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照耀｜我老了，希望曹杨一村造个托老所

在上世纪50年代，“先生产后生活”的理念下，曹杨新村的公共空间结构呈现着一种特色布局，公共空间充足，而私密空间的居住面积人均小于4平米。这受限于当时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但这样的空间布局与当时提倡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恰能适应，完备的公共设施与相对同质化的居住群体能够满足上世纪50-70年代的社会需求，尤其在1960年代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达到高潮。

50年代曹杨新村环浜及公园。 曹杨新村街道办事处 供图

时间迅速向前推进，随着当时上海城市的发展，“外来群体”的不断流入和“内部人口”不断迁出，和住宅房商品化的趋势下，曹杨新村的集体主义生活方式，和公共面积占比过大的空间结构使得曹杨新村居民居住条件越发艰难。据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字，2020年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达40平方米。

狭窄的居住空间容易发生矛盾。房屋类型的多样化，也让人际关系的交往变得愈加复杂。而随着社区老龄人口的不断攀升，做好“为老服务”是城市老旧小区更新、完善功能的重中之重。

2021年3月，曹杨新村环浜旁闲谈的老人。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以下为孙雅芬自述】

我是孙雅芬，我家是1952年6月30号搬进曹杨一村的，住在曹杨一村82号1室，我父亲是上海国棉七厂的八级木模工和先进工作者，当时被厂里评选为劳模，厂里敲锣打鼓地欢送我们，把我们一家送进了曹杨一村。

邻里

我感觉现在的人的关系比以前更紧张了，现在的房子都是独门独户，大家有了距离感，就互相不答理了。

我还记得，那时的曹杨一村大家的关系真的很好，天热，家里没什么空调电风扇，大家就拿个躺椅在外面乘凉，家里门就敞开着。邻居之间有什么事情，大家也都会互相帮忙，有人生病了，邻居都会带你去看病的，就像我小时候，身体不好，三四岁的时候发高烧，没人能管我，我父亲因为工作忙不在家，母亲身体也不好，隔壁家阿姨就把我抱到医院里去看病，再把我抱回来，背回来。当时的交通不方便，没有脚踏车什么的，就把我抱到医院。

 像别人家里有什么事情，我也一样会去帮忙的，我隔壁家的小男孩，比我小七岁，他的外公是个瞎子，他妈妈是做三班制，每天早班中班夜班都不在家，没有人能照顾她，他家里人就喊我来帮忙，这个小男孩几乎从小就是我带大的。

孙雅芬收藏的“曹杨新村建村60年”的纪念杯。 张洪斌 图

改建

国家对我们曹杨新村一直很关心，2003年进行了第一次改建，帮我们做水管和水槽，墙壁全部贴瓷砖，把原本三家人共用两个的卫生间也改成了一家一个卫生间。

2020年，政府彻彻底底帮我们曹杨新村进行了改建，因为是第四批历史保护建筑，把每家每户都改成了独门独户，增加了平方，帮我们把以前公用的卫生间，厕所都改到了房屋里面。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十分舒适了，即使让我搬到外面给我再大的房子，我也不搬。

养老

国家已经对我们劳模后代很好了，这些改建也使得曹杨新村的生活条件变得很舒适，绿化、环境都很好。可是住在村里的老人发生了变化，年龄都大了，老年人越来越多。街道里80岁的老人大概要四百多个，90岁的老人大概也要几十个了，一百岁的老人也要好几个了。老年人的数量越来越多了，而子女们白天都要上班，老年人一个人呆在家里是很孤单，如果去敬老院，他们也付不起这个费用。我就希望国家能在若干年以后帮我们曹杨一村造一个托老所，丰富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可以在里面学习，吃饭，活动。早上车子接送，中午吃饭在托老所里吃，晚上再接回家。我感觉这样的话，曹杨新村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