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列宁事件，“被阴谋的子弹所打伤的列宁唤醒了我们大家”
1918年的夏天，是布尔什维克革命运动的低潮期，列宁四处奔走，做动员演讲。8月1日，在莫斯科做关于华沙革命运动的演讲时，他告诉赤卫队，他们正肩负着“捍卫神圣理念”的巨大荣耀。次日，他先后做了4个演讲，分别是对赤卫队、对工人和人民代表委员会的委员们。在这些演讲里，他都提到世界革命即将展开，尤其是“在德国，同样的事情已经开始发生”。
1918年8月28日，莫斯科，列宁和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离开全俄教育工作会议的会场
8月30日，列宁再次去工厂，做“两个政体”的演讲。他受到了工人的热烈欢迎，而列宁继续大谈世界革命。他要求所有人尽最大可能消灭敌人。“我们只有一条出路：胜利或死亡！”他向群众挥了挥手，然后快步走出会场，在走出大门时，和一队妇女进行了短暂的交流。
在接受契卡的审讯时，莫斯科苏维埃第五步兵团助理军事委员巴图林表示：
列宁同志完成了“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会议，走出米切尔松工厂大楼时，我离他约有20到40步的距离。当时每个人都在出场，楼梯口变得异常拥堵，所以我只能在外面等候。在走向列宁同志的专车时，我听到了三声急促的响声，我觉得那只是汽车引擎的声音，并没意识到那是枪声。此后，我发现那些原本镇定地站在车边的人，都开始往四面八方跑去。在地上，我发现有人脸朝下趴着，那是列宁同志。我才明白刚才有人是想要枪杀他。我并没看见究竟是谁射击，我没有失去理智，而是大喊着“抓住暗杀列宁同志的凶手”，然后向前方跑去。
这时我注意到一个女人站在树边，手握行李箱和一把伞，她的形容举止太奇怪了，所以引起了我的注意。她看起来像是在逃跑，脸上又惊又怕。我问她在做什么，而她回答说：“你干嘛要知道这个？”我于是搜了她的口袋，接过了她的箱子和伞，要她跟我一起走。在路上，我意识到可能正是她击中了列宁同志，我问她，“你为什么要杀列宁同志？”而她回答说：“你想知道些什么呢？”于是，我的猜想得到了证实，她一定是刺杀列宁同志的凶手……
我既害怕同情她的人会帮她逃窜，也害怕愤怒的人群对她用私刑，于是要求赤卫队的人和我们一起走……在审讯中，这位妇女承认她叫卡普兰，是她想要暗杀列宁。
列宁被抬进了汽车。司机吉尔驾车急驶，将伤者送到了克里姆林宫。在来到列宁府邸门前时，列宁拒绝别人帮助，自己披上了夹克和大衣，爬了三层楼走进房间。他的妹妹玛丽亚紧张地打开大门，而面色苍白的列宁淡淡一笑，告诉她：“我受了点轻伤，就伤在胳膊。”此时他的医生A.N.维诺科洛夫已经在此候命。走廊的电话开始狂响了起来。参与急救的V.N.罗扎诺夫医生回忆说：“那是一间很小的房间……那一幕在任何事故中你都可以看到：病人身边站满了神情忧虑而困惑的亲友，而其他人站在一边小声耳语。4个医生站在床边，随后更多医生被召了进来。”在受到了如此重大的关注后，列宁总算不那么淡定了，他追问身边的医生：“我是不是要死了？假如要死了，直接告诉我，我好把后事安排妥当。”医生们只好再三向他保证，他的伤情很快就可以稳定。
关于列宁伤情的第一份简报，在8月30日当天公布出来：“深夜11点，在列宁同志身上验明两处枪伤，一粒射进左肩，刺到胸腔，导致肺叶上半部分受伤，胸部积血；另一粒射入左肩，打碎了肩胛骨。有内出血迹象。脉搏104次。病人意识完全清醒。已经召来最出色的专科医生和外科大夫。”到了9月1日，列宁已经想要把自己的三角吊带拆下来，他也不想再在克里姆林宫待下去。刚巧，政府在前一周接管了一幢大宅院，那里位于首都以南三十多公里的哥尔克村，可以坐汽车或火车前往，房间里已经通电，安装了暖气和电话。房主是沙俄时代的将军，但已经离开俄罗斯。列宁在9月25日前往哥尔克养病，那里也就成为他晚年最主要的居所。
当医生们纷纷被召到克里姆林宫时，斯维尔德洛夫和他的同志们在准备发表声明。不过列宁的生命并没有大碍。奥布科医生对莫斯科苏维埃介绍说，病人的心脏功能已经恢复正常，没有休克危险。列宁很幸运，罗赞诺夫写道：“子弹幸运地，也是很不寻常地拐了个弯。刚好避开了气管和食管。假如子弹偏移1微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肯定就会死去。”
这次突发事件令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清醒地意识到，列宁对他们有多重要。他的智慧、决断力与斗志，不仅帮助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夺取了政权，同时也将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新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列宁是他们的大脑，也是他们的引擎。在1918年9月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托洛茨基肯定了列宁的作用：“列宁是专门为我们这个血与铁的时代创造出来的人物……任何一个傻瓜都能射穿列宁的头颅，但是要再创造出这样一个头颅——甚至对于大自然本身也是一项困难的任务。”
托洛茨基是对的：列宁确实是为这个“血与铁的时代”而诞生的。他被刺险些送命的事实，也令他的身上又增添了光环。媒体开始连篇累牍地方便赞颂他、发誓要效忠于他的文章。而列宁本人事实上对美化自己的行为极度厌恶。左翼国际共产主义委员会的书记安吉丽卡·巴拉巴洛娃，与列宁在政见上多有不同，回忆录中也有颇多抨击列宁的言语，但她仍然回忆道：“对列宁的颂扬，对列宁权威的无限鼓吹，或许反而激怒了他。他已经尽全力避免自己被神话。他也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任何人都不能当着他的面吹捧他，说奉承话。”在他受伤后，几乎所有各个级别的人民委员都想要表示永远效忠于他，于是列宁对助手邦契-布鲁耶维奇下了个命令，要求所有报纸杂志停止一切吹捧文章。可是恐怕连列宁也没想到，拒绝被崇拜，反而令他被推举到更高的地位。
刺客被同样带到了克里姆林宫，暂时囚禁在斯维尔德洛夫家楼下的地下室里，司法委员德米特里·克斯基和契卡负责人尼古拉·斯克里普尼克和雅可夫·彼得斯负责审问。她承认，自己原名芬妮·叶夫莫夫娜·罗伊特曼，父亲是犹太老师，有四个兄弟三个姐妹，本人为无政府主义者。1906年，她曾参与过炸弹恐怖袭击，被判无期徒刑。在狱中，她改变信念，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成为社会革命党人。二月革命后她被释放，而家人已于1911年移民美国。
芬妮·卡普兰也是位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相信以暴易暴的真理。她被审讯了多次，契卡最大的目标是要抓住幕后操纵卡普兰的组织。但卡普兰始终坚称，暗杀列宁是她个人的决定，与其他任何人或党派无关。
但卡普兰是否真是刺杀列宁的凶手，至今仍然是个谜。首先，现场有许多群众，而且有数人距离列宁很近，但没有一个证人确切地表明看到卡普兰开枪。连一直站在列宁身边的司机吉尔也这样作证说：“列宁当时离汽车有三步的距离，我看到在好些人后面，有个女人的手伸了出来，手上握着把布朗宁手枪。开了三枪，我立刻朝枪声发出的地方奔过去。那个开枪的女人将枪扔在了地上，跑进了人群里，那把枪就丢在我脚边上。我在那里的时候，没人把枪捡起来。更正一下：是在第一声枪声响起后，我才看到那个握着布朗宁的女人的手。”而其余18个接受调查的证人，也都或多或少地说了同样的证词。
第二个疑点在于，卡普兰本人的视力极弱，连身边的东西都看不清楚，按理说，这样一个女人，任何阴谋团体都不会征召她。曾和她一起服过刑的D.塔拉索娃在证词中说，卡普兰基本上就是个盲人：“她在多年前就已经失明，而且后来一直没有治愈。”
此外，据吉尔称，这把左轮手枪就丢在他脚边，没人捡起，但在卡普兰的手提包里，人们又搜到了另外一把手枪。而在事发三天后，在重新搜查现场时，警察发现了四颗从布朗宁手枪里射出的子弹，但所有目击证人都作证说，他们只听到了三声枪响。
喀山大学的利特文教授研究指出，开枪刺杀列宁的应该是一位叫普罗托波波娃的女性，她在1918年7月时曾经担任过契卡一个小队长的助理，卡普兰与其应该早有默契，答应一旦被抓到，就揽下所有罪名。但据利特文收集的资料显示，普罗托波波娃应该是几乎与卡普兰同时被捕，在当天或次日即被处决。而卡普兰对此一无所知，将这个悲剧性的角色一直饰演到底。
无论如何所有人都已经很清楚了，不管卡普兰是不是凶手，她都一定得死。克里姆林宫司令官帕维尔·马尔科夫回忆说，1918年9月3日，他被契卡召见，上级阿万涅索夫跟他宣读了一份命令：“卡普兰要被枪决。死刑由克里姆林宫司令官马尔科夫执行。”40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结束一个活生生的人，尤其是一位女人的生命，这不是件易事。是个非常非常沉重的负担。但这也是我有生以来，要负责执行的最公开不过的命令。我问阿万涅索夫：‘何时执行？’‘就今天。立刻。’没人跟卡普兰说她已经被判死刑，即将被处决，而枪决将由我，一个共产党人、巴尔干舰队水兵、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司令官来执行。”马尔科夫根据斯维尔德洛夫的指示，在9月4日凌晨4点，将卡普兰带到了一个车库，在汽车引擎的发动声中，结束了她的生命。她的遗体被火化，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无产阶级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依应邀观摩了枪决，目的是为了“启发革命创作灵感”。
对于枪决，列宁并未参与。在哥尔克的住所养病期间，列宁只是简单地交代说：“对卡普兰的事情，就完全由中央委员会来决定好了。”马尔科夫本人写道：“坊间流传着一些美妙的传说，比如列宁亲自替卡普兰求情，饶她一命，有人还说在1932年或1938年，在索洛维基岛和别的什么集中营里见到过她。但这些真的只是传说而已。”
革命与内战，不可避免地伴之以暴力与流血，而列宁难免是敌人的眼中钉。卡普兰并不是第一个威胁列宁生命的刺客。在1918年1月14日，列宁与妹妹玛丽亚和瑞士共产主义人士弗利兹·普拉顿一起驱车前往斯莫尼尔宫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时，其座驾也曾遭到枪击。《真理报》的一位编辑回忆说：“当时他们先去了一所军校，为即将开拔到前线的战士作演讲，驾车出来没几十米，枪声就开始响了起来。”普拉顿将列宁的头猛地按到座位底下。车子一路狂奔到斯莫尔尼宫，检查时才发现，车后厢被射穿了好几个洞，挡风玻璃也破损严重。普拉顿在替列宁作掩护时，一只手被子弹击穿，血流不止。
列宁在他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
一年后，列宁又一次身陷险境，不过这次他碰到的是一群强盗。1919年1月19日夜晚，列宁带着妹妹和保镖恰巴诺夫出莫斯科城，去索科利尼基郊区探望养病的妻子。在开近一座铁路桥时，汽车被三个带着枪的男人拦了下来。列宁和同伴们以为这只是例行的身份检查，特意强调说，“我的名字叫列宁”，但那伙人根本未予理会，玛丽亚在日记中写道：
没想到的是，这几个人根本没看我们出示的证件，将我们赶下了车，径直走上前去，用手枪顶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太阳穴，搜他的口袋，将他的布朗宁手枪和克里姆林宫通行证翻了出来。
“你们在干什么？”我哭叫道。“这是列宁同志！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先出示你们的证件！”“强盗还要啥证件。”那群人中的一个这样回答说，他们跳进车，直接将车给开走了。
列宁对这次与强盗达成的妥协，显然很是得意，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他还引用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想象一下，你的车被一群武装劫匪拦了下来。你给了他们你的钱、你的身份证、你的手枪和你自己的车，以此来摆脱这伙人愉快的陪伴……我们与德国帝国主义匪徒的妥协，与这不无共通之处。”
在这起事件后，整个莫斯科城进入全城戒备，首都临时颁布了戒严令。一两周后，犯罪调查科的负责人K.G.罗森塔尔向列宁汇报：
为了调查您在索科利尼基高速公路上被匪徒袭击的事件，也为了终止劫匪暴行，我下令对所有私人房屋与公寓进行挨家挨户的搜查，防止任何罪犯在莫斯科藏身。所有怀疑与此次犯罪事件有关的人等全都被捕……袭击您的凶手是雅科夫·科舍尔科夫、司机扎亚茨和鞋匠兰卡。这伙人开会用的平房被搜查，事后房主本人已经自杀。
为了搜出这三个强盗，一共有200人被捕。
后来这三个强盗交代说，他们没听清楚列宁对自己说的话，将“列宁”听成了“列文”。但在放列宁一行人走后，他们重新看了一遍抢来的身份证件，才意识到事情闹大了。其中一个叫科舍尔科夫的家伙想要立刻开车回去，杀死列宁，因为他觉得这样一来，说不定有人可以借机发动政变，也就没人想到要捉拿真正的凶手。但另两位同谋不愿意这么干——显然，列宁比自己想象的要更幸运。
在此后的1919年4月7日，斯大林要求克里姆林宫司令官执行了一系列保安措施，列宁的人身安全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其中包括列宁在离开克里姆林宫时，必须由两辆车和五名保安陪同。他的司机必须是“忠诚的党员”，此外必须有保安人员佩带武器跟随。列宁居所和办公室的保安都必须有至少一年党龄。进出列宁的公寓时，必须持由列宁本人签署的通行证。卧室旁边原本由佣人居住，现在佣人统统搬到楼下，而他的书房则搬到了隔壁。
列宁数次被袭后，城中气氛肃杀，执法机构开始启用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在卡普兰刺杀事件后，数位前临时政府的部长被执行公开枪决，包括司法部长施切格洛维托夫、前内政部长卡沃斯托夫和普罗托波波夫、警察总长贝内茨基和大主教沃斯托格夫。贝内茨基想在最后一刻逃跑，但被当场击毙。
在1918年秋天前，苏维埃政权进入了最低谷。看起来只要再施加一点压力，“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就将倾覆。但苏妮·卡普兰行刺列宁的事件，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被阴谋的子弹所打伤的列宁唤醒了我们大家，号召和鞭策着我们前进。”
托洛茨基是正确的，面对着内忧外患，布尔什维克党终于拿出了最极端的手段来设法拯救他们的政权。他们兑现了列宁将帝国主义战争转换为内战的承诺。
（本文摘自师永刚、詹涓编著《列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