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照耀｜成为模范的劳动者，作为纪念地的曹杨新村

尽管具体的日期已经有些许模糊，但1952年6月末的一天，曹杨一村大门口敲锣打鼓，红旗招展，灯笼与横幅高高挂起的氛围，裔式娟始终记得。那一天，22岁的她带着一个装了两件旧衣服的破旧手提箱，乘着卡车，来到了这片新落成的楼房。随风飘扬的横幅上写着：“欢迎先进生产者入住曹杨新村。”

1952年6月，先进工作者入住曹杨新村。 图片来自网络

【翻身感】

包括裔式娟在内，新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工人新村的首批住户，是光荣和自豪的。他们是经过层层选拔的一线工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这1002户人家，来自217个纺织厂和五金厂，分布在普陀、闸北、长宁三个区。每个工厂只能分到四五户入住。

这种分配方式背后是示范的力量。首批住户被当作最为真切的榜样，向自己身边的工友们，展现着生活的光明前景：让我们一起好好生产建设，大家将来都能住上这样的房子。

在住房条件普遍极差、滚地龙遍布的1950年代初，曹杨新村无疑极具吸引力。尽管屋子只有13平米，三个家庭共享厨房和厕所，但裔式娟还是感到，自己过上了梦想中的生活。这里的房内铺着木地板，有煤气可用，出门绿树成荫，流水潺潺，不远处就是大学。

曹杨新村是一个样板。1951年起，上海市政府为响应陈毅市长提出的“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并且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方针，在全市统筹兴建两万户工人住宅。结合身边的入住劳模，来看这些住房政策，工人们有了明确的盼头，是的，居住条件很快就能改善，用心积极生产，自己也能过上好日子。

1972年，裔式娟在上海国棉二厂工作。 图片来自网络

而作为首批住进新村的人，裔式娟受到莫大的鼓舞，干劲儿也更足了。这位出身穷苦的女性，当年所体会到的“翻身感"，某种程度上的确名副其实。1947年，她从老家盐城逃荒到上海时，是住在亲戚家棚屋阁楼上的，那房间层高很低，人抬不起头。呼吸中常是人家烧饭散不尽的油烟。晚上也根本睡不着。

一清早，裔式娟就得来到纺织机前上工，几乎整天没时间吃饭喝水。但包工头还是打骂不绝。工人们毫无尊严。 一次，她饿晕了，被工友带到一边，喝了点水。醒来之后，又得立即干活。裔式娟对此的体会是：“日子太苦了，觉得活着没什么意义。”

而之前在乡下是另一种苦。裔式娟从小就天天下田干活，鞋子都没得穿，却举得动100多斤的东西。家里重男轻女，她没得到过什么关心，总共只上过一年学。

上海解放后，厂里党代表找到裔式娟谈话，鼓励她争做“新中国的主人”，要她继续钻研技术，为国家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个时候就觉得，共产党对我的恩情比我母亲还要多。”裔式娟说。

1951年，裔式娟加入共青团，不久后，成为一名党员。这正是刚住进曹杨新村的时候。 “入党以后，我感觉浑身上下充满力量，找到了生活的奔头，特别兴奋。” 90多岁的裔式娟说到这儿，声音十分洪亮。

纺织厂转为国营，食堂还有热腾腾的饭菜和充足的水。更重要的是，自己原来可以成为工厂和国家的主人，可以掌握机器的生产要领，而不必在工头作威作福的驱使下，被动地服从各种莫名其妙的命令。裔式娟对纺织生产感到前所未有的热情，先是学习先进技术，揣摩操作方法，而后又带领工人小组取得高产成绩。

裔式娟(前左一)小组成员检查落纱机。 图片来自网络

1953年开始，她八次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

1954年，裔式娟成为第一届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时坐了最快的火车，住在最好的招待所。”时年25岁的裔式娟，与毛主席坐在同一张桌子上，难以用言语形容内心感觉。“我的这些荣誉是一辈子都用不完的。” 她翻开一本泛黄的旧相册感慨道。

在自己和组员被评为劳模后，裔式娟也感受到压力。她说：“我们组的人不能在别人之前吃饭，也不能提早下班去洗澡。” 当组里其他人抱怨，她就到这些人家里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劝他们不要有杂念，要充分投入工作。

“一个队伍要连续30年都是先进并不容易。” 裔式娟说。 “别人超过我们了，别人下班后，我们就继续工作，继续练习。”

今年91岁的裔式娟回想起当年的往事，声音依旧洪亮。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光荣与牺牲】

1984年的杨伟杰坚信，在棉纺织厂工作的爷爷也是劳模：“因为当时只有劳模才能在那儿分到房。” 他从小就和爷爷奶奶、小叔叔住在曹杨三村一间两居室的房子，三村即是后来的“两万户”。但是，爷爷早已去世，相应证书也不知有无。此事便难以印证。

杨伟杰听叔叔说过，奶奶还曾参加一个地下抗日组织，后来逃到上海。因为爷爷的关系，进了同一家棉纺织厂做工。对此，杨伟杰也不知从何查考。这些家史便成为传说。

曹杨新村居民家阳台上的装饰。 澎湃新闻记者 丁依宁 图

从小在曹杨新村被爷爷奶奶带大，杨伟杰与父母反而接触不多。他的父母都是知青，多年驻留在江西。直到他15岁时，父母才回到上海。整个曹杨新村，不少最早入住的劳模，其子女都率先去往最艰苦的地方。如今，杨伟杰意识到，服务于“社会主义大家庭”，有时需要牺牲自己的小家庭。这也许便是劳模作为示范的意义。

但他小时候对此全然懵懂。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大概三十多年前——也就是裔式娟等劳模搬进曹杨一村三十多年之后，经过一番整修，曹杨三村的住户有了独立的厨房和卫浴。 “那时，这样的生活条件算是不错了。” 杨伟杰说。

直到2016年，杨伟杰偶然得知，这里还有一段辉煌历史，是个“劳模村”，顿时“肃然起敬”。上网查阅，他这知道，他从小生活的这片地方，接待过各级中外领导人，包括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陈毅，和1972年访华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杨伟杰回想自己的成长环境，基本上没听别人说起，谁家是劳模，劳模又如何不寻常等等。也许因为大家彼此相熟，周边都是一个单位的。“不会莫名其妙去问一个老邻居是不是劳模。”而小区里也没有什么宣传。想必与强调市场作用有关，那是符合时代特征的改革方向。而随着时间流逝，许多曹杨新村居民收入改善之后，陆续搬走，留下的大都是老人，以及租房子住的外地人。老一辈劳动者的故事似乎没了土壤。

曹杨公园里下围棋的老人们。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更重要的是，杨伟杰自己也能体会到，周围的人对“劳动”的看法在发生变化。更多人开始谈论“996”、“打工人”的无奈。在杨伟杰看来，平日说起“劳模”，像是在打趣，有种“吃力不讨好”的意味。 本质上可能是，当下“劳模”这个称号背后，少了一些实际的获得感：“以前评上劳模，可以分个房，住到新村。现在房子这么贵，根本不可能有这种待遇。”

长大成人后的杨伟杰，也试图用上一代人的眼光来分析这些境遇：“当时，大家都讲‘社会主义大家庭’。劳模就是为社会、国家、单位做出了很多贡献的人，但自己的小家庭肯定要有所牺牲。”当下他更希望踏实工作，也和妻子一起，把自己的小朋友带好。父母没有带孩子的经验，帮不上什么忙。杨伟杰倒觉得这样不错，也免得和老人产生矛盾。

由于曹杨一村在进行“成套改造”，附近小学放学的道路略有些拥堵。 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技术中坚】

相比建国初期，新时代的劳模评选，在考量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重视专业技术、管理岗位的贡献。59岁的王雄彪，2020年被授予“上海市先进工作者”称号。作为普陀区中心医院的呼吸科主任，他知道，曹杨街道有很多劳模，但没想过自己也会成为其中一员。

2020年初，王雄彪申请前往武汉三院支援新冠治疗。 普陀区中心医院 供图

2020年春节，新冠疫情在武汉暴发。王雄彪自愿前往，负责武汉三院的60张病床。他并不害怕新冠病毒：“我做医生时间长了，见多了。如果我们呼吸科医生都治不好，那人们怎么对付它？”

与裔式娟那一代劳模相比，王雄彪并未因这个“劳模”的荣誉而背上太多压力。他对自己的医术非常有信心，并不刻意追求外在的荣誉。在他看来，医生就应该是“道德上非常高尚，非常有仁慈心，又负有责任心，又很聪明的人”。

王雄彪和住在杭州的父母分享了这一消息。二老出身工人，已经九十多岁，对此也没有什么反应。“老一代的工人做事情，不太会去想经济利益，而是想着怎么把这件事做得精益求精、做得更好。现在很多人更讲求这件事能带来多大收益。”王雄彪说。

王雄彪也把自己评上“劳模”的事告诉了远在英国的儿子。和杨伟杰同辈的儿子，并不清楚这种荣誉的内涵和分量。而王雄彪自己也觉得，这只是一个称号：“过去，人们看到劳模都很尊重；现在，大家没太把劳模当回事。其实自己也没必要把自己太当回事。”

王雄彪在医院为居民义务坐诊。普陀区中心医院 供图

【勤勤恳恳】

 叶其懂也是上海知青的儿子。他长大后成了劳模。1976年，叶其懂出生在浙江温岭农村。由于父亲是军人，他本想应征入伍，但因个子矮而未能成行。

叶其懂生活在温岭农村时，看到邮递员穿着绿色制服，很像是军装，便心生羡慕。有时，他还帮着送信。逢年过节，上海的外公外婆会寄来东西——有大白兔奶糖、自动铅笔和文具盒。这些从邮局来的东西，在当时的农村很稀罕：“带到学校里，同学们都会围过来看，很是羡慕我。”

2013年，叶其懂荣获“全国道德模范人物”。 杨深来 澎湃新闻资料

1998年，22岁的叶其懂来到上海，得知曹杨新村邮局在招邮递员，立刻报了名。这份工作一做就做到现在。他说，自己小时候，父母会讲一些劳模的故事，说他们干活认真，勤勤恳恳。他一直很崇拜这类“英雄人物”。

每天凌晨5:30，叶其懂就要到岗，为曹杨街道的6000多户家庭递送1600余封邮件和物品。2002年，他被评为邮政内部的先进工作者。之后，又多次被评为“先进”。2015年，他当上了全国劳模。

2005年，在为曹杨新村的居民服务了7年后，叶其懂和家人搬到了曹杨五村。他说，这是个很宜居的地方，自己感到“很喜欢、很满意”：“第一批住进去的基本都是劳模，他们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老劳模们的精神一直激励我，在工作中要尽可能地服务好老百姓。”

叶其懂认为，与第一代劳模之间的区别在于，现在新时代的劳模更看重技能，对技术、业绩的要求比较高，强调工匠精神。还要有创新。而劳模群体也扩大了很多——非公企业、事业单位，研究、教育行业，还有农民工，方方面面都有。

这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直接面对生产线的工人，在劳动者中的比例已然很小。

在邮局工作的20年里，叶其懂几乎没和住在浙江的父母一起过年。由于工作繁忙，儿子7岁时就被送往嘉定一所寄宿学校。现在儿子已经21岁。叶其懂想，儿子肯定在网上读到过他得到各种荣誉的新闻。但他们从未谈过这些。他觉得自己对儿子有所亏欠。这就是作为劳模的代价。

2021年，叶其懂在“劳模工作室”。 中国邮政（曹杨新村邮政支局）供图

2019年6月，叶其懂从曹杨新村支局调到普陀区另一家分局。他的新工作是管理两个团队。这也是组织想把他的“劳模”精神传得更远。单位还为叶其懂设立了一个“劳模工作室”，他把自己的各种荣誉证书和奖章存放在那里。

叶其懂想念以前每天骑自行车、电动车穿梭在街头的日子。作为邮递员，他见证了曹杨地区的变化。青少年活动中心、医院、电影院、小学，还有许多设施，一一出现；但一些生活气息浓厚的市场，如铜川路水产市场和纺织品市场，近几年已被拆除。

1951年，陈毅市长提出“有重点的建设工人住宅”，列为当年上海市重点工作任务。 曹杨新村村史馆 供图

经过七十年风雨，裔式娟和其他劳模首批入住的曹杨一村也已遍历沧桑。上海市政府决定对这块承载着丰厚历史意义的地方进行整修，作为建党100周年的献礼。

而在居民们搬回来的那天，他们也会像此前的劳模一样，受到敲锣打鼓的欢迎。

（实习生陈聪聪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