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如何打通上海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编者按】
长期以来，上海社联联系着上海市高等院校、党校、社科院、部队院校和党政部门研究机构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深入研究并回答事关国家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成为政府决策不可或缺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上海社联与澎湃新闻智库报告栏目联合推出“上海社科专家说”，该系列文章将坚持问题导向，提供应对策略与解决方案，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近年来，上海出台了一系列科技创新政策，为了解政策实施效果，特别是有关科技成果转化“三权下放”的激励效应，上海社科院课题组对本市若干高校、科研院所进行调研走访。调研发现，尽管目前上海允许将不低于70%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奖励给科研团队（这一比例已高于国外高校和科研院所），但科技成果转化活跃度依然不高，依然存在“墙内开花墙外香”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专业服务短板无疑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认为，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强化科技成果拥有者、使用者及资本之间的链接效应，是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一环。
一、专业服务能力不足是上海科技成果转化的突出问题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技术转移平台等中间核心环节，直接影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效率水平。目前上海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如下：
1、专业服务机构“少、散、弱”，难以有效承担职能
一是专业服务机构缺少，高校、科研机构大量技术成果无法转化。据了解，全国公立研发机构、高等院校中，仅有不到10%的单位设立专业技术转移机构，其余均由科技管理部门负责成果转化工作，这些部门没有地位，也缺少人员和经费支撑，发挥作用极为有限。上海的情况和全国基本相同。此外，上海社会化中介服务机构普遍存在总量偏小、人员素质与专业能力参差不齐等问题，很多停留在专利、补贴申请等初级业务层次上。
二是专业人才不足、专业标准参差不齐，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技术转移中介人才需要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熟悉金融、法律、企业管理等专业领域，对综合能力要求较高。上海高端技术经纪人到了奇货可居的程度。近年上海共培训技术经纪人2万余名，但仍十分匮乏，真正从事科技评估、法律咨询、审计、仲裁、风险投资等业务人员少之又少。在技术经纪人资质和证书管理领域，专业准入门槛偏低，对专业学历缺乏必要标准。一般专业培训时间短、内容简单，大体属于走过场的形式，对从业人员专业能力提高没有实际效用。技术经纪的市场活动缺少规范的收费标准和监管机制。目前技术经纪费用基本处于不透明状态，社会上的各种技术经纪服务费用收取方式五花八门，且技术经纪人本身缺乏基本薪资标准和职业保障，不利于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
2、国际性技术转移平台建设滞后，功能作用发挥不够
一是现有平台数量少、功能单一。上海目前仅有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上海医药卫生技术转移服务平台等少数几家技术转移平台，且功能仅限于撮合交易，缺少科创融资、教育培训、专利维护等服务功能板块。政府科技投入信息、专家库信息的开放与共享性不足，使得科技成果评价合理性有待提升。此外，由于与科研人员缺乏有效互动，平台用户黏度不足，加上没有透明的、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平台几乎实际没有形成社会和经济效益。
二是市场化、国际化水平不够，运行效率低下。目前上海仅有的几家技术转移平台，多为地方性事业单位，面临如何通过改制实现企业化运作。此外，其国际化水平与上海全球创新中心等定位不相符合，不利于上海汇聚全球创新资源。
3、政策和制度建设滞后，转移转化流程运行效率极低
一是地方科技成果转化及配套机制迭代更新滞后。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高风险性，一旦转化失败或经营亏损势必会导致国有资产受损，而目前政策对相关免责条款的解释仍然较为模糊，使科技成果面临“不卖是一张废纸，卖了可能是资产流失”的无奈。完成技术转移具体流程所需时间依然过长，达不到市场时效性的要求，部分企业反映，很多高校技术作价入股，走完流程需花费半年时间左右，很多好技术因错过市场窗口期，市场价值大幅度下降。
二是高校现有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界定不清晰。现有政策未明确高校与其资产管理公司之间技术转移方式，以及现有技术转移法规是否适用于其资产管理公司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此外，中国科研人员绝大部分科技成果为职务性，根据专利法，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属于科研人员所在单位，而非个人。
三是现有政策覆盖不够全面，对技术服务者关注较少。尽管上海2019年出台了“科改25条”，但整个激励政策仍主要针对科研人员，导致其“话语权”太大，其它主体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使得科研管理人员、技术经纪人等对后期技术产业化发挥作用的积极性不大。
二、专业服务能力对科技成果转化作用的国际借鉴
欧美高校、科研院所在机构设置、渠道搭建和部门协同管理等方面形成很多科技成果转化经验，值得上海学习借鉴。
1、由高校和科研机构主导，以技术转移办公室（OTL）或技术转移公司为主的技术转移模式
一是OTL模式已成为欧美大学技术转移的标准模式，超过93％的大学设立具有高度独立性的技术转移办公室。一般学校董事会把决策、财务、人事自主权，以及校内协调、处置权等全部下放至技术转移办公室。80%的英国高校设立独立的技术转移公司，通过公司化运作模式来提升自主性，如剑桥大学的剑桥企业有限公司，具体投资事宜由公司设立的投资委员会全权负责等。
二是欧美国家科研院所普遍建立技术转移部门来推动成果转化。如美国伯克利国家实验室通过建立技术转移与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来直接管理实验室7大科研部门技术从实验室到市场化过程。德国科学学会、州立科学院等通过设立技术转移中心或机构来推广其发明创新研究的新型技术等。
2、建立与企业的多渠道联系，放手让科研人员面向市场需求开展研究、同步提高企业技术承接能力
一是欧美高校会创造各种条件，强化科研人员与企业的联系。如和企业共用研究设施、联合研究，聘请企业家当兼职教师或当论文评审委员会成员等等，还会搭建各种与企业的交流平台，如创业大赛、创新俱乐部、风险投资俱乐部等。
二是科研院所采取合同研发机制，作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主要途径。美国科研院所一般采取的合作研发协议机制，授权国家实验室将科研成果转让或许可给私营企业进行商业开发，并优先考虑美国境内的小企业。而欧洲主要是合同科研制度，企业直接将具体的技术改进、产品开发或者生产管理需要等委托给研究所开展针对性研究。
三是技术专业办公室或科研院所直接组建联盟强化相互之间联系，致力于合作研究、资源共享、培训指导、传播推广等。
3、积极构建科技成果转化的行政管理格局，将责任分解到位、提升部门间的协同性
一是在科研院所技术转移机构的上层设立首席技术专家办公室、监察长办公室和咨询团队等职能办公室，下层设立技术转移办公室，管理其附属国家实验室的技术转移事务。同时，还设立技术转移机构间工作组，便于各部门进行横向信息沟通，其中商务部充当技术转移事务的总协调人角色，负责协调、汇总各部门技术转移事务信息，并定期向国会与总统提交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专题报告。
二是能源部、联邦小企业局、国家航空航天局分别设立国家技术转移中心（NTTC），主要负责为全社会各行各业提供技术成果转让服务，包括技术转让“入门服务”、“商业黄金”网络信息服务、专题培训服务、发行技术转让出版物服务等。
三、上海提升专业服务水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建议
上海需要以市场化、国际化为导向，聚焦科技成果转化的中间服务环节，增强上海科技转化的专业服务水平，强化上海作为科技创新策源地、链接协同创新开放平台等功能。
第一，在机制设计上：一是提升技术转移机构的地位和作用。目前上海技术转移办公室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建议结合大学科技园建设，推动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与大学科技园管理机构融合联动，从领导体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保障、工作流程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探索上海高校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新路；二是强化技术转化经纪人的科技成果转化率的考核机制，就高校和其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政策“模糊地带”界定清晰，明确其具体转移方式等；三是支持科研院所建立技术转移机构，组建技术转移联盟，主要承担对外宣传联络、技术项目管理等，同时组织咨询培训、共享技术资源等，联合推动科研成果向企业转移；四是设计容错纠错机制，解决领导班子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后顾之忧，如允许“院所长”持股，让法人单位能够放心大胆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此外，科研成果转让不能简单“出价高者”得，要优先考虑中小企业和本土企业。
第二，在渠道构建上：一是强化高校与企业之间的联系，两者可以在设立扶持资金、探索学术休假制度等方面加强合作，使项目研究更满足市场需要；二是推进政府与企业在项目研究上的合作，改变目前政府主导课题发包制度，探索研究项目以企业为核心、政府引导和支持的新型课题发包制度；三是加快国际性技术交易数字平台建设，通过简明公开的规则，吸引技术拥有者、技术需求者和社会资本等各方积极介入技术转移市场。同时，还需提升多元化平台服务功能，为技术转移转化提供全方位支持，切实解决好技术支持、标准完善、培训引导、市场监管等问题。
第三，在部门协调上：一是加强部市合作、院地合作，通过多方协调，将上海制定的一系列针对性强、改革力度大的成果转化政策举措，如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奖励比例、递延纳税等推广到众多中央在沪科研院所，可自主选择享受上海地方政策；二是建立成果转化跨部门协同机制，以科技主管部门为核心，协同教育、国资、财政、税收、审计等部门建立成果转化跨部门协同机制，实现政策协同与管理协同；三是建立有效的市区联动机制，鼓励各区针对自身科研教育和产业特色构建适合自身成果转化的创新环境。
（作者杨亚琴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鹏飞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为上海市软科学课题研究∶“上海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三权下放’的实施效果评价及案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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