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家新书，谈那些挑战欧洲思想的中国观念

        这本书像一部词典：左边是欧洲思想中的伟大概念，右边则是它们在中国思想中的对应词。它阐释了中国和欧洲思想中的关键词，同时强调两者的差异。

        举例来说，欧洲的理性是建立在“因果”观念之上的，而中国人思考的则是“势”。“因果”与“势”，两者的差距看上去微不足道，实则非常深刻，其中就存在着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差异。

        这本书的作者、著名汉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旧译余莲、于连）曾经就说过，在思想之间，互不相干、漠不关心的确比差异更难跨越。在新书《从“存在”到“生活”：中欧思想关键词》（De l’Etre au Vivre. Lexique euro-chinois de la pensée）中，他以迷人的准确性，使那些非专业的读者理解这样的差异。

        朱利安是法国哲学界独一无二的人物。1975年，他从师范大学毕业，并通过会考取得高中教职，在法国，这是很了不起的职业起步。当时他却决定远赴中国，吸引他去那儿的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当时的风尚），而是传统中国思想。

        以其惊人的博学，并逐渐掌握传统中国的伟大作品之后，朱利安本可以满足于做两种文明之间的中介人。但他更进了一步：他持之以恒地将对中国的认知转向欧洲，并以此向我们揭示西方思想中那些让人不假思索的预设。在朱利安的书中，我们很难找到什么异国情调或是东方主义，中欧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对话完全是平等的。

        在这本新书中，朱利安提出了20组欧洲和中文的对应词，以下是澎湃新闻摘译的6组，每一组词的第一个都是欧洲概念，而第二个则是中国思想提出的“反驳”。

        这一切正如作者本人所说，“重要的不是转向另一种文化或是寻求某种折衷。我珍视欧洲启蒙运动的那些价值，而我去中国也不是为了思考自由，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强项。我去中国是为了使自己向着另一种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开放。”以下的对应概念或许也有助于国人思考欧洲。

因果性（Causalité）—势（Propension）

        因果性处于所有西方思想的起源处。我们不是描述眼前的事物，我们解释它们。并且，我们解释的方式是离开事物，以便在它之外探求原因。希腊人曾寻找“第一因”，比如神；而“cause”（原因）和“chose”（事物）来自于相同的拉丁语词根。通过原因来理解事物，这一模式正是“科学”的基础。

        至于中国人，他们在论理时与其说在解释，不如说是在暗示。这正是所谓的“势”（propension，倾向）：重要的是我们不再把事物与其发展的方式分割开来。然后“势”的观念也同样用在历史（“史”）研究中。

        当中国的历史学家讲述帝国的诞生时，他所做的不是寻求其原因，而是描述中国社会向着某种统治方式演变的整体倾向。在西方，倾向这一观念仍处于边缘，不过，也许因果性模式也有其局限。

主体的能动性（Initiative du sujet）—幾之势（Potentiel de la situation）

        在欧洲哲学中，一切都从“我”开始（笛卡尔）。人被设想为“主体”，后者既能思考也有所欲求，他是某一能动的主体，并使自己处于一切事物的开端。

        中国思想更倾向于从局势出发探讨其潜能。行动的动力不再是“主体的能动性”，而是“局势的潜能”，即“幾之势”。

        纵横家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人物，他们所做的不是制定某些计划或者依赖某一“天才之举”（我们要注意西方人对这些理性中的疯狂自相矛盾的激情……）。中国的贤者-谋士所做的不如说是观察那些有利因素，以便使局势向着有利自己的方向发展。

自由（Liberté）—虚待（Disponibilité）

        被因果性纠缠，西方思想不断反思个体如何能够从中解脱。我们的理想是不再服从那些强加给我们的规定，并将之称为“自由”。自我-主体首先是被赋予自由的：这是他的首要品质，他的价值也正是从中衍发。

        希腊人将自由与奴役相对立，并在面对波斯人时肯定了自由的紧迫性，在这之后自由成为城邦和内在的精神生活的理想。中国人没有这种政治经验，反之，他们发展出我所谓“虚待”的概念。

        自由意味着有选择，而“虚待”则等同于消解任何立场，它意味着不做决定，意味着完全“开放”，不遵循任何既定规划，它使人不会受到任何挫折。孔夫子曾说圣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当弗洛伊德解释说精神分析师应当（和被分析者）保持“同样无拘无束的注意力”时，他隐约预感到的不也是同一种“虚待”？

        当然，我们也不该抱有太多幻想：“虚待”同样也是服从于某一种权威。因为在政治中，我们总是在一边或另一边，不采取任何立场则等同于效忠。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士人从来不会正面提出“我控诉”。

正（Frontalité）—奇（Obliquité）

        我们的政治空间是围绕着对立（affrontement）组织起来的。在雅典，无论是战争还是集会，决定只能从面对面的争论中产生。中国人更倾向于侧面、间接和迂回，即所谓“奇”。在正面对立中，我们互相损毁。在中国，政治批评只能是间接的，不过，中国的文人已经将其发展为一门艺术，这使它变得愈加危险。

        中国最早的诗歌论著之一已经提示人们为了不冒性命危险，要通过意象传递隐晦的意义。我们也看到近年来，随着极左思想影响的逐渐消除，中国共产党如何能够根本地自我变革。不过，这一变革是借助于自身话语悄无声息的转换，而不是公然唱反调，它会让我们逐渐领会到其演变过程。

天启（Révélation）—中庸（Régulation）

        神启和它的世俗版本革命构造了西方人对时间和历史的感知：事物总是有先有后。中国人则避开了时间连续体中的断裂，并且倾向于预先确定的规则或规范的调节。“中庸”意味着变中自有不变：因为不会偏离轨道，所以万物运行自会更新。这正是中国人敬畏“天”的原因。

        与规则不同，“中庸”不会模型化，它不会做出决定。正因此，中药是一种调理医学，而不是手术。与其同疾病抗衡，不如通过调理保持身体健康。

彼世（Au-delà）—间（Entre）

        希腊人提出了彼世的概念，并将善、正义和真放置其间……形而上学的一切意义都在于此。他们区分出经验现实的此世和理想性的彼世，由此把世界分为两份。真理永远在彼岸，在极限处，而希腊人对二分法和截然对立的偏好也正是由此而来。

        在理论和历史中，这样一种设置自有其效力。正是借助于这一设置，知识分子能够作为自治主体和自主的形象凸显出来：面对权力，他能够以这个理想性的世界为依靠。

        不过由此一来，希腊人也就忽视了事物的“间”，也就是所有那些中间事物，后者正因为“间”而隐晦不明。亚里士多德知道如何定义黑与白，但对灰色他就束手无策了。因为“居间”就其本性来说没有自在：它没有本质。不过，世界的生机、呼吸的流动正是穿行于这未被规定的朦胧与模糊。“间”这个象形文字很好地说明了“居间”的观念：在两扇门之间，月亮的光芒穿越而过。

        （胡新宇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