把女性限定在私领域，而且忽视了再生产问题。故而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到底对全体女性解放有何意义？公共空间对不同阶层的女性又意味着怎样的不同？本书也论及女性期刊提供了公开发言的场域，打破了内外之别，但是这种打破到底有多大的力度？
近代的中间阶层力量薄弱，公共空间缺乏坚实的基础。本书所讨论的混合性别公共空间，是建立在印刷出版上，这些报刊杂志大都在大城市，例如东京、北京和上海。这些杂志在其它城市传播如何？参与写作和讨论的女性，也都是精英阶层的女性。在第一章，作者提到改良派女性也认为白话可以启迪下层民众，通俗易懂。但是，她们使用文言更加得心应手。即使是曾经为《无锡白话报》写稿的裘毓芳，在《女学报》撰稿用的还是文言。文言，是身份和阶级地位的标志，她们看到白话的重要，但是也同时认为这种语言是粗鄙的。晚清精英女性，在阶级上其实是认同本阶层的男性精英。（页58）
在所有报刊中，《天义》的何震，最早意识到阶级问题。看到没有优势条件的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对她而言女界也应该包括这些底层女性。（页89）无政府主义是英文“Anarchism”的翻译。汉语中的“无政府”强调“没有政府”是无政府主义的基础。欧洲语言中所说的“无政府”一词意义上要比这宽泛得多。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理解为“乌托邦”更为合适。故而，是不是大多数的女性都被排除在晚清民初“女界”之外，也排除在混合的公共空间之外？公共空间的分析，往往会缺乏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这个缺乏社会基础的空间，会不会也最终流于乌托邦的想象？即使是白话文运动，也最终被证明，这些新式的语言，仍然是和大众隔阂的。那么精英和大众之间是否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就性别研究而言，笔者认为本书在方法论上打破了已固化的研究范式。就中国妇女史研究来说，一直存在两种范式。一是受压迫史，以陈东原先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为代表；一是主体性，以高彦颐教授的《闺塾师》为代表。主体性以对受压迫史的“拨乱反正”为特征，两种范式之间，一直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立。每一种范式都有自身的缺陷，混合性别公共空间的提出，把两种范式结合起来，看到两者之间的张力，乃至相互的促进。一方面父权制是体制性的，没有斗争不会被破除或者自动消失；另一方面，社会性别是流动的，不是凝固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即体现于印刷媒体创造和“想象”的政治化空间，也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实践。本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但是以笔者的经验，改写无异于重写，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不亚于新作。张赟教授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目前在德国工作，并正在开启新的研究课题。这本书以英文面世，也期待它能在华语圈内获得更多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