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条约签约120年︱李鸿章挨了一枪，大清省了一亿两？
枪杀李鸿章：马关市政官员纷纷因此受牵连
1895年3月24日下午，日本马关。
市区西面的外滨町，窄窄的路边被人群挤得满满当当，如同赶庙会的时节。他们今天从四面八方赶来，是为了等待一个人的出现：
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
五天前，李鸿章一行乘船抵达此处，拉开了后来史称“马关议和”的中日谈判的序幕。这一天进行的，已是第三次谈判。前一天，日方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向他开出了极其严苛的停战条件：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驻扎这些地区的清军交出武器物资；津榆铁路交由日本管理；停战期间日军军费由清政府支付。在发电请示清政府之后，李鸿章当天表示拒绝这一条件，并要求日方宣示议和条件。按照预定程序，这将在次日的谈判中揭晓。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李鸿章坐上了归途的轿子。
说是归途，其实也只有短短几步路。从谈判会场春帆楼到李鸿章下榻的引接寺，走得快些大概只要五分钟。即使是慢吞吞的轿子，十几分钟也就到了。
这短短的几步路，已足够让当地的居民蜂拥而来，在路旁筑成一道长堤。几层人堆的最前面，佩刀叮当的警察和宪兵一字排开，不时呵斥着推挤的人们。不同于电视剧《走向共和》里编剧凭空想象构建出的情景——道路两边围观的日本人齐声大喊“快滚”，甚至对李鸿章的汽车推推搡搡（汽车1898年才初次在日本出现）——围观者的心态，更多的是好奇。拖着辫子的清国人，庞大的八抬大轿，华丽的官服顶戴，还有传说中的“东洋豪杰”李鸿章，这样的西洋景，可不是容易见到的。他们绝大多数只是些瞧热闹的看客。
不过，其中一个人除外。
骚动从东边逐次传来，“过来了！过来了！”人群中回响着这样的叫声。先是步行前驱的从者，然后是使团副使李经方的轿子，下一顶轿子中坐的便是那位大清帝国的第一重臣。帽后拖下的三眼花翎，垂在胸前的皓然白髯，还有那炯炯射人的犀利眼神……
人影一闪，砰然一响。
众人一时呆若木鸡，时间似乎在此凝固。
一位目击者后来如此回忆那一瞬间的景象：
我想那是下午四时三十分。那天是星期日，天气和煦晴朗，樱花将开未开，是个好日子。出门的人也很多，到处都是人挤人。李鸿章还是乘着那顶轿子，正在经过我家门前拐角的一刹那，从路右边的人群中蹿出一名二十三四岁的男子，左手按住轿子，右手掏出手枪，从李全权的右侧向其面部开了一枪。负伤的李氏立即以右手的长袖掩住伤口，毫无震惊的神色，态度泰然自若。目睹这一幕的我感叹，真不愧是了不起的人物。（永岡栄吉：《緑と黄の対角線―下関講和会議始末―》，下関郷土会編：《郷土》第11集，1965年，第89页）
本来，由于李鸿章的到来，马关市政当局如临大敌，紧锣密鼓地加强了地方治安。当时日本报纸这样报道：
陆上五步一巡查（注：日本警察的最低级别，也泛指警察），十步一宪兵，四处扫视有无可疑者。海上亦有警察旗翻飞之小艇到处出没，水上警戒亦臻于完备。如此严格，乃为防止两国全权大臣有不测。为看李鸿章一眼而云集马关之众人中，红衫汉（注：指进城的乡下人）尤多。巡查一一往来盘问，调查无旅券者，其状甚为森严。（《東京朝日新聞》1895年3月26日）
然而，仿佛是故意为了给当局一个难堪，行刺现场正在日方特别设立的宪兵支部旁边，不远还有一处派出所。事件发生后，山口县知事原保太郎、山口县警部长后藤松吉郎一齐丢了乌纱帽。至于下级官员有多少人吃了处分，那就不得而知了。
谁是刺客？一个被激情冲昏头脑的愤青
等到围观的人们回过神来，刺客已经被警察和宪兵按在地上，捆了个横七竖八。定睛看去，那是个穿着寒酸的年轻人，头戴一顶肮脏的鸭舌帽，身穿一件破烂的筒袖。长相倒算得上清秀，看起来有点书生气。
此人是什么来头？当时最想搞个清楚的自然是日本政府。当晚，伊藤博文发电报给内务大臣野村靖，要求调查刺客的身份。他当时知道的只是一个名字：小山六之助。接下来，此人的身世渐渐浮出水面。
小山六之助，原名丰太郎，现年27岁，群马县平民，其父孝八郎曾任县议会议员等职。他是家中长子，但因为为人“放荡无赖”，七年前就被父亲废除了嫡子身份。小学毕业后，他念了几个月中学便即退学，后进入庆应义塾就读，亦中途退学。之后一直没有固定工作，曾为自由党的选举活动卖力，属于所谓的“壮士”（日语“壮士”指充当帮闲的无业游民，当时常被各政治团体用作打手）之流，有两次因打人毁物入狱。
用今天的话讲，这可以说是一个“loser”。
loser不一定是愤青，但愤青往往是loser。小山就是这样的人物。且看他晚年的一段回忆：
支那人多半似乎有着对世界之大势毫不介意的大国民神气。视朝鲜为属国，视日本为小国，唯独自夸为世界之大国，就是这样半身不遂的老大国民。显而易见，不彻底地惩戒一下，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制造麻烦。这是东洋和平的癌，实在不堪容忍。
李鸿章不管怎样说是东洋之豪杰，终究是这样的支那人。媾和委员伊藤、陆奥两氏，对他待以前辈之礼，当作东洋之豪杰，以如同对待飞入怀中的穷鸟的温情相待之时，此人搞不好会露出支那特有的本来面目，在归途下关的海上遥遥睥睨东京的方向，吐出红色的舌头，嘿嘿地奸笑吧。这么一想象，就不由得气炸了胸膛。
伊藤、陆奥两氏在当时的日本，是第一流的大政治家。尽管应该不会真有什么疏失，但万一为支那特有的权变所惑，已垂一年的日清战争，就这样意外告终的话，遗憾与惋惜实在是难以言表。在他们思考的时候，只要再加一把劲，国民像国民一样忍耐，军人像军人一样奋发的话，连战连胜的结果是指日可待的。一路追击毫无骨气的支那兵，铁鞭遥遥北指，用不了吹灰之力。用不了半年，就能让四亿支那人在北京城的日章旗之下跪倒了。一口气想到了这一步，真是书生气的想法。这时候，如果能三思而后行就好了，可是已经被激情冲昏了头脑，就这样想下去，甚至想到了采取非常手段。这不是一点半点，而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不过，在我的一生之中，再没有像此时一样，全心全意地思考这个不负责任的大事件了。关键就在这里。这是抱着丢掉这条宝贵的生命，成为三尺竿头的曝尸的觉悟的冒险。一旦涉及到本人，不管是怎样豪迈的人，都不能不考量一番。
被激情冲昏了头脑。让我直冲上去的，就是这个原因。
媾和谈判化作乌有以后，就能进军攻城略地，终成北京城头之盟。这样的话，就是坏事变好事了。我的做法尽管粗暴，也可以确保以后东洋的和平吧。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要把李、伊、陆三足鼎立的谈判中途破坏。除了杀死其中一人，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伊藤伯爵和陆奥子爵都是日本的政治家，不是凡物。如果让他们死去的话，觉得太可惜了。
而李鸿章是外人，不如干掉他。这就是我决意为此凶行的目的。结果与预期相反，成了多此一举，和目的完全背道而驰。（小山丰太郎：《旧梦谭》，吉辰：《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附录三，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43-344页）
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的自述。富于激情，富于想象力，富于“爱国心”，只是少了点头脑。
一枪换来一亿两：这个筹码其实可以赢更多
正如小山所说，这次刺杀的结果与初衷“完全背道而驰”。按照国际法，外交使节的人身安全应受所在国保护，这使得日本政府如坐针毡。伊藤与陆奥曾沮丧地表示，这次事件比起一两个师团被打败更让人难堪——如果兵败，毕竟还有转败为胜的机会。
然而，面对这场突发事件，日方的“危机公关”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首先是治伤。李鸿章本来带来了两名医生，即北洋西医学堂总办林联辉与法国驻华公使馆医生德巴斯（Depasse）博士。而为了争取主动，日方决计挤开两人，将治疗权抓在自己手里。当天，伊藤致电参谋次长川上操六，要求将陆军的两名军医总监，即野战卫生长官石黑忠悳与广岛陆军预备病院院长佐藤进派来。幸好，子弹不大，又被李鸿章的眼镜挡了一挡，伤势并不严重。治疗十几天后，伤口已完全愈合。但由于李鸿章年高体衰，不宜开刀，这颗子弹就此一直留在他的血肉中，直到盖棺。
其次是慰问。事件之后，李鸿章的病榻前走马灯似地穿梭着前来慰问的日方官员，“寝室前后甬道游廊皆满”。天皇与皇后也作出了表示：天皇派侍从武官中村觉大佐为特使，前来马关慰问。皇后也手制绷带，并遣来两名护士。稍后，各种慰问函电如雪片一般从各地飞来。致意者有东京的朝野名流，亦有北海道的普通村民。慰问品更是五花八门，《朝日新闻》等三十家日本报纸一同送上六十只鸡，请李鸿章“为两国加餐”。而马关市西部渔业组合送来的东西就更有创意一些：一只特大号水族缸，装着章鱼、海参等七十多种海洋生物。
自然还有惩凶。在政治需要下，对这个案件可以说是特案特办，审判非常快捷。第二天即进行初审，认定案件适用日本刑法第292、112及113条，即故意杀人未遂。3月30日，案件移交山口地方裁判所正式审理，判处小山无期徒刑。
事实上，伊藤博文当时还企图私下干预审判。他两次派人给裁判长鹤冈琢郎带话，要他判处小山死刑，甚至许诺在他退休后提供宫内省的美差。但对方以司法权独立为由，断然拒绝。不过，这个结果在日方看来已经可以安抚中方的情绪了。审判当天，外务省将这一结果函告李鸿章，声称“与前刺俄太子之罪相同”。四年前，访日的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在日本大津被警察津田三藏砍伤头部，亦被判处无期徒刑。
当然，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这次刺杀事件将会给谈判带来怎样的影响？为了避免李鸿章借此发难，伊藤与陆奥决定主动作出让步，同意停战。陆奥亲自告知李鸿章这一决定时，尚在担心他会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但对方的反应却近乎喜出望外：
我说，只要清国使臣方便，可于任何时候开始会商，并将此口述内容做成一备忘录交付李鸿章。此时我十分注意李鸿章对此如何回答。因为倘若他对我方猜疑，有意未完成使命，中途回国，并进一步要求外国援助，或者现在不以签订停战条约为紧急要务，我想他会在回答中流露其语气。他负伤未愈，头上一半缠着绷带，露在绷带外面的一只眼睛，露出非常高兴的样子，感谢我国皇上仁慈圣旨，并对我说，虽负伤未愈，不去会所商议，但无论何时都可在病床前开始谈判。（陆奥宗光：《蹇蹇录》，转引自中塚明：《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191页）
这反映出了当时中国人对国际法观念的隔膜。在传统观念中，虽然也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说法，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战场道德，并没有成为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因此，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李鸿章，都没有意识到这次刺杀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日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做出的实质性让步是极其有限的。除了停战（仍然打了一个大折扣：台湾不停战）之外，大概只有在后来的谈判中同意将赔款从三亿两白银减少到两亿两而已。这一亿两的让步不同于割地条件的让步，并不在日方原先的预案中。坊间常有这样的说法，“李鸿章挨了一枪，给大清省了一亿两”，不无道理。然而，如果他的反应不是这样无所作为，最后的结果，必然不止是省下一亿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