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直觉走：一名癌症转化医学青年学者的从业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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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从孩童长大的过程中，获得良好的教育往往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如果你能把全优的成绩单带回家，或者在家长会上得到表扬，那么不管这一天你遇到多少困难，都不会觉得辛苦。长久以来，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好成绩最终会转化为高薪、受人尊敬的工作。我的家人都是医学和科学专业人士，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我差点辍学，或者告诉他们我终究不会去读医学院的时候，他们有多么失望。和所有年轻人一样，我也试图想明白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在许多人的引导下，几经辗转、勇敢地遵循自己的直觉，我终于在科学领域找到了自己的理想职业。
意义非凡的第一次失败从高中升入大学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喜欢生物学和科学，但说实话，除了当医生，我不知道读完这个专业以后自己能做什么。在家里的时候，我们经常谈论从医这件事情，很快我的家人就希望我能把从医当作首选的职业道路。我被纽约布鲁克林的圣弗朗西斯学院（St. Francis College）生物学专业录取，并获得了学术奖学金，这让我的家人十分骄傲。但是大学第一学期，我的GPA只有1.3，十分糟糕，很快就失去了奖学金资格。
对于许多大学新生来说，融入一个新环境是具有挑战性的。当时，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无法很好地平衡大学社交生活以及大量高难度的生物学课程和选修课程。由于考试成绩一直不太好，我感到很羞耻，不愿意告诉父母我的成绩，担心他们会失望。但最终，父亲还是在教务处得知了我糟糕的成绩。我失去了奖学金，并被留校察看。
我争取到了重新来过的机会。在Allen Burdowski院长和生物系主任Kathleen Nolan的指导下，我得以重新振作起来。在这期间，许多人建议我换专业或转学，但Allison Dell的分子和细胞生物学课让我改变了想法。
我突然接触到了复杂而迷人的癌症生物学世界。癌症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许多人，包括我的家人和朋友。在我成长过程中，祖父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大三那年他被诊断出患有鳞状细胞癌。我于是成为了翻译，帮他跟肿瘤医生和治疗团队沟通，与此同时，我也在读一些有关复杂信号传导和致癌分化（tumorigenic differentiation）通路的材料。很快，我在日复一日的接触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在病床边找到自己的位置
从圣弗朗西斯学院毕业后，我有幸在西奈山伊坎医学院跟随Giampero Martignetti进行转化医学实验研究。经机构审查委员会审批，我们从癌症患者身上获取实时样本并进行研究，致力于回答各种与卵巢癌有关的分子生物学问题。在Martignetti实验室的工作，让我学会了如何利用实验方法，来回答与癌症有关的临床问题，也加深了我对本科课本知识的理解。
癌症转化医学研究的目标，是通过促进实验室研究发现的临床应用，来改善临床治疗效果。对我而言，接触癌症转化医学研究的这段经历是一个转折点，让我收获颇丰，也让我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当我们成功“从实验室到病床”，将科学发现应用于临床诊疗时，会是什么样的？我仍然很坚定地想走医学院这条道路，所以很自然地对临床工作产生了兴趣。
为了找到答案，我加入了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乳腺医学部，担任临床研究助理。在那里，我与世界知名的肿瘤学团队一起工作，密切参与了早期乳腺癌临床研究--转化医学研究“从实验室到病床”的“病床”环节工作。我深度参与了整个早期临床研究过程，从开发试验材料、研究患者筛选和日常试验管理和流程，到最终完成数据分析并将研究发现应用于后续试验。我向身边的每个人学习，包括临床试验护士、化疗室技术人员、经验丰富的临床研究人员，以及像Ayca Gucalp、Tiffany Traina和Sarat Chandarlapaty这样出色的导师。正当我开始准备申请医学院而且希望很大，我父母的梦想就要实现的时候，我迎来了又一个转折点。
我每天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做患者管理，确保我所负责的试验中的每个患者都根据临床试验方案得到了必要的治疗和护理。一期临床试验的目的在于评估一种新治疗策略的安全性，所以患者表现出来的药物毒性反应自然是最重要的监测对象。到了二期临床试验，即使试验设计开始考虑疗效问题，但患者安全始终是最重要的。我越来越了解患者所经历的这些药物毒性反应。如果出现严重不良事件，那么我需要完成大量的文书工作，这些事件一般被归类为3级或更高的药物毒性反应，对患者健康有显著的不良影响。报告严重不良反应事件后，临床试验将停止招募患者，同时整个临床试验团队会迅速对已入组患者进行评估并做出必要调整。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是高质量的，常常有外地患者赶来接受治疗，但即便在这样严格的监管之下，往往还是会出现疾病进展和严重不良反应，为什么我们无法取得更有成效的治疗反应？
在临床医学之外，为更好的治疗结果而奋斗
开始面试医学院时，我也开始阅读临床试验方案的临床前生物学原理和试验依据，这部分内容通常只有短短几页。疾病本身已经让患者十分痛苦，但他们同时还要承受众多的药物不良反应，我们如何才能开发出不仅能改善患者预后，而且毒性反应小的药物？我的祖父最终离开了人世，但并不是因为治疗药物的显著毒性。可是许多其他患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们需要为这些紧迫的问题找到实际的解决方案。
我意识到，相比提供临床治疗，我更希望以真切的临床认知为先导、令人信服的基础科学为后盾，为患者研发药物。于是我放弃了临床医学，并选择了迈阿密大学米勒医学院的癌症生物学博士课程，这让我的父母非常不高兴。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给全国各地的实验室负责人发邮件，最终来到了这个专注于临床转化研究的项目，该项目旨在教导学生真正将实验室研究与临床研究结合起来，我们的项目主任Ralf Landgraf同时也是一名转化医学科学家。
经常有人告诉我，不要选择那些只有一两个潜在导师的项目。“如果事情不太顺利，你最终没能加入他们的实验室，那该怎么办？”对我来说，我非常冒险地把大部分鸡蛋放在Jonathan Schatz的篮子里，他在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完成了血液肿瘤学的专科培训，既是医生也从事研究工作。在确定自己被该项目录取之前，我已经和Schatz博士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了几个月的交流，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项目是最合适的。我在他的实验室完成了最后一次实验室轮转，希望毕业后能直接进入角色、开始研究工作（如果我能顺利加入他的实验室的话），幸运的是，我从未回头。
遵循直觉有远见、恪守职业道德对职业发展而言肯定是有帮助的，但不是所有的职业发展都需要遵循既定的轨道。遵循直觉当然可能会使你走上一条有更多不确定因素的曲折道路，但如果这样会使你每天都有坚定的信念、感到兴奋并充满感激，这难道是件坏事吗？
迈阿密大学的博士课程为我提供了癌症生物学相关的必要学术训练，但重要的是，临床原则和理论始终贯穿其中。我在Schatz实验室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实验，期间我与Roger Leblanc研究小组合作，表征并开发了一种新型的治疗平台技术，其中包括一款适用于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的主要候选药物。这一领先疗法旨在将非特异性、高毒性和广泛使用的化疗，转变为一种增强靶向抗肿瘤疗效和弱化非靶向毒性的精准医学疗法。重要的是，我们基于癌症生物学理论和临床认知提出了应用策略，并以此指导整个研发过程。我们正在完善临床前研究，大力推进这个研发项目，希望有一天这款药物能改善癌症患者的治疗效果，同时减少严重不良反应，这也是我多年前在西奈山伊坎医学院和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时所树立的目标。令人振奋的是，在这项平台技术的帮助下，我们已经开始开发更多的颠覆性疗法，有望改善更多癌症的治疗效果。
博士毕业时，我不禁回顾并思考使我走到这一步的所有偶然而又宝贵的转折点。我的家人始终与我同在，从学术上的失败到职业上的转折，我显然没有让他们很省心。你经常听到别人这么说，但对我而言，所有的失败确实都是必要的，没有这些经历、没有从中学习到的宝贵经验，我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父母逐渐理解了我的志向，并认识到成功可以有很多种方式，不仅仅是当医生。我父母现在会向亲友吹嘘我的各种经历，每当我弟弟Anastas给我转述的时候，我的脸上都忍不住浮起微笑，因为我知道我终于交出了他们一直渴望的全优成绩单。
作者简介
Artavazd ArumovArtavazd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癌症生物学家和临床研究人员，专注于将新的临床相关治疗渠道转化为临床应用。他的研究目标是通过开发有临床依据、以病人为先、降低脱靶毒性的精准药物，来改善癌症临床试验结果，从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