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动态｜王小鲁：需求侧改革要纠正过度投资、低效投资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经济需求侧存在投资占比较高、消费占比较低的现象，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需求侧改革的关键在于要恢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之间的结构平衡，纠正过度投资、低效投资的情况，让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起到更好的带动作用，促使经济增长回归到健康可持续和充满活力的状态。”
王小鲁是在7月7日举行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第30期）“需求侧管理的内涵与落实”研讨会做出上述表示。
为什么要进行需求侧改革
王小鲁认为，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经济除了存在供给侧结构失衡以外，也存在需求侧结构失衡。
需求侧结构失衡主要表现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之间的结构不平衡。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经济的投资率或者叫资本形成率仍然较高，消费率仍然较低。当外需相对走弱，不能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就出现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增长疲软等经济结构失衡的现象。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世界平均水平和大部分国家的水平，消费率都长期保持在80%以上，投资率不到20%。 改革开放以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经济的消费率大体稳定在63%，投资率大体稳定36%。这个比例大体上合理。从2000年到2010年，投资率或者说资本形成率占GDP的比重从30%上升到近50%，消费率从60%以上降到50%以下，这期间出现了需求结构的不平衡。尤其是在2008年到2010年期间，曾经出现了货币极度宽松和政府投资大规模扩张，加速了需求侧结构不平衡的趋势。
王小鲁坦言，“这种趋势带来了一系列结构问题”。一方面，大量的投资造成投资过度、投资效率在下降，有很多无效的或者低效的投资项目导致投资效率不断降低；另一方面，扩大投资对消费有挤出效应，投资挤压了居民消费，当居民消费占比太低，就不能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所以导致经济增长动能不足。
2020年中国经济的投资率是43%，比2010年略有回落，但是占GDP的比重仍比2000年以前高7到8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了23个百分点以上，消费率2020年占比是54%，比2000年以前低了8到9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4个百分点以上，所以目前仍然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这不利于启动内需，也不利于恢复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他说。
今年以来，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国际市场需求开始回升，中国出口加速增长，经济增长势头较好。但是一旦外需回落，内需不足的问题还会再次出现，所以，做好需求侧管理才能未雨绸缪。“在我看来，需求侧改革的关键在于要恢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之间的结构平衡，纠正过度投资、低效投资的情况，让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起到更好的带动作用，促使经济增长回归到健康可持续和充满活力的状态。”王小鲁强调。
需求侧如何改革
中国经济需求侧目前存在需求结构不平衡的现象，主要表现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而投资率过高是怎么造成的？王小鲁认为，这与过去长期持续的货币宽松、以及相当长一个时期政府投资大规模扩张有关。
“这些因素使得投资率不断地上升。”他认为，在一个时期内，投资率不断的上升，反过来挤压了居民消费，使消费率一直下降，从而迫使居民储蓄率也在不断提高。一方面政府加大了投资，实际上也加大了政府储蓄；另一方面投资对消费产生挤压，也导致了居民的储蓄率居高不下，而消费上不去。
这种情况下需要在需求结构方面进行调整。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使得过高的投资率降下来，使效率不高，必要性不大的投资退出，同时重点改善民生，改善居民消费条件，促使消费回升。
“在这方面有一些理论问题要厘清。”王小鲁坦言，凯恩斯主义理论关于刺激政策的前提基于一个假设，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之间可以完全替代。居民消费不足，储蓄率高了，利用投资需求扩大来代替消费需求。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只有短期的替代性。即在短期内，扩大投资可以扩大总需求，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持续的货币宽松，持续的政府投资扩张，导致供给侧扩张，产能过度扩张，供过于求，产能过剩，结构失衡，而且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迫使居民的储蓄率进一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持续的刺激政策会导致内需更加不足。
“因此凯恩斯主义这一套政策实际上只适用于某些特定条件下作为短期政策来应用，而长期持续的应用就会导致需求结构失衡。”王小鲁强调。
他提到，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的投资率有所回落，消费率有所回升，这是一个合理现象。但在疫情冲击的情况下，经济下滑比较快，政府采取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扩大投资，在短期促进经济恢复，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是合理的。
“这种投资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无限扩张，而且要选择合理有效的投资项目。”他强调，从时间上来讲，也不能长期延续，适当时机需要及时退出，它毕竟是一个短期政策。从长期来看，还是要继续鼓励消费回升，促使过高的投资率下降，“我认为进行这种调整是必要的。”他说。
另外，王小鲁提及，“我们国家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过去的投资率一直较高，消费率一直较低，在这种情况下不断刺激投资和进行政府投资扩张，带来的需求结构失衡情况就会更严重。”因此，这种持续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负面效应就会表现得特别显著。根据我们过去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国的投资率最终要恢复到2000年以前30%多的水平、消费率要回升到60%以上的水平，是合理的。
加大在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
落实需求侧管理，需要采取哪些措施？王小鲁认为，当前需求侧管理亟需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货币政策要回归中性，逐步消减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逐步降低债务杠杆率。“美国推行货币宽松政策，中国的货币政策不能跟着美国走，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其货币宽松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实际上是由全世界各国承担；而中国持续的货币宽松政策，造成的影响完全由国内居民承担，这一点和美国有非常大的不同。
二是财政政策要从过去的政府投资为主转向改善民生为主，减少那些不必要、低效率的政府投资，花更大的力气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具体而言，现在没有获得城镇户籍的新城镇居民是2.3亿人左右，这些人中，特别是新的城镇劳动者中，没有纳入到城镇职工各项基本社保的人数，在1.3亿人到2.4亿人之间，基本上是没有本地户籍的劳动者。他们长期在城市就业，但是多数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失业以后生活没有保障。另外，流动人口子女在人口流入地就学困难，即便能够就学，也不能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
“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启动内需落不到实处。因此财政政策要转向主要改善民生，促进居民消费，扩大内需。相应地，政府支出结构要转型，改变过去政府投资过多，行政支出过多，而社会保障有重大的缺口，公共服务不到位的这种状况。”王小鲁强调。
三是大幅度放宽城市外来人口的落户标准。包括大城市在内，基本上要使流动人口在城市就业3到5年内可以落户，社会保障覆盖也要跟上，通过加大国有资产补充社保基金缺口的力度，来减轻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
四是制定全国统一的公共服务最低标准。对城镇而言，要以全部常住人口为基数，而不应以户籍人口为基数，首先要包括医疗教育等方面最基本服务条件，下一步还要解决保障性住房对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居民充分覆盖的问题，解决9年义务教育向12年义务教育过渡的问题。
另外，他还提到，财政转移支付要根据各地的财政达到公共服务最低标准的能力和社保基金缺口大小来制定方案。“财政转移支付要跟着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走，建立统一标准，通过这样的转变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的全覆盖。”
最后，要加快土地市场化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抑制地价房价上涨，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