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何为｜山大附中校长：教育焦虑背后是不健康的教育观
【编者按】
教育涉及千家万户，事关国家民族的未来，向来备受关注。从孩子在学校的饮食起居，到家校关系、师生关系，再到不同教育理念的碰撞、各类教育政策的出台，每一项都牵动着社会大众的神经。
随着教育改革不断深化，“五育并举”下的体、美、劳教育如何开展，“体育、美育纳入中高考”如何实施，新高考如何平稳全面地落地，教育评价改革怎么改，“强基计划”如何吸引优秀人才，教育“减负”如何落到实处，教育“焦虑”与“内卷”问题如何化解，校外培训行业如何整治，“科技+教育”如何趋利避害；后疫情时代，学生该不该出国留学等等，这些既是当下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也是教育领域专家、学者、从业者正在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
“十四五”开局之年，澎湃新闻特开辟“中学何为”专题，请各大知名中学校长畅谈基础教育得与失，为解决基础教育问题理清思路，为促进基础教育发展建言献策。
山东山大基础教育集团总校长、山东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勇。 本文图片 山大附中网站 图
“我希望学生经过我们这三年的培养，懂得幸福并具备获取幸福的能力，能考清华北大，咱不能耽误人家，咱也得让他考上清华北大，他即便将来就是做环卫工人，也是哼着小曲儿扫马路。”
日前，山东山大基础教育集团总校长、山东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勇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他从教育的根本目的讲起，针对近期社会上热议的教育焦虑、校外辅导机构办学、私立教育、学区房炒作等问题，阐述了自己从教三十多年的教育观。
赵勇认为，教育不仅仅为了让学生以后有饭吃、生活得好，还要为社会的进步提供创新型人才，这是民族需求、社会需求、国家需求。我国的教育是普惠性的，但是也要鼓励特别是培养创新能力等方面的教学探索。
近期，从打击学区房炒作，到规范校外辅导机构，旨在缓解教育焦虑、推进教育公平的一系列举措正加快推进。
“在选择校外辅导机构时，家长们应该分析这些机构的教学方法是什么，这种方法是否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学生的学业困难，是否适合自己的孩子。而不是仅仅被其宣扬的入读名校生人数所误导。”赵勇认为，教育焦虑与家长们不健康、非理性的观念有关系。
他建议，针对如何管理校外辅导机构、管理的标准是什么，教育主管部门进一步清晰化、严格化。
另外，赵勇还表示，应对学区房炒作的办法并不复杂，只要解决学校校长和教师的流动问题就好了，他建议公办学校校长和教师在一个学校任职不能超过九年，“流动性太大不利于教学的稳定，九年应该是一个合适的周期，这样可以克服教职人员的惰性”。
【对话赵勇】
“教育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赵勇：教育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我们一直说“创新是动力，人才是资源”，创新型人才应该通过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够培养出来，这应该是我们教育从业者考虑的问题。
我们的教育不仅仅为了让学生以后有饭吃、生活得好，还要为社会进步提供创新型人才，这是民族需求、社会需求、国家需求，也是教育的目的。
教育育人，首先是要正确认识和对待每一个人，然后才能够发挥其应有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阶段是中小学教育，因为这个阶段是打基础、树三观的阶段。
澎湃新闻：创新型人才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方式？
赵勇：教育要按照人的正常发展规律设计，一切要为了孩子人格健全、心地善良、心理健康，个性不被磨灭，能以正确的价值观看待社会并与社会相处。同样，孩子的成绩并不取决于上不上辅导班，而主要取决于孩子的习惯。
孩子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时，他会主动地去规划设计自己的行为，然后自律，去认真的学习研究，最终能体会到“付出努力才能取得成绩”的道理，其获得感会很高，同样的习惯可以运用到做别的事情上。
澎湃新闻：你如何评价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的教育方式？
赵勇：教育要允许多样化，张桂梅的教育方式适合她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在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之下，就应该让孩子拼命地学习，只有这样才能走出大山，改变命运。
不过，如果我们都去学习衡水中学那样的教育模式，是不符合我们自己的所处的条件的。我国的教育是普惠性的，但是也应该允许多元化，特别是培养创新能力的教学探索更应鼓励，这也是我们教育的短板所在。
澎湃新闻：考核方式决定了教育的实施办法，你如何评价我们的考试制度？
赵勇：就目前来讲，中国高考制度还是最公平公正的。但是并不是说重视什么科目，就要通过考试去量化，这种方式并不能贯彻落实好政策制定之初的目的。
比如，我们推行体育教育，目的是让全民体质提升，但是我们学生的近视率有多高，周一升国旗站立半小时都撑不下的学生有多少，这跟营养水平没关系，是我们的教育考核导向出了问题。
山东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们正在做实验
“孩子应该以接受学校教育为主”
澎湃新闻：你如何看待当前校外辅导机构的办学？
赵勇：我对校外辅导班有很多看法。校外辅导班是处于竞争之中，而他们追求的是商业目的，是高利润。高利润需要的是更多的认可，特别是家长群体，家长的认可来自于孩子成绩的提高。
一个家庭每年拿出好几万元，甚至更多，花在给孩子报辅导班上。其实，多数家长是受“剧场效应”影响，就是“别人都上辅导班，我不上就吃亏了，跟不上了”的思维，万一孩子成绩不好了，他们会认为可能是因为没上辅导班，这种想法是缺少科学、理性支撑的。
针对辅导班对学习成绩的影响，真正有人做过科学的调查吗？我认为是没有的，多数是人云亦云，成绩提高的是什么类型的孩子，成绩没有提高的是什么类型的孩子，没有人去真正科学分析过。
澎湃新闻：你觉得对校外辅导机构什么样的评判是科学的、合理的？
赵勇：当前，很多机构在宣扬每年有多少学生考上清华、北大等名校，考上名校生的数量能否代表他们教学的效果？这个指标与生源有很大关系，而不单纯是受其教学决定。
理性的逻辑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当家长看到机构宣扬名校生人数时，应该分析人数背后的教学方法是什么，这种方法是否只是刺激了学生的短期学习动机，或者是否从根本上解决了学生的学业困难，另外是否适合自己的孩子。而当前的很多家长基本上从未去这样理性的思考、科学的分析，只是去对比学校提供的这种片面指标。
教育是一个慢过程，而校外辅导机构追求的是高效。教育本身是一种社会生活，它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交往之中逐步成长自己，绝不是学业成绩的提升，所以辅导机构代替不了学校教育，辅导机构关注的是通过学习技巧来提高学业成绩，但是学习技巧不能代表孩子的学习能力，孩子需要的是自驱型成长，获得终身的学习能力，学习是源自内心的动力，内心认同知识的价值，然后去获取。
澎湃新闻：应该如何规范校外辅导机构的办学？
赵勇：我们学校最反感的是那些通过提前学习来获得家长认可的校外辅导机构。一方面学校在进行国家提供的正规教育，另一方面社会上又有校外辅导机构进行提前学习，虽然短期内对提高孩子成绩是有效的，但会打乱校内教育的节奏。
当然，校外辅导机构存在有它的合理性，满足了一部分社会需求，也不能否认有些校外辅导机构对孩子的成绩有很好的影响。比如有些孩子需要个性化、小班制的教育，这在校外辅导机构是能满足的，孩子的成绩可能会有所改变。
作为学校来讲，我一直觉得应该理性对待校外辅导机构，孩子应该以接受学校教育为主，学校教育要主张项目式学习、研究性学习，让孩子感受到学习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如果确实需要校外机构的帮助，不要让孩子形成依赖。
所以针对如何管理校外辅导机构、管理的标准是什么，教育主管部门应该进一步清晰化、严格化。
澎湃新闻：我们公办教育的评判标准应该是什么样的？
赵勇：人本身是有差异的，社会本来就因不同而丰富多彩，每个人在社会上是有分工的。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现在的施工工地基本上看不到50岁以下的工人，即便是工人每天可以挣到好几百元，年轻人都要考大学，而大学毕业以后找到的工作月薪可能只有三四千块钱，即便是这样的工作可能还得“挤破头”竞争。
我们应该承认人的学业能力本身有差异，智商也分高下。我希望学生经过我们这三年的培养，让孩子懂得幸福并具备幸福的能力，能考清华北大，咱不能耽误人家，咱也得让他考上清华北大，他即便将来就是做环卫工人，也是哼着小曲儿扫马路。
要让我们的孩子懂得幸福，并具备终身追求幸福的能力。在基本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幸福与金钱权力并不是成正比。
山东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家长课堂现场
“绝大多数家庭的孩子未来都是一名普通人”
澎湃新闻：参加辅导班的背后还是对成绩的推崇，家长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孩子的成长？
赵勇：全民教育焦虑与家长们这种不健康的观念有关系。我们只是关注谁家的孩子学习成绩好，并没有科学的去分析对方学习好的原因有哪些。
许多家长认为学习成绩的提升仅仅是学习的事儿，他们觉得“抓学习就一定能学习好”，换句话说就是只关注结果，没关注原因。我们教育领域讲“养心育德，养根育能”，养心育德的意思是从小给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培育正确的三观，做一个健全健康的人、积极向上的人，养根育能是指通过良好的人格品质、学习品质的培养，激发起孩子的学习能力。
优秀孩子的标准应该是三观正确、积极向上、阳光自信、自律。孩子的成长是一个系统性的成长过程，家长应该更多地陪伴孩子，让他养成好的习惯，学会负责任，有一个认真做事的态度，学会自我规划。如果家长依据这些标准自己先做到了，孩子也跟着做到了，自然就会成为一个积极努力、追求卓越的人，成为最好的自己。
澎湃新闻：山大附中做过什么样的尝试？
赵勇：很多家长想用最便捷的方式来取得最大的利益，很多时候最便捷的方式就是通过花钱来实现，这也导致家庭教育的缺失，既然我们对孩子有那么高的期待，为什么不能和孩子一起成长，最有效的家庭教育是家长做最好的自己，这样的家长也不会焦虑，反而和孩子实现了共享生命成长。
我们学校也做过一些尝试，开设家长课堂，鼓励家长自愿参加。我们去给家长讲成才观、幸福观，要接受“我们绝大多数家庭的孩子未来都是一名普通人”，但是要做个好人，无论以后在社会上扮演什么角色，都要与周围友好的相处，能够在生活中获取幸福。有些家长听了我们的课程后，会受到启发，有恍然大悟的感觉。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每个人的成长应注重生命的全过程，大学之前的成长只是人生成长的一部分，如果在大学之前的时期过于关注短期效益，可能伤害你人生的全过程，特别是儿童时期，儿童时期的幸福感是人一生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时期就是要打打闹闹，而不是游走于各个辅导班之间。
澎湃新闻：我们总说“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起跑线”上的孩子需要什么？
赵勇：我甚至觉得，一个人成年之后的做事风格，与他小时候的成长过程有很大关系。孩子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家长要有一定的边界感，给予其尊重，让他经历生命成长过程，从而形成对世界的认知，而不是说教给其现成的认知。
比如小孩都喜欢踩水坑，家长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把孩子拉回来，这是最简单的做法。反之，如果任由其去玩，衣服可能会湿，家长需要去给孩子洗衣服，这是一个相对麻烦点的事。但是你让他去玩，他会获得这种玩的乐趣，体验到水的温度，这都是成长的过程，也是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基于对世界的好奇做出的自然反应。我觉得如果孩子可以获取这么多，家长不能剥夺他成长的主动性，洗衣服也是值得的。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的前提是我们要搞清楚人生的起跑线到底需要什么，而不是用成人的价值去规划孩子，去绑架孩子的成长，使孩子人格不健全、成长得不健康。如果为了让家长不焦虑，使孩子童年时就被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充斥，那么孩子可能输掉的是人生。
山东大学附属中学学生自发制作的火炬设计图
“建议老师在一个学校任职不能超过九年”
澎湃新闻：近期官方提出要“打击学区房炒作”，你觉得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赵勇：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家的孩子强，将来一定能够具备竞争优势，过上比别人更好的日子。他们还认为，这种竞争优势可以通过上好的学校、好的辅导班获得，但是并没有顾及到孩子的个性、学习能力。
应对学区房炒作的办法并不复杂，只要解决学校校长和教师的流动问题就好了，我建议公办学校校长和教师在一个学校任职不能超过九年，流动性太大也不利于教学的稳定，九年应该是一个合适的周期，这样可以克服教职人员的惰性。
澎湃新闻：学区房炒作背后是学校升学率的排名，家长应该如何理性看待？
赵勇：关于学校成绩的排名，要辩证地看。在济南，教育主管部门并没有公布过各学校升学率的排名，网上流传的各种版本并不准确。进一步讲，即便是准确的排名，这背后也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比如生源情况、学生总体规模等。一个学生数很多的学校和一个学生很少的学校相比，升学率更可能会低一些，但并不代表这个学校教学质量不好。
评价一个学校教学质量的好坏，升学率可以作为参考，但一定是和自身比，不是与别的学校比。我们还要去看，老师和学生是否是自信、阳光、积极向上的。
我要求我们学校严禁宣传升学率，能让我骄傲的是，我对教育的理解和对教育的设计是对孩子、对社会负责的。我曾呼吁，高中生源要均衡化，严禁学校之间抢生源。
澎湃新闻：学区房炒作之外，私立学校这几年发展也异军突起。你怎么看待？
赵勇：我认为教育需要多样性，公办教育要确保教育公平，私立学校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来弥补个性化的教育需要，同时在育人方式上允许私立学校创造性地发挥，但是现在由于社会评价仅仅是以升学率为主，所以造成了私立学校为了生存变成了更加强化的应试教育。
比如有些学校会将考试科目加课时，不考试科目减课时，甚至直接取消，家长也只在乎考试成绩的好坏，所谓的规范化办学就成了摆设。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政府部门要做引导，引导私立学校回归到其应该的办学规范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