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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学者的质询:学术研究中的“第一次”背后的殖民主义
文/麦克斯·里布瓦隆 译/它们
2021-06-11 15:13  来源:澎湃新闻
声称某个研究项目是“第一次”发现、做出或达到某处不仅很少是正确的,考虑到自古以来存在的无数地方知识,使用首先、探索、发现和独特这样的语言还在实质上带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抹除了其他的人群和知识形态。废弃研究(Discard Studies)所提供的有关抹除、私有化和剥夺的理论框架,也可用于分析研究中的第一性(firstness)和第一次(firsting)的权力关系。本文原载2021年1月18日废弃研究网站,原题为“Firsting in Research”,根据CC BY-ND翻译发布。麦克斯·里布瓦隆(Max Liboiron),梅蒂人(Métis),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地理学系副教授,著有《污染是殖民主义》(Pollution Is Colonialism, Duke UP, 2021),废弃研究(Discard Studies)网站主编,致力于在各学科和场域发展反殖民研究方法。创立了环境行动研究公民实验室(CLEAR:Civic Laboratory for Environmental Action Research),一个研究海洋塑料污染的跨学科实验室,研究方法提倡谦逊、公平和与土地的良好关系,秉持女性主义和去殖民立场,在塑料研究和原住民研究方面都影响了国家政策,发展出一套社群管控塑料的技术和协议。

麦克斯·里布瓦隆(Max Liboiron),梅蒂人(Métis),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地理学系副教授,著有《污染是殖民主义》(Pollution Is Colonialism, Duke UP, 2021),废弃研究(Discard Studies)网站主编,致力于在各学科和场域发展反殖民研究方法。创立了环境行动研究公民实验室(CLEAR:Civic Laboratory for Environmental Action Research),一个研究海洋塑料污染的跨学科实验室,研究方法提倡谦逊、公平和与土地的良好关系,秉持女性主义和去殖民立场,在塑料研究和原住民研究方面都影响了国家政策,发展出一套社群管控塑料的技术和协议。

2013年,一篇发表的科学论文发现了一种被称为“胶砾岩”(plastiglomerate)的塑料污染。该文称其报道了“一种新‘石头’的出现,混合了熔化的塑料、海滩沉积物、玄武岩熔岩碎片和夏威夷岛卡米洛海滩的有机碎片。”
我记得我当时问一位实验室里在夏威夷读完本科的同事:“你听说过这个吗?”
他说,“是的。我们遇到时叫它‘人类-火成岩’(Anthropo-Igneous rock)。不过这岩石也可能还有其他名称——它总是被海滩上的人们谈起。有一次,我记得来自夏威夷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几个人在跟一位当地的海滩拾荒者和艺术家争论,他是位来自阿拉斯加的六十多岁的白人男性,在海滩上度过了许多时光。海滩拾荒者说,它形成于在海滩篝火中熔化的塑料。科学家们说这不可能,很可能是塑料因为热气而熔化在了岩石上。此外,海滩上总有夏威夷渔民,因为洋流使那儿成为一个捕捞的好地方,所以我相信他们会在我们任何人之前就已知道了它还有命名。”(科学论文反映的是海滩漫步者的知识)【此部分与夏威夷故事的讲述者和海滩拾荒者作了事实核对。】
远远在论文发表之前,他就分享过一张他拍的“有着各种名字的塑料岩”的照片。
夏威夷岛卡米洛海滩的塑料岩物,2011年。Alex Zahara摄。

夏威夷岛卡米洛海滩的塑料岩物,2011年。Alex Zahara摄。

历史学家劳伦·贝克(Lauren Beck)写道,“第一次(firsting)是一个过程,学者提出某一由人[原文为man]造成的行动、情境或现象,或某件首次实现的事情”(2017:109)。当我的学生写他们的研究将是“第一次如何如何……”时,我找他们聊了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写?为什么当第一次是好研究的标志?我可能是第一个研究为什么星期二天空不会变成粉红色的人。还有人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实验室里研究体温过低对人类受试者的影响的科学家(他在纳粹集中营工作,他的受试者是囚犯)。一个叫哥伦布的人(错误地)宣称他是第一个发现美洲的欧洲人。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但并没有什么显示研究的第一性本身是好的,除了一种模糊的文化话语。当被要求说明第一次的作用时,我的学生安然地说,“它确定了我的研究领域(area)”或“它标志了我的领地(territory)”。答对了。它们都是关于土地的隐喻,这并非巧合。
对殖民主义的历史,维基百科说,“现代意义上的殖民主义始于‘大发现时代’或‘大探索时代’。那是一个超级第一次的时代。研究者和我们的资助者仍然使用着来自那个时代的词语,带着与它们在15世纪时相同的精神,以此论证欧洲人尚未发现、探索、实为认领的地方,便是无主之地,“无人之物”。最近以“前沿”(frontier)为标题的研究资助机会、出版和组织确实越来越多。而当然,在“大发现时代”期间所发现的事物,没有一样不是已经为当地人所熟知的。
废弃研究是关于估值和贬值的技术和系统的理论框架,这套技术和系统允许一些事物通过丢弃、抹除和剥夺其他事物而繁荣。这一框架适于用来思考研究的第一次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根源和路线。
日常研究中的殖民主义
人类学家佐伊·托德(Zoe Todd)讲述了她去见大拉图尔(Great [Bruno] Latour)谈论他的最新著作,在2013年2月的爱丁堡大学吉福德自然神学系列讲座上。
我兴奋得有些晕眩:大拉图尔的演讲,在现场!全色彩!……
他在关于自然宗教的演讲中讨论的问题之一是气候是“共同的世界/宇宙政治(cosmopolitical)关注”。我刚刚从加拿大北极西部的因纽特定居区的一年研究中回来,对此很感兴趣。我想,有意思,这听起来多么像因纽特同事、朋友和老师教我的一点点因纽特人宇宙观的思想和律法秩序……
我等了整场演讲,想听听大拉图尔提及原住民思想家数千年来都在思考的有知觉的环境,将人们牵连进彼此和所有其他关系的复杂联结的宇宙论,作为组织和行动要点的气候和大气。我等着……听原住民研究系诞生的生动而深刻的智识传统的耳语,此刻来自海龟岛(Turtle Island;即北美洲)各处的社区活动室、鱼营、教室,自治办公室和友谊中心。这并未发生。(Todd 2016:4-7)

第一次的问题之一是,几乎不可能是某人第一次想到或发现什么事,因为海滩拾荒者和原住民也知晓事物,而他们的家成了其他人的“田野地”。想象一下有人走进你的厨房,发现了你的咖啡杯,然后将它们当作标本带走,在即将发表的论文中将它们命名为“咖啡因传送基础设施(CDI:caffeine delivery infrastructure)”。
简·安德森(Jane Anderson)和金伯利·克里斯滕(Kimberly Christen)在《激进图书馆学期刊》(Journal of Radical Librarianship)中讨论了“成果归属去殖民”(decolonizing attribution)(2019)。这篇论文全是关于那些拿走咖啡杯/CDI,然后把它们放在博物馆里,在上面写上他们自己的名字的人。
在繁忙的码头上采集科学样品的照片,科学家们被当地的知名人士包围。Bojan Furst 图

在繁忙的码头上采集科学样品的照片,科学家们被当地的知名人士包围。Bojan Furst 图

她们写道:“为了瓦解仍在进行的殖民项目的现实,必然需要将定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深嵌且常常隐蔽的操作变得可见。定居殖民主义中这样的做法多种多样,因为它们反映了定居殖民主义抹除他者的逻辑旧习和传统,包括以各种秩序、分类和组织方式不断地边缘化原注民的声音和视角”和知识(Anderson and Christen 2019, 115)。同样,阿什利·格拉斯伯恩·法尔泽蒂(Ashley Glassburn Falzetti)写道,“执意坚持最近的征服定义了哪些人可被考虑,即导致拒绝承认在那之前的居住者的历史[和知识]”(2015:138)。各个学科已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殖民主义是一种组织力量,塑造了从医疗卫生到教育到经济到环境保护的社会体系。当然,还有研究(Smith 2013)。
殖民主义的核心有关于非原住民为了非原住民的目的,包括仁慈的目的,而对原住民土地、知识和生活的获取(Liboiron 2021)。虽然对研究中的殖民主义的关注点集中在方法论、伦理许可和研究中的代表性上,像安德森和克里斯滕这样的学者正在将关注扩展到成果归属、作者署名、以及这些技术如何契合着第一次的话语而继续强化殖民力量。以废弃研究的精神,她们对第一次的批评将其当作一个更大系统内的一种技术,而非个人选择层面的对权力的制造或打破。
她们写道:“第一次是一种语言行为,支持了实际的占有并使其成为可能: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定居殖民主义的成果归属行为。第一次命名了某物以抹去它的过往——消除了它以前的存在和它持续的存在。第一次是一种通过占有、命名和成果归属来支持殖民财产范式的机制”(2019:121)。关于X塑料现象的第一次报告,X水体中塑料污染的第一次基线研究,X物种摄入塑料情况的第一次研究,可对照“关于原住民‘消亡’的互补建构语言——最后的莫西干人(Mohegan),最后的尼普穆克人(Nipmuc),最后的万帕诺亚格人(Wampanoag)”(Anderson and Christen 2019:120;另见Beck and O'Brien)。第一次隐含的意义是其他形式的知识和知晓者的缺席,而它则能声称。“如果第一次和第二次可以与发现和殖民相联系,那么与最后相连的即是灭绝和抹杀”,这是在定居殖民主义,一个大规模驱逐、掠夺和抹杀的制度之下所想象的原住民的历史终结(Beck 2017:109)。新世界科学秩序的第一性创造了“认识论的途径来重新想象领地获取,通过在思想中将原住民根除出土地和现代政治的定居世界秩序”(Anderson and Christen 2019, 120)。成为第一个知道的人就是抹除已存在的所有知晓者和知识类型,然后自然化那些对某地知识的言论,从而使其属于那里。
在《重组垃圾》(Reassembling Rubbish)中,废弃研究学者乔西·莱帕夫斯基(Josh Lepawsky)用“世界化”(worlding)来指代那些“使”(make)某些世界联合在一起且显得真实的实践(另见Spivak 1985, Tsing 2005, Haraway 2008, Roy 2011)。而在这里,第一次只创造了一个世界,在此之中某些形式的知识和知晓者确为首先且唯一知道某事物或某地。而这需要抹除在那个地方的其他各类世界,其他知识和知晓者。延伸下世界化的概念,第一次是建立殖民的世界,一种自然化剥夺原住民土地的技术。
但科学方法是特殊的!
“但是!”,你可能会说,“当地鱼类捕捞者不会对小于5毫米的微塑料进行基线研究!这确实是第一次科学的基线研究/浮游生物网采样/对数据的方差分析!”
对,但别忘了西方科学正是……西方的(异质文化中的一种,而非最重要的方向)。它是一种认识方式,是深受各种形式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影响的社会规范、信仰、道德价值观、政治制度、认识论、技术、法律结构和传统的特定遗产的一部分,其中一些起源于古希腊,对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对“西方”作为多样但协作的一系列相似文化的名称的讨论,见Said 1979和Smith 2013)。西方科学的一个前提是普适主义,即相信某些自然法则、现象、力量和价值在所有时间和所有地点都是真实且一样的。所有西方科学都基于这样的假设,即自然现象(以及塑料污染等非自然现象)是普适的。事情可能会因地而异,但这点差异并不重要;地点、细节和语境只是需要分类的细节,而科学是进行分类的工具,让人达到超验、普适的真理。这是西方的信仰。
普适主义的问题在于,比起是一种达到永恒真理的方式,它更是一种将特定世界观定位为唯一世界观,将特定认识方式作为认识方式的论证。普适主义证实、看重某些观点并抹去其他观点,这使它成为片面的。而且有点粗鲁。我们到这里总算谈到了粗鲁。让我们谈谈任何认识方式的独特片面性。
科学史学家米歇尔·墨菲(Michelle Murphy) 写过她所称之为的“无感知机制”(regimes of imperceptibility),它内置于任何知识系统里(另见 Barad 2007)。它们是“在学科或认识论传统中产生的所感知和无感知的规律且稳定的轮廓”,表示某种认识方式可看到和不可看到的事物,因其内置于这种认识方式(2006:24)。例如,毒理学在毫升(mL)的尺度运作,因而不会注意到纳米级的毒性作用。事实上,毒性的“危险都在剂量中”这句传言来自上面的例子,毒理学研究有对生物体超剂量下毒的传统,作为实验设计的一部分以清楚地看到毒性的效果。而这不是个问题,这是毒理学的工作原理。但这意味着一类被称为内分泌干扰物的工业化学品的毒理学效应是毒理学无法察觉的——无法看到的——直到在更小尺度工作的内分泌学家参与进来(Myers et al. 2009)。
当一种特定的认识方式主导为唯一正确的认识方式时,我们会遇到问题。墨菲继续说:“感知机制不仅仅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部分。作为机制,它们常常被使用它们的历史参与者理解为社会和技术安排的自然或必然的结果[如科学研究使用科学工具]。可感知机制由根系于物质文化的集合产生,确立了哪些现象变得可感知,也即哪些现象对我们存在,带来物之间的边界,赋予它们性质。感知机制以某些物而不是其他物来填充我们的世界,并决定加诸于这些物的特定操作”(Murphy 2006:24)。研究的第一性是自豪地宣称正在使用一种特定的无感知机制,并错误地暗示这是观察一个地方的唯一方式。
所有的知识工具都能感知一些东西,而不能感知其他东西。他们总是不完整的。 Bojan Furst 图

所有的知识工具都能感知一些东西,而不能感知其他东西。他们总是不完整的。 Bojan Furst 图

作者署名、成果归属和财产
科学史学家洛林·达斯顿(Lorraine Daston)将西方科学称为一种“欧洲自画像”,不仅因为它将西方认识论推向了本有其他认识方式的各个地方,还因为它将知识持有者打造为自己的形象。唯一有效的认识者是西方科学家,而不是像捕鱼者或原住民或海滩拾荒者这样的本地人。这是科学普适主义的文化要素之一——它是唯一的途径,它的认识者是唯一合法的认识者。你可以识别这些认识者,因为他们在样本上有名字,他们是文章的作者。确实,在博物馆和画廊里的胶砾岩样品上便有某些人的名字。
安德森和克里斯腾写道,“未得到充分探索的……是作者署名既成为殖民权力的场所,也成为定居殖民主义维持对原住民土地的控制和知识占有的灵活法律手段之一,即便这些土地可被归于土地返还项目”(2019:123)。她们鼓励读者“密切关注研究创造的财产,谁从这种财产中受益,以及殖民地的所有权关系如何通过这种财产在社会记忆、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持续影响力而被正常化。”(136)。谁的名字因某些事实而流传,谁的名字从未被记录下来?这些物-样本、论文、谷歌可搜索的事件如何为那些被提名的人积累价值,而不是为其他的人?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财产——将以前不是私有的东西私有化,从而使它的价值流向单一的来源。
结构性不平等,来自《实验室生活第一集:作者顺序中的公平》(2021)。

结构性不平等,来自《实验室生活第一集:作者顺序中的公平》(2021)。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作者,即使他们是知晓者:“版权所有权潜在上对任何作者都是可能的。然而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作者。就像不动产所有者,作者是一个现代社会政治主体”(Anderson and Christen 2019:122)通过西方科学的文化流通及其主导地位创造出来的。那位海滩拾荒者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作者,即使他在科学家之前就已知道了胶砾岩,即使他与科学家交谈或合作。
因此,研究的第一次并不是第一次到某地,第一次知道某事,第一次发现某事。它是一个傲慢的标志,没有意识到任何知识都是片面的,构建于无感知机制之内。它是一种权力宣言,可以在某人的家中宣告财产,将你自己的名字放在本来共享或共有的知识上。它是一种特权的宣言,从而不看见他人、引用他人或承认他人。第一次是关于废弃的权力。用佐伊·托德的话,“第一”只是殖民主义的另一种说法。
麦克斯·里布瓦隆(Max Liboiron)的著作《污染是殖民主义》(Pollution Is Colonialism, Duke UP, 2021)

麦克斯·里布瓦隆(Max Liboiron)的著作《污染是殖民主义》(Pollution Is Colonialism, Duke UP, 202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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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ad, Karen. (2007).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 Duk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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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 Lauren. (Ed.). (2019). Firsting in the Early-Modern Atlantic World. Routledge.
Beck, Lauren. (2019). Introduction:Firsting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Decolonizing Scholarship on the Early-Modern Atlantic World. In Firsting in the Early-Modern Atlantic World. Routledge:1-22.
Daston, Lorraine. (2006).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s European self-portraiture. European Review, 14(4), 523.
Falzetti, Ashley Glassburn. (2015). Archival Absence:The Burden of History. Settler Colonial Studies 5:12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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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pawsky, Josh. (2018). Reassembling rubbish:Worlding electronic waste. MI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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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phy, Michelle. (2006). Sick building syndrome and the problem of uncertainty:Environmental politics, technoscience, and women workers. Duke University Press.
Myers, John Peterson, Frederick S. vom Saal, Benson T. Akingbemi, Koji Arizono, Scott Belcher, Theo Colborn, Ibrahim Chahoud, Crain, D.A., Farabollini, F., Guillette Jr, L.J. and Hassold, T. (2009). “Why public health agencies cannot depend on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s as a criterion for selecting data:the case of bisphenol A.”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17(3):30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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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还提取了下文中的观点:
Liboiron, M. (2020). Plastics in the Gut:A search for sand on a rocky shoreline upends colonial science. Orion (winter):22-29.

责任编辑: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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