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赤子的心 战斗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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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少年
郑振铎
我是少年！我是少年！
我有如炬的眼，
我有思想召唤泉。
我有牺牲的精神，
我有自由不可捐。
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
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
我起！我起！
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权。
我是少年！我是少年！
我有愤腾的热血和活泼进取的气象。
我欲进前！进前！进前！
我有同胞的情感，
我有博爱的心田，
我看见前面的光明，
我欲驶破浪的大船，
满载可怜的同胞，
进前！进前！进前！
不管它浊浪排空，狂飙肆虐，
我只向光明的所在，进前！进前！进前！
赤子的心
叶圣陶先生在《〈郑振铎选集〉序》中这样写道：“振铎兄的这首《我是少年》可以说是当时年轻一代觉醒的呼声……跟他结交四十年，我越来越深地感到这首诗标志着他的一生，换句话说，他的整个生活就是这首诗。”
人们钦佩郑振铎的学问和成就，但却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他之所以能获得这些成就，是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他的重要影响分不开的。从五四时期起，他就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的引导。周恩来曾经这样评说过郭沫若:“……一出手他就已经在‘五四’前后。他的创作生活，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他的事业的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我要说的话》，载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这段话，如果用在郑振铎身上，也是非常合适的——郑振铎就是“五四”所孕育的“一代才华”(郭沫若语)。
1921年3月底，叶圣陶（站者右）、沈雁冰（坐者右）、郑振铎（坐者左）、沈泽民（站者左）初次见面。他们一起畅游了半淞园并留影。郑振铎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那年，从温州上北京读书的。课余，他在住地附近基督教青年会的阅览室里，开始大量阅读社会科学和俄国文学著作，并认识了同样也来看书的瞿秋白，成为挚友。五四运动后，他和瞿秋白都成了各自学校的学生代表，冒着“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积极投身于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李大钊、陈独秀等都建立了联系。暑假他回温州，又把北京学生运动的经验带到瓯海之滨，参与发起“救国讲演周报社”。他还参与发起当地最大的新文化团体“永嘉新学会”，提议创办会刊《新学报》。暑假后，他回京继续参加运动，在给张东荪信中说自己“奔走忙碌得了不得”。
当时他最重要的工作，是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新社会》的《发刊词》是郑振铎写的，他豪迈地表示：“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按，即‘民主’的音译)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这些观点无疑是进步的。《我是少年》是郑振铎正式发表的第一首新诗，即发表在该刊创刊号上。
上图：《新社会》创刊号下图：郑振铎（左二）与《新社会》同仁在北京合影
“五四”以后，郑振铎继续长期与瞿秋白、沈雁冰、张闻天、恽雨棠、夏衍等中国共产党人保持密切联系，还有一些当时秘密的特别党员如胡愈之、胡咏骐等人，都是他最亲密的挚友。
1921年，郑振铎开始了在商务印书馆的十年编辑生涯。他主张作家们应注重“血”和“泪”的社会和人生，与反动的统治势力展开积极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郑振铎以笔为枪，很早就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参与创办了《救亡日报》《战时联合旬刊》等刊物。
战斗的笔
上海沦陷的孤岛时期，知道郑振铎住处的只有很少的几个人，中共地下党员、上海生活书店总经理徐伯昕就是其中之一。
1945年8月30日，徐伯昕拉着唐弢，一起到静安寺庙弄看望郑振铎。他代表生活书店，特地请郑振铎主编一份具有《生活》传统的刊物。对于请自己办刊物，郑振铎基本上是来者不拒，更何况徐伯昕是多年老友，且他对徐伯昕的政治身份心知肚明，故而很痛快地答应了。
于是，徐伯昕又进一步谈了他的想法，说：“现在国内的首要问题就是实行政治民主，所以这个刊物打算就叫《民主》。”“《民主》?好极了！好极了！”——“好极了！”是郑振铎最喜欢用的一个感叹词。徐伯昕的话使郑振铎又想起了当年和瞿秋白一起创办《新社会》时所提出的“德莫克拉西”来。
郑振铎当然明白，办这个刊物的本身就是参与政治斗争，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说：“没问题！咱们马上就可以开始动手！但是，你要给我几个得力的助手。”徐伯昕说：“这一点你放心！你的部下，我早已物色好了。”
这次谈话以后，《民主》编辑部就算是正式成立了，办公地点就设在徐伯昕的通惠印书馆，对外的名称就叫“民主周刊社”。刊物由郑振铎任主编，编辑有蒋天佐、艾寒松、郑森禹、董秋斯等，其中前三位都是共产党员(董秋斯不久后也入了党)。郑振铎对这样忠实可靠又能干的助手满意极了，以后的日子便是为创刊而积极奔走。
他在日记中写到：
10月4日，写民主《发刊词》一篇。
10月6日，晨起写民主政治《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四时许，至通惠，《民主》稿已不少。
10月9日，四时半，即至通惠，晤民主社编辑诸人，第一期已印好，即可于明日出版矣，内容尚佳。
……
以“阐扬民主思潮，促进国内和平，评析重要时事，介绍最新学术”为宗旨，1945年10月13日，《民主》正式在上海创刊。创刊号上载有马叙伦的《思想解放》，周建人的《略论这回大战的性质与法西斯的歪曲事实》，景宋的《迎双十节》等重磅文章。郑振铎除撰写《发刊词》外，还发表了《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文中指出：“国民党已经到了还政于民的时候，为了保障民主政治的实现，必须立刻保障一般国民的自由权……”此后几乎每期，《民主》《周报》上都有郑振铎的战斗檄文。11月，郑振铎先后在《民主》上发表政论《我们反对内战！》《我们的主张和态度》，指出：“谁继续内战，……谁阻碍了和平、建国的大业，谁便要为国民们所共弃！”
左图：《民主》周刊办公旧址（上海九江路210号2楼）右图：《民主》创刊号上刊登的由郑振铎撰写的发刊词
《民主》从诞生的那天起，就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揭露当局的反民主，宣传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反映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愿望，起了很大的团结群众、鼓舞群众的战斗作用。共同的政治主张也使郑振铎与马叙伦、许广平、严景耀、雷洁琼、傅雷等爱国民主人士越走越近，频繁聚会共商时事，严峻的形势使他们决定成立团体联合斗争，以扩大政治影响。在马叙伦、王绍鏊的领导下，上海文化新闻出版教育界与工商界两股爱国民主力量结合在了一起。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正式成立。郑振铎因故未能参加民进成立大会，但在3天后召开的第二次会员大会上被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郑振铎在1946年1月2日举行的第二次会员大会上被推举为理事。图为选票，第2列第5位为郑振铎。民进成立后公开发表的第一个宣言《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就发表在《民主》第十四期上。此后，民进同仁不仅以个人名义频频在《民主》上刊发政论，还以组织名义发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给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书》等文章。《民主》实际上已成为民进早期开展斗争的“喉舌”，是民进争取和平民主的重要阵地，也承担了民进会刊的重任。
下关事件发生后，《民主》周刊连续刊发《郑振铎：悲愤的抗议》《马叙伦：记六·二三下关事件》等文章，郑振铎文中指出：“玩火者必自焚其身。”
1946年10月10日出版的《民主》周刊第51、52合刊上，发表了《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一文，郑振铎与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等39人联合签名。
由于《民主》为群众张目，一再声援爱国民主运动，揭露国民党政府暴行，反动当局以扣发登记证、禁售、没收等手段破坏其发行，并于1946年10月宣布查禁《民主》。10月30日出版的《民主》休刊号上，郑振铎、叶圣陶、柳亚子、马叙伦、吴耀宗、周建人、吴晗、田汉、蔡尚思等民进会内外同仁联合发表《我们的抗议》，表示：杀死了一个民主，“但是民主的潮流，却是没有人有回天的力量所能压抑得住的”。
《民主》休刊号上发表的《我们的抗议》
受白色恐怖所迫，1949年2月，郑振铎秘密离开上海，取道香港，与叶圣陶、柳亚子、陈叔通等民主人士同船北上解放区，参与协商建国。3月18日，郑振铎一行抵达北平前门车站，叶剑英市长及比他们先期到达的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胡愈之等均到车站迎接。临行前，他写信给好友刘哲民，告之以即将“乘舟破浪南行矣”，并意味深长地说：“大约相见期不会太远”。正如他所言，人民的胜利即将到来。
1949年2月，郑振铎（三排左五）与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离开香港前往北平参加新政协，途中在华中轮上合影。更值得怀念的是你的爱国主义的热情，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和正义感。参加五四新文学活动的一批人物，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继续前进，其中有一些人变成洋奴买办，御用文人，早被丢进社会的垃圾堆里去了。而你，始终站在中国人民这一边，没有迷失过方向。还记得当你和秋白同志在北京创立文学研究会的时候，就主张人民的文学，也就是文学为人民服务。从这以后，你没有改变过这一正确的方向。
——胡愈之《哭振铎》
供稿：民进温州市委会
作者：项延章
部分文字、图片来源于民进中央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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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郑振铎：赤子的心 战斗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