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与波伏瓦，谁是你的“青春教科书”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在法语文学中，玛格丽特·杜拉斯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名字熠熠生辉：作为女性主义的先驱者，她们在多年之前，就用作品记录了现代女性所面临的职业、爱情、生存压力、社会地位等难题的思考。
从18世纪欧洲的启蒙时代算起，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迄今已有两百余年。7月3日，就新书《西蒙娜·德·波伏瓦：书写与存在》《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的暗房》的出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袁筱一，青年教师沈珂，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黄荭齐聚朵云书院，与读者分享自己对女性主义的认识，以及杜拉斯与波伏瓦的写作故事。
分享会现场。图片来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杜拉斯就像“青春教科书”
身为一位法国作家，杜拉斯在国内读者中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引进国内的外国作家之一，杜拉斯和一批新小说派作家的作品一起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引发阅读的热潮。
玛格丽特·杜拉斯。中国吉林网 资料图
“我烦透杜拉斯了。”对于杜拉斯在国内的高知名度，毛尖笑言，她提到，杜拉斯“写小说写专栏写剧本，玩先锋拍电影搞戏剧，把一个文艺青年能梦想到的事情，全部干了一遍，然而还不止这些。”整整一生，她夜以继日地恋爱，又高调参与政治，从1914年活到1996年，“她把我们十辈子才能做完的事情，用一辈子终结。”
在她看来，杜拉斯就像一本“青春教科书”，在她一生的写作中，都有着青春时期的激情与叛逆，她始终用叛逆少女的方式和这个世界撕扯、拥抱、分手、和解、决裂再握手。“杜拉斯说她可以同时拥有五十个情人当然是一种激进表达，但她锲而不舍的爱情生涯，的确有天神般的意志在其中。”
作为国内知名的杜拉斯研究专家，黄荭与杜拉斯结缘已久。“硕士论文做的是她，博士论文做的还是她，杜拉斯也让我的科研拿了一个‘大满贯’。用毛尖的话说，我在杜拉斯身上豪掷了四分之一个世纪。”黄荭笑言。“研究杜拉斯对我而言并不是枯坐寂寞无趣的事情，因为杜拉斯的写作是非常丰富的，她是一个触角特别丰富的作家，这也是我特别喜欢她的地方。”
她提到，对于杜拉斯，不少国内读者和作家对她存在误读，而媒体对杜拉斯的总体印象还是浮浅的，把杜拉斯一生的创作跟《情人》画上等号显得过于天真和轻率。实际上，杜拉斯不仅在写作上有追求，在政治上也有追求，“作为法国知识界介入政治社会生活的积极分子，杜拉斯参加过抵抗运动、加入过法国共产党，游过行、卖过报、发过革命传单；作为文艺多面手，她既是作家，也是戏剧家、导演和专栏记者；作为热爱生活的模范，她热情好客，能做一手好菜，把家里打理得妥妥帖帖，花草照料得停停当当，就连被她插在各种瓶子里的干花都有一种颓废的物哀之美。她有过情人，甚至太多，喜欢年轻的身体，但她在每一份爱里都倾注了真情，而爱也滋养了她的生命和写作。”
波伏瓦与萨特：不是夫妻，更像灵魂伴侣
如果说杜拉斯象征的是感性，同样是女性作家的波伏瓦无疑代表了理性的一面。“波伏瓦是一位典型的学者，《第二性》的写作也是学者的写作，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写作，里面有着强大的推理过程。”袁筱一这样概括。许多人对波伏瓦的认识都离不开她的伴侣：哲学家萨特。萨特与波伏瓦的感情，在多年之后依然为读者津津乐道。在沈珂回忆中，自己初读波伏瓦要追溯到十八九岁时。“当时我还在读大二，读到她的第一部作品是自传《闺中淑女》，即便时至今日，当初阅读时的激动，和在这本书中体认到自己的那种感觉依然存在。”对于爱情之于波伏瓦的意义，沈珂也有自己的理解：“爱情是我们波伏瓦认识的起点，但是恰恰在波伏瓦的一生当中，爱情从来没有占到过非常重要的比例。在她的作品当中或者在她的生命当中，爱情都不是第一位的，我相信波伏瓦一直是一个有野心的女人。”朋友扎扎的死亡，让波伏瓦看到了时代局限下女性的普遍命运。如果不进行抗争，她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所以扎扎的死亡，对她的写作、她之后的生命和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埋下了非常重要的伏笔。” 沈珂说。
西蒙娜·德·波伏瓦。深圳新闻网 资料图
爱情从来不是波伏瓦生命和写作当中的主旋律。她在美国遇到作家艾格林并且陷入爱河，但是当艾格林向她提出结婚的要求的时候，她毅然而然地回到了巴黎，回到了萨特身边。波伏瓦和萨特两人的关系已经远远超越了爱情，而成为智性的伙伴，每一次他们两个人成书、著作，其实都会成为各自第一个读者。无论是萨特对于波伏瓦，还是波伏瓦对于萨特，其实他们都在彼此交流，彼此给出意见，并成为彼此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与其说是夫妻，他们更像是彼此的灵魂伴侣。
长久以来，由于波伏瓦和萨特的亲密关系，人们经常对波伏瓦产生误解。“女萨特”“萨特的女人”这一类的说法也是专门针对波伏瓦的讽刺之一。当然，学界也普遍认同萨特对波伏瓦的深刻影响。对此，袁筱一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没有萨特的波伏瓦，她还是波伏瓦吗？”
“波伏瓦如果没有遇到萨特，她很难成为我们现在认识的真正意义上的Simone de Beauvoir。”沈珂坦言，“波伏瓦不是生来的，她也是变成的。尤其在她的哲学表达当中，无论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还是对女性问题的阐述，一方面离不开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她对萨特哲学的拓展与丰富，这在她的几部哲学著述中都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