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难民回忆：听说只有一个地方还能去，就是上海
6月23日，《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在沪首发，此书收录了38位来华犹太难民及其后裔关于那个艰苦年代的回忆，并录有来沪犹太难民姓名录13700余条。
70多年前，纳粹屠杀犹太人之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都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中国人民和上海这个城市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对犹太难民敞开了大门，为救助他们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1933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渡重洋来到上海，也有少数人从其他城市进入中国，总人数达3万。
6月23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在上海图书馆首发。
此书收录了目前掌握的来沪犹太难民姓名录13700余条，占据全书近一半篇幅。
上海，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
“我们真的是在与时间赛跑，上世纪80年代我们去采访的之前来华的犹太难民，如今大部分都不在人世了。2010年底，“来华犹太难民研究”课题确立后采访的犹太人，如今都已经八九十岁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主编、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在发布会上感慨。
四年来，以潘光为首的课题团队争分夺秒地采访仍然健在的前犹太难民及其后裔，抢救了一批前犹太难民的口述和文字记忆，并收集了大量与犹太难民相关的稳健、档案资料，成书《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
《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收录了38名前犹太难民回忆，不过潘光说，事实上课题团队采访了380多人，最后选取了比较有代表性的38名前犹太难民的故事收录于书。
书中，最年长的雅各布·罗森菲尔德（Jacob Rosenfeld）出生于1903年，1939年8月来到上海避难，1941年3月加入新四军，任新四军卫生部顾问，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又随军转战东北，成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担任医务职务最高的外国友人。
最年轻的是萨拉·伊玛斯(Sara Imas)，萨拉·伊玛斯是目前所知唯一还留在上海生活的犹太难民后裔。她的父亲于1940年从德国来上海避难，母亲是中国人，新中国建立后，萨拉·伊玛斯一直生活在上海。
“有一个前犹太难民老人告诉我，当时家人从集中营里放出来，明天要到哪里去都不知道。听说只有一个地方还能去，就是上海。他们拿着地图找，上海在哪里都没概念，地图就是一个小黑点。大家商量要带什么走，父亲果断决定除了现金什么都不要带，延误一些时间说不定又将被抓进集中营，一家人当晚就出发逃离了奥地利，家里所有的现金就够买几张船票。1945年，当他们重新回到维也纳，原来的犹太邻居都已被杀害，只有他们一家活了下来。”潘光说每一位前犹太难民的故事都令人嘘吁不已。
1933年，希特勒上台，随机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反犹运动，从1933年4月颁布第一个反犹法令开始，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逐步加深。1938年，纳粹德国先后吞并、侵占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丹麦、荷兰、比利时、希腊、法国等国，反犹运动也随之扩展。1938年-1941年间，纳粹开始对犹太人实行驱赶和隔离相结合的方针。波兰几百万犹太人全部被集中到特定隔离区内生活；华沙的50几万犹太人被赶入仅2.71平方公里的隔离区内。
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由于遍及全球的经济危机和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各国都在严格限制移民入境，欧洲的犹太难民越来越难以找到逃生之处。英国为了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中联合阿拉伯国家对付德意法西斯向中东的进逼，与1939年5月发表了严格限制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白皮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犹太社团的美国也对犹太难民的进入作出各种令人难以理解的限制，只有极少数有钱的犹太人才能获得去美国的签证。
最具有讽刺性的是，在1938年召开的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埃维昂会议上，所有参加国都会犹太人的处境表示同情，但没有一个国家明确表示愿意接收多少犹太难民。
“只有获得某国发送的签证，犹太难民才能被允许离开纳粹占领区域。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拒绝向犹太难民发放签证的情况下，当时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向犹太人发送了数千张签证。这些签证被称作‘救命签证’。”潘光介绍。
面临死亡威胁的欧洲犹太人不得不逃往唯一对他们打开大门的上海，也有少数犹太难民通过各种途径，来到哈尔滨、重庆等中国城市。“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二万五千名左右的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他们的避居地。据研究纳粹大屠杀的权威机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统计，仅后一个数字就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
是中国救了犹太难民还是日本？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上海，那么犹太难民在希特勒的盟友日本法西斯控制下的上海幸存下来，这到底是上海保护了犹太难民还是日本保护了犹太难民？潘光说，经常有人会问到这一问题。
“太平洋战争后，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Josef Meisinger）抵达上海，向日本当局提出了‘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计划。日本最后没有执行这个杀死犹太人的计划，所以有人糊涂了，觉得是不是日本保护了犹太人。”潘光说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日本没有执行这一计划是出于政治考量。
“日本之所以没有杀死犹太人，并不是因为仁慈，而是苏联在苏德战场上取得了胜利，当时日本高层仍然希望保持与苏联的非战关系，而如果屠杀上海犹太人涉及俄罗斯犹太人，会对日苏关系产生不利影响。”潘光介绍，德国学者海因茨·埃伯哈德·毛尔曾发表学术论文分析了日本态度转变的过程：1942年夏，德国在苏德战场上似乎要取胜，因此日本开始考虑德国方面提出的消灭上海犹太人的计划，但当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大败后，日本的态度随即发生变化；就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一个月，日本决定对犹太人采取“隔离方式”。
1943年2月，在各派势力达成妥协的情况下，日本当局在上海建立了一个近似集中营的地区，搞了个“无国籍难民隔离区”，约有1.8万名犹太难民被迫迁入这个“制定区域”，这一区域如今也被称作“虹口隔离区”。
1942—1944年对犹太难民来说是最艰难的时期。日本占领军当局建立虹口隔离区后，形势更为险恶，许多犹太难民被迫靠乞讨度日。“许多犹太难民也非常有气节，有的犹太难民逃难前是大学教授，乞讨的时候人家喊他‘小瘪三’（上海方言“乞丐”），他说‘你不能叫我小瘪三，你要叫我博士’。”潘光说，来华的犹太难民许多是知识分子及专业人才，这为他们在困难中互助自救提供了有利条件。
同时上海犹太社团及上海市民全力支援着他们。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许多上海市民自身沦为难民，但仍然克服困难，尽力支持、救助犹太难民。
潘光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一些来上海避过难犹太人对他回忆道：“如果我们口渴，中国人给我们水喝。如果我们饿了，他们给我们米糕吃。尽管我们的日子不好过，但他们比我们更惨。”当时虹口地区的市民克服种种困难，腾出自己的住房给难民居住。在犹太难民医院建立之前，中国医院收治了许多犹太难民，抢救了其中不少人的生命。
犹太难民的上海情结
二战结束后，避难的难民陆续离开中国，到世界各地定居开始新生活。虽然他们性格、职业、喜好各不相同，却有着一个共同点——仍然保持着与中国、上海的感情联系。
“2002年，上海举办了一次前犹太难民联谊会。来了百来位犹太人，其中只有30-40人是当时来华避难的犹太难民，其余的人都是曾经的犹太难民后代。当时看到一位13岁的小女孩，她说她爷爷的爸爸当时在上海，可见她已经是第四代了。”潘光告诉记者，当年犹太难民的后代能回到上海参加聚会令他感慨。
中国前驻奥地利大师王殊曾回忆：他在维也纳任职时，经常会见曾在上海住过的犹太难民，他们能用上海话与他交谈，当他招待他们吃饭时，这些上海犹太人提出要吃过去住在上海常吃的大饼、油条、豆浆，再加上红腐乳和酱瓜。
值得一提的是，《犹太难民回忆录》中还收录了目前掌握的来沪犹太难民姓名录13700余条，占据全书近一半篇幅。“我们也犹豫过是否要在一本书中用如此大的篇幅刊载来沪犹太难民姓名录，但当这些难民后裔们从中找到自己父辈、祖父辈乃至曾祖父辈的姓名时，我们深感将这笔记忆遗产代代相传的意义所在。”潘光说，未来还将根据研究进展不断增补这份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