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布166个日军慰安所分布，受害者控诉每天十几个鬼子

上海现已发现166个日军慰安所，有近40处遗址建筑仍保存着。

6月30日，“血色残阳‘慰安妇’——日军性奴隶历史记忆”展览在上海师范大学开幕。展览中首次披露了166个上海日军慰安所的分布图、战时日本印制的标记有“慰安所”的3张上海老地图、中国19名仍在世的慰安妇名单和照片等珍贵资料。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介绍，日军慰安所多集中于虹口区，尤其是今四川北路公园一带，但实际数字并不止这些。

日军慰安所多位于虹口，实际数字可能更多

展览首次发布了166个日军慰安所分布图、新发现的战时日本印制的标记有“慰安所”的上海老地图3张、新发现的峨嵋路400号原日军海军慰安所。同时还展示了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档案、中国大陆20位“慰安妇”幸存者肖像。

2005年，苏智良撰写的《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认定149处“慰安所”原址。而十年来经过艰辛调查、考证，又新增了17处慰安所。因此昨天展览中首次披露的166处日军慰安所地址，是迄今公布的最完整的在沪日军慰安所详情图。

1931年11月，日本海军将日本侨民在上海虹口经营的4家风俗场所指定为特别“慰安所”。其中，“大一沙龙”（上海东宝兴路125弄）是世界上第一个日军慰安所，也是存在时间最长的慰安所。

苏智良团队最新研究指出，在上海，日军慰安所多集中于虹口区，尤其是今四川北路公园一带，“但实际数字还在继续增加”。

遭日军强征慰安妇目前全国有20人在世

此次展览首次集中披露了中国19名仍在世的当年慰安妇的情况和近照。

目前全国在世的遭日军强征慰安妇共20人，其中1人不愿具名。另19人分别是：郝月莲（山西，生于1928年）、郝菊香（山西，生于1922年）、李爱莲（山西，生于1928年）、任兰娥（山西，生于1928年）、赵兰英（山西，生于1923年）、刘改莲（山西，生于1923年）、张先兔（山西，生于1926年）、刘凤孩（山西，生于1924年）、毛银梅（湖北，韩国籍，生于1923年）、李凤云（黑龙江，韩国籍，生于1921年）、曹黑毛（山西，生于1922年）、陈莲村（海南，生于1926年）、陈亚扁（海南黎族，生于1927年）、林爱兰（海南，生于1925年）、黄有良（海南黎族，生于1927年）、韦绍兰（广西瑶族，生于1921年）、符美菊（海南，生于1925年）、李美金（海南，生于1926年）、王志凤（海南，生于1925年）。

展览还以大量的实物、地图、文书档案等，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设立慰安妇制度的滔天罪恶。

有三张上海地图标有慰安所地址。一张是去年从当年“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档案中发现的地图，标示着在浦东浦上路（今东沟路附近）有一处慰安所。另两幅首次在沪公布的地图，一幅是日本陆地测量部在昭和十二年八月（1937年8月）制作的上海市街图，图上标有“大一沙龙”慰安所的“大一”字样；另一幅是日本宇野商店制作的上海虹口地图，标有日本海军在横浜桥畔的美楣里设立的一批慰安所，整个日占期间，曾先后有15家慰安所在此出现。

此外，苏智良团队公布了一些从全国各地征集到的当年慰安所使用的物品。包括慰安所中用来消毒的高锰酸钾、战时日军使用的安全套、慰安妇用的爽身粉，以及慰安所用于储藏清酒的大缸等。

另外，上海市民也积极参与此次展览，上海市民李美珍女士捐献了珍贵的战时侵华日军使用的日本制造的发电机木箱和峨嵋路400号原日军“海军下士官兵集会所”的窗户把手。

现场编导郭柯介绍并放映了慰安妇纪录片《三十二》。该片由他于2012年执导，片名所指的是曾被日军强征沦为性奴的20万中国妇女幸存者，仅剩32人。当日，众多市民、学生前来参观展览，均表示展览内容十分震撼，很有教育意义，并对“慰安妇”受害者的悲惨遭遇感到痛心。

开幕仪式上，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介绍，“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亚洲战争中推行的军事性奴隶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除本国妇女之外，日本军国主义以欺骗、掳掠、强迫等手段，为远离本土、数量庞大的日本军队配备了从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亚洲各地强征的大量年轻女子充当性奴隶，建立了完备的军队“慰安妇”制度。相当数量的女性在被日军残暴的性虐待过程中死去；战争结束时，部分日军曾奉命对“慰安妇”进行肉体罪证消灭；辗转存活下来被调查所证实的女性，或不能生育，或精神失常，或肢体伤残，无一不在极度痛苦中挣扎生存。

最新被发现的在峨嵋路400号

最新被发现的峨嵋路400号名为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海军下士官兵集会所”，实为鲜为人知的日本海军“军直营慰安所”。开幕式上，上海市民周新民先生介绍了考证“日本海军下士官兵集会所”的经过。

峨嵋路，是上海市虹口区的一条街道，南北走向。峨嵋路南起天潼路，北至海宁路，全长814米。

2012年9月，周新民在上海档案馆查阅半个多世纪前的私立大公职业学校的历史档案时，在一份档案编号为“B105-5-43-3”《关于私立大公职业学校概况的报告》中，约手写于1949年8月的“大公职校学校简史”材料中，有峨嵋路400号原为“日本海军俱乐部”的说法引起了他的注意。周新民在数十年前就知道峨嵋路400号曾是大公职业学校的校舍。但他熟识的老大公老师从来没听说过此处是日海军俱乐部。

之后，他通过不断地在网上用不同的关键词搜索，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日文搜索网站，用日文“海軍クラブ”+“慰安”主题词搜索中，逐页查找时，有了重大突破，获得关键性结果“峨嵋路400号”是“娱乐安慰机关”性质的“海军下士集会所”。

原文作者对峨嵋路400号建筑作了相当完整的符合历史的真实诠释。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前，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拥有两处专用“娱乐慰安机构”。一处为四川北路多伦路路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对面的军官专用的“海军俱乐部”（今东江湾路、多伦路路口）。另一处在峨嵋路400号，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海军下士官兵集会所”。该“集会所”系从老靶子路（今武进路）搬到这所新建的三层凹形砖混结构楼房，它是拥有良好设施的现代“会所”。

据周新民调查，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峨嵋路400号成为私立大公职业学校校舍。1953年大公职业学校并入在浦东庆宁寺新组建的上海船舶工业学校。约在1954年以后，大楼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某部机关使用，后成为海军91287部队家属宿舍。

受害者控诉：例假期也不能休息，怀孕被人踩肚子流产

在慰安妇纪念展开幕式上，专程从广东赶来的程菲讲述了养母遭受的苦难。

她的养母袁竹林是湖北武汉人，丈夫因为给饿极了的女儿偷蛋糕被发现，难忍羞耻离开了家，此时她才18岁。一个朋友给没有收入来源的袁竹林介绍去湖北鄂州旅社洗衣服的工作。她与一同被介绍去旅社的其他年轻女性刚到鄂州，就被带到有日兵站岗的慰安所门口。她们哭吵着不进去，却被拿着刺刀的日本士兵们拉扯着、打着强行抓到慰安所中。在皮鞭抽打下，她们被脱光衣服检查有没有性病。

慰安所的老板给每个人取了日本名字，刻在木牌上，方便日本士兵辨认，袁竹林的名字是“吗沙姑”。她们到慰安所的第二天，就有大批日本兵在每个房间门口排起长队。

袁竹林女士的口述记录中说：“我……大概足足有十来个身强力壮的日本兵来，也有年纪老的……”一天下来后，她们连坐也坐不稳，下身疼痛像刀割一样。这也导致几十年来她们都误认为自己很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总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

在慰安所每天的生活都是重复的，每天有十几个日本兵进入她们的房间，晚上有军官要求陪夜，例假期也不能休息。慰安所的老板给她们发一种白色的药，说吃下去永远不会有痛苦，其实是避孕药。刚开始，袁竹林常常把药片扔掉，日本兵知道她是新来的，不会有性病就违反规定不戴安全套。

袁竹林在慰安所怀孕了，她的日子愈加艰难。她曾一度想放弃生命，在冬日趴在雪地里希望冻死自己，但都被发现了，抓回来后便是一顿毒打。袁竹林决心逃出去，被发现后日本兵将她的头死命往墙上撞，鲜血直流。“我母亲也因此落下头疼病。”程菲说道。

为了让她流产，在她肚子上放上板凳，日本士兵站在板凳上压她的肚子。大出血后，袁竹林永远丧失了生育能力。不久后，她唯一的女儿也饿死了。

说到这里，程菲哽咽地说不出话来：“以后几十年，母亲的梦中都是一岁的女儿张着小手向她跑来。”

抗战胜利后，一名叫西山的日本反战士兵希望袁竹林跟他去日本。不过此时的袁竹林只想找到自己失散的母亲，因此只身回到武汉。

1946年，袁竹林抱养了刚出生的程菲做养女。两人之后以打工为生，过着清平的日子。

在程菲的鼓励下，她是较早向世人公开其受害经历并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的受害者之一。

2000年，袁竹林参加“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控诉日军残暴行为。2005年8月5日，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她发表《向日本政府讨公道》的控诉书。

2006年3月29日，没有等到日本政府任何回应的袁竹林，在广东湛江逝世，享年84岁。“母亲在天有灵，希望日本政府能端正态度，承认事实，走和平的道路。和平万岁！”程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