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活着：一个黎巴嫩人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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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丁海笑
编辑 | 林子尧
凤凰城的涅槃重生：
亲历贝鲁特大爆炸前后
2020年8月4日，黎巴嫩贝鲁特港口发生了大爆炸，爆炸相当于“五分之一广岛核爆”，造成至少191人死亡、6500多人受伤，因爆炸受损的建筑物达45744处，数十万人流离失所，这大概是2020年除新冠在全球大爆发之外最大的“黑天鹅”事件之一。爆炸发生之后，黎巴嫩政府集体辞职，至今仍处于无政府状态，八个月期间，疫情、经济危机、抗议浪潮、苏伊士运河阻塞造成的工厂关闭像多米罗骨牌效应令黎巴嫩深陷危机。
乔治·比塔尔（Georges Bitar）是贝鲁特公益组织Live Love Recycle的创始人和Live Love Beirut的重要成员，该公益组织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合作伙伴，目前也在和当地一些民间团体合作，共同参与贝鲁特的重建工作。以下系本文作者丁海笑与乔治·比塔尔的交往故事，以及大爆炸之后对乔治·比塔尔的独家专访。
达摩克利斯之剑
电影《贝鲁特：家乡的战火》剧照
黎巴嫩有一则民谚，说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在五千年间被摧毁、重建过七次，所以人们将她比作浴火重生的凤凰。
贝鲁特被誉为“中东小巴黎”， 这片流着牛奶和蜂蜜的土地曾饱经战乱和动荡。1975年之后，黎巴嫩内战、黎以冲突与恐怖袭击让贝鲁特几乎遭受第八次的毁灭。黎巴嫩是个治理松散的国度（这也能够说明为何直到今天政府仍未组阁），经济也相对自由，政府无力负担重建工作，房地产公司索利德瑞(Solidere)与考古学家共同完成了贝鲁特的第八次重建。
古罗马浴场、奥斯曼官邸与法式豪宅像不同时代留下的考古地层，然而正如黎巴嫩人自己说得那样，这些法式的街道和房屋不是在内战中被毁，就是被新的高楼广厦覆盖得一干二净。传统社区消失殆尽，市中心变成了精英人士的空间，四处密布的建筑工地，让这座城市看上去百废待兴。
我于2013年春天造访贝鲁特时，许多大厦的表面还有战争留下的密密麻麻的弹孔。叙利亚与巴勒斯坦难民的不断涌入，带来了治安问题与人口红利。越过铁丝网和军事掩体，一座座崭新的摩天大楼从焚烧过的废墟旁拔地而起。
令我惊讶的是，这个距离战火纷飞的大马士革仅有百公里的城市，竟然是一派莺歌燕舞的景象。星星广场上的购物中心成为了时尚节目的外景地，背后是鳞次栉比的写字楼与配色浮夸的商业广告，在场的节目嘉宾们用法语谈笑风生；夜晚的时段是流行摇滚乐队的现场表演，观众中有不少推着婴儿车信步的国际面孔——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的跨国工作者与新移民；站在街边抽烟、身着紧束西装的白领们、时尚模特与新新人类走来走去，就像汽车广告里的未来世界。
天气变得炎热起来，我换上T恤、人字拖，坐在鸽子岩边喝咖啡、看日落，被海水包围的鸽子岩近在咫尺。旅游业又开始重振，被毁坏的城市中心正在变得越来越景气，哈姆拉大街（Hamra St.）上有着同雅典（古黎巴嫩人的重要贸易伙伴）普拉卡区一样热闹的咖啡馆、西餐厅和酒吧，还能找到中东难得的地下摇滚现场——我在的时候正赶上枪炮与玫瑰乐队在贝鲁特公演。
从美丽的海滨道，漫步到敞开式的贝鲁特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校园，草坪上的橄榄球, 三三两两围聚在一起的国际学生——一定要抱着一本什么书、端着可口可乐纸杯、微笑时露出一排没有畸齿的牙齿。这一切都像是突然搭建起来的电影场景，让我一度怀疑这里还是中东吗？
我路过不少衰败、疮伤的土地，跟旅行杂志上天堂般的怡人风光大相径庭，很难不让人陷入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但贝鲁特让我有种旅行已经结束了的错觉，人们跟我谈论的是生活与经济，是中国人的勤劳，是基础建设和海滨新修的健身步道。什么签证、战争、挫折、恐怖袭击，都已经是过去时了。
人们无法预料这座城市将遭受第九次毁灭，就像黎巴嫩作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黑天鹅》作者,其研究着眼于不可预测的罕见大事，譬如9·11事件和金融危机）说的那样——西西里岛的朝臣达摩克里斯的头上用马尾毛悬着一把剑，那把宝剑当头落下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离开贝鲁特前往开罗时，我被约旦皇家航空公司拒绝登机了。因为就在一周前，中东的航空公司突然集体颁布了一项预防信用卡诈骗风险的条例，由于我的机票是用别人的信用卡预订的，航空公司要求必须有信用卡持卡人本人在场，否则不让我值机。我和许多流亡海外的叙利亚难民一起，被挡在了特拉菲克•哈里里国际机场。
航空公司为了避险，时常朝令夕改，特别是在局势严峻的中东。十年前的跨国旅行跟今天不太一样，航空公司、海关的底层职员对中国人普遍不太友善，每次过境我都得被审讯一遍。旅馆里的斯洛文尼亚人、叙利亚人都表示跟我有过类似的遭遇。
但重回贝鲁特的我就跟重生了一样，辗转在那些年代久远的教堂和清真寺，一脚踩在阿拉伯的土地上，一脚又游移于西方世界。
过去的黎巴嫩对我来说几乎是冲突的代名词，我对它的刻板印象来自新闻报道中的内战、黎以冲突、黎巴嫩真主党——因为文化差异，它们构成了我对中东的浅薄图景，或多或少还受到过萨义德《东方学》的影响。
我研究生的大学的阿拉伯研究很出名，周围时常围绕着众多的中东问题专家，与一般的高校学者不同，他们对中东地区怀有情结，我敢说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一次都没踏足过中东，却像一个从未到过印度的嬉皮士，对印度神秘主义满怀憧憬和向往，当然他的臆想很可能会在到达印度的那一刻起，而开始愈演愈烈。
黎巴嫩所在的地中海东岸区域被叫做“黎凡特”（Levant），就是现在的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中海的历史磁场，一极在欧洲，另一极就在黎凡特辽阔的沙漠上。
黎巴嫩的祖先腓尼基人是一群拥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水手，他们环非洲大陆航行，跟埃及人学习制造玻璃、瓷器、亚麻与金属工艺，借鉴亚洲人的艺术，在北非建殖民地，开拓欧洲市场，教会希腊人书写字母文字……
由于黎巴嫩身处黎凡特腹地，被许多地中海帝国陆续统治过，商人们在贝鲁特经商，在大马士革设置办事处，近代的威尼斯人、热拉亚人、加泰罗尼亚人也在与黎凡特的贸易中攫取过巨大的财富。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区域被英法瓜分，法国托管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托管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直到1943年黎巴嫩才独立。独立后的黎巴嫩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颁布了一系列保障基督徒与穆斯林权利的法令，凭借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举措，首都贝鲁特迅速地成为了黎凡特地区的主要港口与金融中心。
在后殖民时代的中东，美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美国与黎巴嫩的关系可谓是一波三折。普通的黎巴嫩人对美国并没有太多好感，而另一些人就像马尔克斯所说的那样——“当美国是北方乐土，他们坚信，在我们自己的国家，连平安入土都不易。可到了那儿，他们才发现，那是一个鼠目寸光的帝国，哥伦比亚在他们眼里，既不是好邻居，也不是廉价可靠的盟友，而仅仅是帝国扩张的又一个对象。”
贝鲁特美国大学由美国教会创办，在黎巴嫩与教授阿语的阿拉伯大学、教授法语的圣约瑟大学呈三足鼎立之势。
我住在查尔斯·赫洛大街（Charles Helou Street）的塔拉勒酒店，这是一家廉价的青年旅舍，位于叙利亚、约旦线路的长途汽车站附近，每晚的床位不到人民币六十元。酒店的阳台正对着后来发生大爆发的贝鲁特港，只有不到500米的直线距离。
尽管塔拉勒酒店的环境简陋不堪，它存在的意义就像是为了保留上世纪贝鲁特贫民窟的历史风貌，但它的住客却令我大开眼界——
俄罗斯国际通讯社的女记者，刚从叙利亚逃出来，听说她在大马士革经历了一场噩梦，看上去有些精神不振，成天在旅馆房间里睡觉，说起话来也絮絮叨叨的。一年前她还是只个刚入行的新人，被倒霉地派遣到了叙利亚，没多久后战争就爆发了，她将自己锁在酒店房间里几个月，每天只能听着外面的枪声、轰炸声。
在目睹了真实的战争、示威、难民营之后，她的新闻理想有些动摇，不仅在旅馆找人发泄怒火，后来还到联合国难民营的办公室里大吵大闹，抨击难民营的官员私下捞油水。
爱尔兰籍纪录片导演丹尼尔，这几年他为了拍摄一部有关加沙地道的纪录片《加沙之路》（The Road to Gaza），秘密潜入被以色列封锁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区，由于长期待在地道里，他的面孔卡白，一点血色也没有。听说我想去巴勒斯坦，丹尼尔建议我从埃及钻地道进入加沙，还煞有其事地帮我绘制了一张地下地图。
“这靠谱吗？”我满腹狐疑地问道。
“只要别被他们抓住就行。”我跟着丹尼尔采访了黎巴嫩境内最大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艾因赫勒韦（Ain al-Hilweh），难民营里的巴勒斯坦职员这几年的主要政绩，就是将自己家人成功地送往了意大利，而其他难民只能庆幸自己没有被安排在叙利亚难民营，沦为“双重难民”（Double Refugees）。
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旅行作家，一年会来黎巴嫩两次，没事就自驾往巴勒贝克——真主党总部去，感觉没有个三头六臂都别想在中东混。后来我搭他的车，往贝鲁特以北走了一圈，我们在去往杰达溶洞的路上，看到许多依山而建的别墅无人居住，当地的年轻人解释说由于拆迁难，人们便疯狂地建房子，开发不适合筑屋的坡地，留下的空地只有那些内战时的雷区。我听后望了一眼漫山遍野的灌木丛，感到毛骨悚然。
腓尼基人的遗产
黎巴嫩一景
没能直飞埃及，我把它看作是上天的启示，我原本计划是走完亚非之间的陆路，但由于叙利亚战争而有所动摇。正好我手头有一本几年前出版的《孤独星球：中东》——不知道是哪个倒霉的先行者留下的，上面规划了一条完整的地中海东岸穿越线路，途径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到埃及。
可当我来到查尔斯·赫洛长途汽车站，却发现这里空空荡荡的。碰到一位司机，说他就在跑贝鲁特到安曼的班车，不过自从叙利亚局势恶化后，他已经好几个月没生意了。司机同意把我送到边境，但后面就得我自谋其路了。
“只有上帝知道能不能过去，现在都往回跑，谁还去那里送死呀。”司机平淡地说道，车站内的光线黯淡不明，让人感到害怕。我可不想像保罗·索鲁说的那样——“有些人，一路克服艰难险阻，忍受种种不便，日复一日地穿越丛林，风吹日晒，来到地球的最远端，结果挨上一枪子儿，这实在是个耻辱。”
我另外订了一张去约旦的机票，搭旅行作家的车到哈里萨山顶，在圣母像下面看了一场辉煌的地中海日落。
璀璨的灯火顺着蜿蜒的道路蔓延，像一条大河俯冲入朱尼湾。夕阳万丈，天空由红变紫，又变作深蓝，海与天完成了交接。海面上一艘寂寞的轮船，闪着光，最终变为岸边的一粒灯火，连它也归航了。
看完夜景后，我乘坐高空缆车下山，在缆车站碰到了一位卷头发的年轻人，长得像古罗马雕塑中的人像，又有着阿拉伯人式的五官——深眼窝、高鼻梁和厚嘴唇。我向他打听回贝鲁特的方式，没想到他爽快地说，若不介意可以搭他的车回去。
年轻人叫做乔治·比塔尔，因为年龄相仿，在车上我们聊得很投机。乔治说正好和我住得很近，可以带我去附近一家不错的黎巴嫩餐厅。我们下车时天下起了雨，只能先到乔治家里避雨。我想借机观察黎巴嫩的传统家庭，没想到这一次无心的访问，却让我和这个陌生的国度有了某种连接。
乔治的家位于贝鲁特港边上，这一带是贝鲁特夜生活最丰富多彩的区域，周围都是高档的酒吧街，可谓是旧城中心。
乔治家的隔壁住着一家亚美尼亚人，巷子里停放着一辆大众牌的甲壳虫老爷车，乳白色的车漆衬托着湛蓝的墙景，显得地中海情调十足。亚美尼亚族约占黎巴嫩人口数的4%，我突然想到在亚美尼亚遇到的的黎巴嫩人，就属于出生在黎巴嫩的侨胞。若非亲自到过两个国家，则根本无法将相隔一千公里的二者串联起来。
亚美尼亚人有着三千年历史。公元4世纪，亚美尼亚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其他时候，亚美尼亚的统治权则在不同的帝国之间交替。亚美尼亚人擅于经商，从里海到地中海，都有亚美尼亚人的足迹。1064年，被拜占庭驱逐的亚美尼亚的流亡者，还在奇里乞亚（今土耳其南部海岸）建立过一个卢西尼王朝，这里一度成为地中海往东方贸易的离岸门户。
黎巴嫩的优势在于拥有地中海东岸的优良贸易港，也是基督徒朝圣耶路撒冷的必经之路，即便是在十字军与穆斯林交战的焦灼时期，这里依然作为缓冲地带，被给予了相对的宗教自由。
15世纪，亚美尼亚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由于宗教冲突，亚美尼亚人受到长期的压迫。19至20世纪，由于奥斯曼对亚美尼亚人的迫害，有大量亚美尼亚人流亡海外，其中不少移民选择了宗教相对开明的黎巴嫩。
乔治家拥有一整栋旧楼，从外观上看不出特别，外墙斑驳，还有些掉漆，很难想象里面的情形。当我进入客厅，发现天花板竟然有两层楼那么高，富丽堂皇的装潢让人感觉耳目一新，家具与摆设都经历过历史的沉淀，像尼泊尔旧皇宫里的会客厅。
客厅的一角悬挂着乔治·比塔尔曾祖父和曾祖母的照片，题款是摄影师漂亮的拉丁文签名，雕花相框的两侧嵌有蜡烛吊灯。两人的发型、装扮、坠饰看上去非常得体，散发着一股欧洲贵族的气质与情调，只有曾祖父脸上奥斯曼式的八字须和曾祖母那炯炯的双眸，兴许能看出几分黎巴嫩特征来。
用腓尼基人的历史来解释比塔尔家族再合适不过，黎巴嫩人是腓尼基人的后裔，如果稍加了解世界历史便可得知，这是一个善于航海和经商的民族，东面的黎巴嫩山区盛产轻质木材，为造船业提供了便利条件，雪松作为黎巴嫩的国树，曾被用来建造耶路撒冷神殿的顶棚和法老的船舰。
比塔尔家族的兴起得益于黎巴嫩的木材与海运。乔治的曾祖父从事跟木材有关的家具业，曾在贝鲁特拥有一个声名显赫的家具厂，在旧时的黎巴嫩兴盛一时。乔治的祖父和父亲从事的是海运业。乔治·比塔尔从事的也是黎巴嫩人擅长的金融业，两年后他还到了非洲的莫桑比克，在朋友的家具厂短暂任职。
年轻的乔治·比塔尔从贝鲁特圣约瑟夫大学（Saint-Joseph University of Beirut）商学院毕业，这是一家由耶稣会创立的法语学院。毕业后乔治便进入了贝鲁特的法国兴业银行（SGBL）工作，有意思的是这家名义上的法资银行，法国人控股的比例只有25%。
“贝鲁特曾是中东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和商贸中心，但常年的战事让这座城市的经济运行疲惫不堪。”乔治谈到自己的行业处境时感到不太乐观。一年半前，乔治·比塔尔跳槽到一家由黎巴嫩中央银行控制的投资公司梅纳资本（Mena Capital），担任会计。在工作中乔治会使用英语处理商业信函，而日常交流却是英、法、阿拉伯语混用，像贝鲁特的城市面貌一样的混搭。
乔治·比塔尔的哥哥在贝鲁特经营着一家户外俱乐部，兄弟俩从小就热爱攀岩、滑雪和蹦极等极限运动，但不幸的是，乔治在十六岁那年被检查出了心脏问题，随后动了手术，父母便坚决不让他再从事相关运动了。但他则不以为然，抱怨说不喜欢当下的工作，整天窝在一个狭小的格子间里，无法享受拥抱自然的乐趣。
乔治·比塔尔期待中国的发展，他通过互联网和报刊了解中国新闻，对于限塑令、两胎政策、环保筷子以及两会议题都很关注，他说未来希望能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工作或者学习，或许还会参与一些国际贸易。
乔治有着商人般敏锐的头脑，擅于从新闻报道中去发现商机，譬如他了解到中国人爱吃鸡爪，便想着如何能将黎巴嫩人不吃的鸡爪运到中国去。比起他对中国的了解，我对黎巴嫩的新闻简直一无所知，这让我感到有些惭愧。
雨停后，乔治带我去了一家素餐厅，餐厅的感觉同我住的塔拉勒酒店形成鲜明的对比，价廉物美的美食、安定和平的氛围、真实鲜活的当地人，让我暂时遗忘掉了叙利亚战争、埃及革命、巴以冲突以及难民问题……
我第二次做客乔治家，乔治的母亲为我们准备了一些黎巴嫩的传统美食。黎巴嫩菜以新鲜为前提，六成的食材都是素食，丰富的水果、蔬菜和豆类，佐以多种多样的新鲜调味料。餐前小菜有胡姆斯酱、塔博勒和沙拉，主菜是茄子酱，有点像中餐里的茄子肉沫。米饭也是黎巴嫩人的主食之一，搭配沾“黎巴嫩”芝士酱的薄饼，味道香浓。
家佣迪沙（Dirshay）替我盛好饭，又布置完了餐具。她今年23岁，卷发、小麦肤色，来自红海南端索马里半岛的埃塞俄比亚，一个以基督教徒为主的非洲内陆国家，离贝鲁特有两千多公里。迪沙已经为比塔尔家工作好几年了，中途回去待过一年，但又决定回到比塔尔家。迪沙的月薪是200美元，逢周日礼拜日放假一天。我很好奇迪沙为何会选择在黎巴嫩工作，她回答说因为自己是基督徒，不想去周边的穆斯林国家，不愿意戴头巾。
乔治家大厅的侧面有一间小会客厅，这里是比塔尔家族收藏的陈列室，收藏有一个世纪以来的飞机、火车、船舶、汽车模型，藏品来源于世界各地，仿佛一个庞大的模型博物馆，令我赞叹不已。
乔治·比塔尔骄傲地说，这仅仅是家族收藏的一部分，因为祖父和父亲过去在船舶公司工作的缘故，旅行过世界各地，每到一处便会买回当地的模型。比塔尔家族三代人收藏的方向也各不相同，从比塔尔家族不同时期的收藏品，可以看出一百年来全球交通工具的发展、技术流行的趋势与时代背景的变迁。
祖父酷爱收藏火车模型，收集了横跨美国东西部的太平洋铁路上跑的蒸汽机车、日本的新干线与俄罗斯远东的国际列车复制品等；老比塔尔先生则热衷于收藏大型航海货轮、邮轮、各国军舰、各大航空公司的飞机；到了乔治这一代，收藏转向以汽车模型为主，无论是以不同用途划分的装甲车、救护车、警车、机场大巴、吊车，还是以不同品牌、年代分类的奔驰、保时捷、法拉利等，应有尽有，藏品数量超过千件。
告别的时候，乔治·比塔尔的父母坚持要送我到机场。一路上老比塔尔先生看上去格外兴奋，说他去过许多国家，但特别喜欢土耳其和中国。当话题转向黎巴嫩时，老比塔尔感叹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离开自己的祖国，这让老一辈的黎巴嫩人感到忧心忡忡。他想让儿子乔治到其他的阿拉伯国家闯闯，但又不愿意让他走太远，坚信儿子终会留恋故土。
这些年我和乔治·比塔尔一直保持着联络，2014年，乔治去了非洲莫桑比克的家具公司工作，不过他只在非洲待了一年，他不认为自己会在莫桑比克度过此生。
回到黎巴嫩后，乔治意识到了黎巴嫩的垃圾危机，于是创办了公益组织Live Love Recycle，通过线上APP与线下电动车配合的形式，回收纸、塑料、尼龙、金属、玻璃、电池、衣服、电器、废油与残余食物，到今天通过该组织的回收量已经超过一百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等机构与组织都是Live Love Recycle的合作伙伴。
我们曾深入讨论过如何在中国开展垃圾回收的问题，由于当时国内的城市尚未实施垃圾分类，乔治为中国构想了一套垃圾回收的解决方案，建议人们将可回收垃圾放入蓝色袋子，将不可回收垃圾放入黑色袋子，由乔治的组织负责回收。而我认为这套方案的难度在于政府参与，毕竟黎巴嫩全国的面积还没有中国的成都市大，黎巴嫩的社会是由自下而上的松散团体组成的，自然更容易获得成功。
2018年，我再次来到黎凡特地区的以色列，准备从这里开始环地中海旅行一圈。因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乔治建议我用另纸签的方式入境以色列，这样不用在护照上留下痕迹，以便能够再次光临黎巴嫩。但当时的乔治人在巴黎，我们便商议看能不能在塞浦路斯岛见上一面，因为乔治的塞浦路斯签证还未过期。
“为什么你会有塞浦路斯签证？”
“我到那是为了参加我哥的第一场婚礼，总共要办三场，现在我在巴黎参加他的第二场，第三场在黎巴嫩办……”
电影《黎巴嫩》剧照
但最终我们因为各种原因没能见面。直到2020年8月4日，黎巴嫩贝鲁特港口发生了大爆炸，爆炸后我一度联系不上乔治，只从他的朋友凯瑞姆那里得到他活着的消息。一个多月后，我才收到了乔治的回复：“家全都完了，我们都受伤了，楼下死了三个人。但感谢上帝我们活下来了……”
乔治仍然坚定地相信，贝鲁特将会像它的象征物凤凰一样，再次从灰烬中涅槃重生。
劫后余生的比塔尔家族
以下为乔治·比塔尔的讲诉：
我家位于距离大爆炸不到四百米的巴斯德街（Pasteur St.），和贝鲁特港只隔着一条高速，这里是离港口最近的居民区，爆炸发生时也首当其冲。我们家族在巴斯德街上拥有一整幢建筑，包括五套独立的公寓，每套公寓各有五个房间，以及一座面积很大的庭院，租给了一所餐厅。
这座宅子的历史比我的年纪还早，当年是我从事海运业的祖父买下来的，那时候的贝鲁特港没有现在这么大，在填海建港之前，房子距离海岸线还不到100米，祖父经常会下海游泳。
整条巴斯德街几乎就是我们的私家街道，我们有太多关于这里的美好记忆了。小时候我常在街上踢球，和小伙伴们用玩具枪打仗……
巴斯德街位于一个真心不错的区域，东贝鲁特（贝鲁特在黎巴嫩内战时被绿线分为西贝鲁特和东贝鲁特，西贝鲁特以穆斯林为主，东贝鲁特以基督徒为主）的市中心，与繁华的杰玛泽大街（Gemmayzeh St.）相邻。
杰玛泽大街是贝鲁特的灵魂，贝鲁特的艺术中心和娱乐中心，地中海式的传统房屋和历史建筑，无数异国风情的酒吧、餐馆、咖啡厅、美术馆，二十四小时敞开大门，对贝鲁特的外国人来说，这里才意味着生活。
第一次爆炸时我们正待在房间里，紧接着我们又听到了一连串的小爆炸，可能有十来下。我和我的家人冲到了饭厅外的阳台上，因为那里正朝着港口方向，能够看到外面硝烟腾起、火光冲天。
几十秒后，最大的一次爆炸发生了，爆炸的冲击波将我弹了出去，我瞬间失去了意识……当我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饭厅的地板上，周围到处都是碎玻璃渣和灰尘。爆炸就像发生在楼下一样，街上很多汽车也都被引爆了……
除了商店橱窗的警报声，有一刻整个城市死一样的安静。楼下一位母亲开始尖叫起来，尖叫声像来自地狱——她失去了女儿。
我想到了很多种情况，第一反应是以色列开始轰炸我们了。我们在走廊里躲着，等了不到一分钟，确认再没有更多的爆炸发生，才开始互相检查彼此的伤情。我的妹妹发现我头在流血，得立即赶往医院。在确认过家人都安全后，我的女友和我的哥哥将我送往医院。
我们经过的路上就像是一幅末日景象，街上躺着至少十几个人，不晓得是死是活。所有人全都蒙了，表情就跟僵尸一样，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走到离家最近的一家医院，发现这里已经完全被毁掉了。接着我们连去了三家医院，都已被炸得面目全非。第四家医院人满了，军人将我们挡在了门外。走到了第五家医院，我直接被送到了重症监护室。我几乎失去了知觉，血不断地从头部涌出来，我失去了差不多4升血，超过我身体里血液的一半……
我的家人全都负了伤，我的妈妈伤到了后背，我的女朋友因为待在我父母的卧室，只有腿上受了轻伤，其他人的身体里残留有玻璃渣。我们的楼里共有三人罹难，其中两人死在公寓楼下的餐厅，和我们只隔着三米的距离。不过感谢上帝，现在我们总算安全了。
我躺在重症监护室里七八个小时后，从电视上看到了骇人的爆炸画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巴斯德街上所有的建筑都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建筑物的表面已经完全被毁掉了。我们一起去过的Coop D'Etat酒吧、Café Em Nazih餐厅，还有你住过的旅舍塔拉勒，全部都没有了。
我们房子的结构虽然没有倒坍，但内部几乎都被损毁了——公寓、办公室、仓库和五辆汽车……所有漂亮的玻璃、木头、古董家具、厨房用品……家族近百年的全部收藏，包括数千架轮船、火车、汽车和飞机模型……幸亏有港口的贮藏库挡在前面，拯救了这座城市，以及海水也对爆炸冲击波有部分的吸收作用，否则我们现在也许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五千年的贝鲁特也将遭到灭亡……
我出生在战争时期——1987年，1996年的时候黎巴嫩和以色列有一场小战争，2006年则是一场更大的以黎冲突；2005年开始，黎巴嫩发生了一系列的针对政治人物的刺杀活动，其中2013年的一起汽车炸弹袭击距离我只有不到100米，当时我待在斯塔克中心（Starco Centre）的办公室里，爆炸的汽车就停在楼下，那次事件造成了近百人伤亡，前财政部长穆罕默德·沙塔赫（Mohamad Chatah）当场遇刺身亡。2007年,黎巴嫩国内爆发了巴里德河冲突。2008年，真主党和阿迈勒部队入侵了贝鲁特，险些让黎巴嫩再次卷入内战……
但以上都无法同我们在2020年8月4日这一天的经历相提并论。甚至连我经历过黎巴嫩内战三十年的父母，也从来没见过贝鲁特遭到过如此严重的破坏！还有那些经历过内战最黑暗时期的医生们都说前所未有，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惨况。我已经无法用任何词汇来描述了……
我在医院里待了一个星期，而我的团队里未受伤的伙伴们并没有停止工作，他们从爆炸发生第二天起就行动起来了，我的哥哥和Live Love Beirut团队成员一起清理了我们的公寓和巴斯德街。出院后我立刻回到了工作，重启了Live Love Recycle的平台，为受害家庭提供免费移除爆炸残骸的服务，这是我们过去一直在坚持的事业。
楼下的餐厅失去了一切，但就像大家一样，老板已经开始着手重建了。就算经历了如此可怕的爆炸，我们谁都没有想过会离开这里，我们将坚守到底。我和团队成员正着手按照传统标准去重建家园，以保护城市遗产，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13座住宅的重建工作。
虽然参与援助贝鲁特的公益组织很多，目前总共收到了10亿到20亿美元的捐款，但这还远远不够，大爆炸预估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50亿美元，更不要说对经济、政治造成的长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