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钱乘旦：战争来了，母亲十三岁写下逃亡文字

【编者按】

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面对战争，不得已的流亡生活，对她来说究竟是个什么样？这一段经历，又会对其人生选择产生怎样的影响？

2015年6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再版吴大年女士13岁时撰写的《小难民自述》（商务印书馆1940年3月初版），还原抗战历史画面。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选摘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那是个凄风惨雨的时代。中国自1840年以后积贫积弱，饱受欺凌，人民涂炭，国家危亡，在日军大举侵犯之下，中国军队虽英勇抵抗，却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百姓水深火热，生命朝夕不保。一个羸弱的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在今天的青年人心中，已经很难体会了。我母亲却生在忧患，小小年纪，经受了数千里逃难的历劫，沿途饱尝日军轰炸、追袭之苦，目睹了中国百姓的死亡与贫穷，幼小的心灵中滋生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痛恨，又充满着对国家富强的强烈期待。九个月的逃难生涯，在她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定格了她日后的人生轨迹。当她终于结束了逃难的旅程，来到她母亲童年时的家乡——昆明的时候，她觉得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在驱使她：要让“后方的小朋友们知道战区中同胞的痛苦”，“同时也更为了纪念我自己，由于大战的促使，使我走遍了半个中国，遍览各地风俗”。这种冲动催促她提笔写作，写出了一本《小难民自述》，当时，她13岁。

这篇自述被《益世报》两位年轻的记者发现，其中一位是李南江，一位是方豪，当他们再三确认了我母亲当时的年龄以及是她自己写作之后，就决意要帮助我母亲把“自述”出版成书，向世人讲述一位中国小姑娘在国家危难时的亲身经历。他们请冰心先生为书作序，请顾颉刚教授题写了书名。书出之时，冰心先生特意把我母亲请到家中，和她谈了一次话，鼓励她好好学习。顾颉刚教授则一定要请我母亲吃午饭；我母亲后来说：也许是因为这次经历，她日后报考了西南联大历史系，学习历史专业。几十年之后我母亲才知道，李南江是中共党员，1950年代病逝；方豪是天主教神父，曾在复旦、辅仁等大学任教，后来去了台湾。我母亲见到他们时，他们都在《益世报》供职，《益世报》是在华天主教会筹资兴办的报纸，原址在天津，“九一八”事件后因反对日本侵略被迫停刊，后来迁往昆明。报社董事长雷鸣远先生是比利时人，担任过天津教区副主教，他一直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受方、李二人的请求，他为《小难民自述》写下“生于忧患”四个字。

今年，2015年，时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小难民自述》的再版，向我们再现了我们曾经有过的过去——它尽管苦难，却是通向复兴的桥梁。       

是十一月的一天，空中不断地下着雨，而且阴暗得可怕。将近傍晚的当儿，小路上两个人影儿一晃一晃的，走近时，方能辨出是外祖父和母亲。他们脸色仓惶地说：“上海已经失守，战线移至苏州河一带，首都各机关都在设法迁移了……”啊！听了这话，在雨声中，每一个人都呆住了，我觉得很奇怪，不相信这可怕的话；但消息已是证实，我也惘惘然地呆住了。

听了这可怕的消息之后，我眼中所见，都很新奇可怪，而且都是失败的影子。一天夜里，已经是深夜了，猛听得扑门声，“咚咚咚”的，间杂士兵们粗糙的喊“开门”的嗓音，但也不十分清晰。次日，只见街上许多着灰衣的兵士，牵着高的、矮的、黄的、白的马，在日光微照下离去了镇市。不多一会，又来了一队，战马的嘶声，时远时近；马粪，到处都是。忠勇的将士，在狭窄的街道上，络绎往来不绝。从他们处时常可以听见些真实的消息。

接着，真茹、南翔、苏州等地相继失守了。此时，我的家乡也是危险区了。时局渐渐紧张，天终日下着小雨，江南铁道上行驶着许多数不清的“大铁马”；京芜公路上无数的“甲虫”在奔驰。此地已经不能立足，四个月乡村的生活终告一段落，因为口头的广播告诉我们：“快走吧！别留恋了，××已经失守了……”

车行出了徐家棚车站，空气霎时间变得很沉静，月儿虽然很明，但更显得幽暗凄凉，冷冷的光辉，照着死一般的大地，阴森得真有些可怕。也许是因为车行太快的缘故吧，时时有着一阵刺骨的夜风，吹进车窗，每一个人都同时打着寒噤；于是又忙乱着添衣服、关车窗，大人们中有一部分向来都有晕车症，因此早就摆好姿态，很安稳地闭着双眼静坐了。要是此时没有母亲和哥哥的照应和闲谈，我敢相信，在此时的我和弟妹，一定是世间最孤寂最无聊的人了。

握着一张当天的报纸，在明亮的灯光下，无聊地看着，期待睡神能够早些来临。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的脑、我的眼，渐渐地模糊了，耳中虽然能够听到车轮的辗动声和嘈杂的人语，却不知不觉地，身体不停地晃动，一个很重的头颅，置在这样轻飘的身上，似乎很不相称。在这时，车慢慢地停住了，我想：大约是到了一个什么目的地吧。时间大约是九点钟，矇眬中猛听得站上稀疏的人语，惊慌而且似乎是命令的语气：“车快开吧！空袭警报响了！”接着一阵急促的闭门声。刹那间这车成了一列黑暗的火车，慢慢地喘息着在轨道上匍匐而行，终于在一个宽大的山谷中停住了。月儿是更明亮了，但是我却恨它，我希望着有一朵乌云飘过，遮住它的雪亮的光，可是，它仍旧明亮得可怕。夜是寂静得死一般的，偶然一阵阵“塘中鼓乐”，突破了宇宙的沉寂，远处林中闪耀着民间灯光，鬼火似的阴沉。我时时洗耳倾听，恐怕空中响起了“嗡嗡”的怪响，那么这地上的“长虫”，将要受到惨酷的蹂躏了。

睡魔驱走了一切的恐怖。起初，我是恐惧地伏在母亲身上，但是却不知何时竟昏然地睡去了。是睡得那么的甜蜜、快乐，简直是不知不觉的。

一阵猛烈的震动把我唬醒了，以为是敌机在向“长虫”肆虐，连忙睁开双眼，只觉得眼前光亮得耀人，静默着的“长虫”，已在蠕动着它的笨重的驱干；顷刻间，心中放下了一块大石。我觉得在深渊中，又握着了我的微弱的生命，于是兴奋地和哥哥谈着闲话。

车是加紧速率地飞跑着，因为它停了四个钟头，实在无聊，现在一经发动，便尽可能地向前飞跑。

行至一个较前略高的山谷中，车又停止了，同时车厢中又复黑暗，这是无疑的，敌机又在扰乱了，只好仍旧枕着母膝而卧。这次只停留了一小时左右，为了恐怕给敌机发现，所以一般智识阶级都在竭力维持车中秩序，要使全体都入于寂静状态；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车厢里非但不能安静，似乎更是吵闹了，谈笑声、相骂声，互相杂作。我觉得这是我国人的一种劣根性，在危急的当儿，每个人还是只顾自己的舒适，没有顾到大众安全和幸福的观念；个人为重的心，牢牢地盘据了他们整个的脑海。

二次警报解除后，整个寂静的宇宙，渐渐发见于曙光中了，我看见鱼肚白的天空，渐渐清晰，终于成为了蔚蓝色；鲜红的朝阳，从半山中探出头来，于是，一切又在新生中欢笑了。

道旁的小丘岭，连绵起伏，树木很茂盛，远望去只是葱茏的一片；田中黄色的麦穗，迎风招展，时时晃动着，白色的和花色的布裹着农妇的头，她们是在用自己的力，滴自己的汗，获得自己吃的饭。

天气渐渐炎热，一则是气候的关系，二则也是因为走近了热带。

自然界在刹那间，忽地变化了，因为眼中所见已不是繁茂的郊野了，而是许多高大的房舍。啊！长沙市到了，匆忙中又随着大众的潮涌下了富丽的粤汉车，在猛烈的阳光下，向着市区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