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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背后的世界贸易战争
彭波 施诚
2021-07-15 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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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是19世纪中叶在中国爆发的一场内战,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影响深远。不仅如此,太平天国运动受国际形势的影响以及对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都很大。悉尼大学的黄宇和教授就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不仅是中国的内战,同时也具有世界大战的性质,因为当时世界列强中的英、美、法、俄等国都牵涉其中。而激发太平天国运动并把各国都牵连进来的,正是巨大的国际贸易利益及国际贸易形势的转换。因此,太平天国运动不仅是一场中国的内战,也是国际贸易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称之为19世纪中叶世界历史转换的重要枢纽。
太平天国运动是国际贸易格局变化的产物
诸多研究表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与当时的国际贸易形势及第一次鸦片战争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实行“一口通商”。这个“一口通商”并不是像很多以讹传讹的那样,即中国只开放广州一个港口从事对外贸易。实际上,当时中国从事对外贸易的港口很多,不过对于当时主要的西方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等,却只允许它们在广州从事贸易。其他的港口,如福州、宁波、上海等,则针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只是因为英国、法国和美国这些国家发展较快、国力较强,而且善于制造舆论,所以给大众这样一个印象:中国“闭关锁国”,只有一个港口对外经商。而后世的中国人出于各种原因,或者受到蒙蔽,大多居然也相信这一点。
事实上,清政府规定不同的港口针对不同的贸易对象,具有多方面的考虑,诸如促进国内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带动内地民众就业、维持平民生计的目的。西洋货物在广州卸货,然后运输到长江中下游销售;长江及闽江流域的生丝和茶叶运到广州港出口,这些是可以带动沿线地区的就业的。后来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曾经就是这条交通线上的运输民夫。杨秀清家世代烧炭,为广州这个外贸工业基地兼物流中心服务。十几岁的时候,杨秀清不甘心只当烧炭工,和朋友一起搭伴做生意,跑的就是两广—湖南一线(把中国手工业品从长江流域运输到广州,把从广州上来的洋货运输到长江流域,这条线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被迫五口通商,广州失去了贸易中心地位,沿途工人大量失业。上海兴起,珠江上游和湘江的物流业骤然消亡,连带着与之配合的第三产业也衰落了,造成大量人口失业。而相关区域正是太平天国起家和壮大的区域。杨秀清也失去其所从事的运输职业,也不得不向西进入大山深处,继续以烧炭为生。但是,广州已经失去贸易中心的地位,烧炭生意也越来越难做,他和类似境遇的人,如炭工萧朝贵、炭工领袖冯云山、矿工秦日纲、船工罗大纲就成了太平天国初期的骨干力量。后来,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太平军沿珠江、湘江、长江北上,一路上失业的工人大量加入太平军,太平军声势骤然壮大,迅速发展到数十万之众。从起兵到打进南京,前后不过两年时间。这背后是有深层次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的。
由此观察,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本身就不仅仅是中国自身发展逻辑的产物,同时也是中西方交流及国际贸易格局转换的一个产物。事实上,就在太平天国起兵的同时或者之前,天地会等势力也在两广到处起义,甚至当时还有一个和太平天国并列的“升平天国”,也想走广西—湖南—上海路线求生,只是在湖南遇上早期湘军,被拦下来而已。因此,太平天国运动在当时的世界发展格局之下,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当然,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本身对当时的国内国际贸易格局也有深刻的影响。
太平天国其实非常重视对外贸易的发展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之后,列强不断派员前来探询,并要求发展贸易关系。这样,太平天国就面临着怎样对待同外国贸易的问题。
1853年4-5月,英国驻香港总督兼出使中国全权代表文翰等至天京访问,东王杨秀清明确告知他们说:“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彼此之间,既无差别之处,焉有主从之分?”“准尔英酋带尔人民自由出入,随意进退,无论协助我天兵歼灭妖敌,或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即允许与西方各国进行贸易往来。
1854年5-6月,美国公使麦莲等也访问了天京。他们经过了解之后,同样认为太平天国“欲与外国通商”,但是“毫无疑问不会承认清朝政府与英、法、美等国签订的条约”。
6年之后,即1860年6-7月,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等人自上海赴苏州谒见忠王李秀成,谈起对外贸易问题,说如果有办法使生丝贸易继续下去,中外人士都将受益。李秀成答道:“天国愿意这样,如果贸易继续进行,天王将照章征收关税。”他们通过接触,也感到太平天国希望促进贸易关系。忠王李秀成当时是太平天国的实力派人物,与英王陈玉成是太平天国的两大台柱子。李秀成的承诺,在东南一带是有实际影响力的。忠王李秀成(英国人呤唎回忆画)

忠王李秀成(英国人呤唎回忆画)

太平天国不仅主张开展对外贸易,还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它规定,凡是到太平天国区域内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必须领取护照。当时,太平天国在商埠和水陆要冲设立关卡,对来往货物征税,税率较轻,而且只缴一次,得到凭证之后,即可沿途通行,不必再纳。这比当时清政府的厘金要低得多。例如在1861年6月,外国人玛士哆采办洋货,由江苏福山进口,当时太平天国地方长官求天义陈坤给他写了一封印凭,且要缴纳货税,方能允许通过。
太平天国既然主张开展对外贸易,那么,它同外国进行经济交往的进展情况究竟如何,有哪些主要进出口商品呢?在太平天国的对外贸易中,出口商品与过去一样,以茶、丝为大宗。由于方针正确且税制良好,太平天国的对外贸易是发展得比较好的,对外国商人是有吸引力的。据李秀成说,1860年6月太平军攻克江苏苏州后,即有“法国人与别国商人来此交易”。同年8月,怡和公司上海支店负责人惠涛在报告中写道,太平军“是要抵抗外国人的,不过,同时也表示愿意和我们友好相处。自然,直到目前为止,他们对所有不断和他们接触的人的态度,以及运下生丝等,给人以各种各样的贸易方便,都说明他们是实行这种政策的”。“尽管存有各种困难,生丝仍然继续涌来,非常昌旺,现在已达一万九千包,……如此,比起去年,我们在各方面都大有进展。”可见在太平天国的扶持下,生丝这种中国近代主要出口商品的贸易以及其他方面的贸易,发展较好。
当时,晚清著名思想家王韬就有记载:“自江浙以达上海,帆樯林立,来去自如。”就是在新占领区,对外贸易也很快恢复了。如太平军攻克唯一的通商口岸浙江宁波不久,1862年3月,怡和公司宁波支店负责人格林在信中写道:“这儿的商务现在有点转机了……这儿已到了一些生丝,……茶叶也有来货。”“只要我们当局不干涉太平军,我预料本口将有很好的生意可做。”
在茶叶贸易方面,太平天国占领的皖南是盛产茶叶的主要地区之一,中外商人经常设法从这里采购茶叶,装运出口。1853年10月底,法国军官卜拉自上海发出的函件写道:“虽然是战时状态,出口贸易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茶叶还是用大船装着,逐日源源而来。”中国第一个留美学者容闳也曾经说过,1861年,他受上海外国公司的委托,由上海经安徽芜湖直赴太平县,查得全县存有茶叶“不下百五十万箱,每箱装茶重可六十磅”。他不久回到芜湖,函告外国公司:“曾亲见有无数之绿茶。但能携款至芜湖,并雇用数人护送以往,款至太平县,茶即不难运归。”函外并附茶样多种。旋得外国公司复信,谓茶种良佳,命他速往购办,“能得几许者,尽量收购,不厌多也”。收到汇款后,他便携现银四万两,率众雇船重往该县购买,分批运回芜湖,再转至上海。他从事这项工作“凡六阅月,前后共得绿茶六万五千箱”,不久因病重而停止。珠海容闳博物馆(在甄贤学校旧址上修缮改建而成)

珠海容闳博物馆(在甄贤学校旧址上修缮改建而成)

与茶叶相比,丝业贸易对当时国际贸易的影响更大。江苏、浙江是生丝的重要产地,尤其是浙江湖州、杭州和嘉兴地区,产量最多。在太平天国治理下,这些地区的蚕丝生产如常,输出国外有增无减。《北华捷报》在回顾1862年商业情况时同样谈到,“在整个生丝季节中,叛军对生丝的运输,很少加以干扰,而在某些地区,他们似乎还急于扶植这种贸易,因为他们可以从这种贸易中,得到一笔可观的税收”。1863年5月,惠涛的报告又道:“关于丝产的消息仍旧非常之好。已有大量蚕籽孵化出来,桑叶亦盛,所以大量产丝的可能极大。叛党正在尽一切努力鼓励蚕户,这一点上也没有可虑之处。”5月还说:“美甲君刚从蚕丝区域旅行回来,他对我说,蚕是很美的,各种现象表示将有一次大丰收。乡村垦种面积极高,叛党是最急于鼓励商务的。”事实表明,生丝的出口一样获得进展。
太平天国后期,由于部队战斗力下降,同时湘军、淮军得到西方的支持,使用现代武器越来越多,给太平军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大,所以太平军对进口军械的需求更大。李秀成经营苏浙之后,大力恢复当地的社会生产和发展对外贸易,其重要的目的就是用“茶、丝换军火”。当时,太平天国辖区对外贸易的盛况正如王韬所描述的:“流民雨集,百货云屯,自江浙以达上海,帆樯林立,来去自如。”外国商人及其雇用的买办商人也大批大批地从上海出发,进入太平天国辖区进行贸易。
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对中西方贸易格局影响很大
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对当时中西方贸易格局影响很大。总体上,在太平天国时期,中国的对外出口是不断扩大的,从外贸出口当中没有发现整体性的经济衰败的迹象。
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曾经加入太平军的英国人呤唎(太平天国灭亡后逃归英国)依据英国正式商务统计报告,对1845年至1865年中国茶丝出口总额做了统计,列表六份,较为可信,现转录于下:从以上六份统计表来看,太平天国不但没有妨碍对外贸易,反而出口总额总体上是不断增加的。战时上海出口的生丝一年有八九万包,完全来自太平天国辖区。美国作家卡希尔就曾谈到,“这些数字,并没有证明太平军的统治使商业受到摧残。奇迹反而是太平军一面从事生死斗争,一面还能够如此扩展其商业”。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中国出口的茶、丝,一部分来自太平天国辖区,另一部分也要经过这个区域才能外运,而在这一时期,茶、丝的出口总额明显增长,其中生丝的输出尤为突出。当1860年太平军攻占苏州及附近地区后,茶、丝的出口更多。但在驱走了太平军以后不久,丝的出口就骤然降到太平天国时期的半数,且继续下降。这就很有说服力地说明太平天国的茶、丝出口贸易是很兴旺的。此外,从上海1861年至1863年棉花输出猛增的情况估计,太平天国的出口货物可能还有棉花,其数量也是逐年增加的。
战争期间,外轮沿江来回穿梭于内战双方的防区进行贸易以追逐超额利润,如在安庆保卫战和天京保卫战中,尽管清政府中央已经照会列强停止接济被围的太平军,但仍有外轮涉险前来贸易以牟取暴利。
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近代外贸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国家的输华商品除鸦片外都没有呈上升态势,中国出口的大宗商品主要还是茶和丝,中方依然呈现出超态势。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及之后,中西贸易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且中方由出超转为入超。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太平天国运动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客观动力因素。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是首屈一指。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不但影响到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贸易局势,而且影响到整个国际贸易,更进一步,甚至对整个国际市场银根紧缩都有影响。
美国人马士的名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是这样记录太平军进军长江流域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的:在出口货方面,……在混乱期间,它们的数量和价值都大为增加。当内地的荒芜减少了中国人方面的需求时,茶,不再取道扬子江这一条危险的路途,却从安徽、江西、福建和浙江经山路而来,并在上海找到了一个市场。到1852年为止,上海的出口差不多增加到60000000磅,在1853年则是69000000磅,上述各年份都是以6月30日为截止期。造反的洪流逼近的第一个影响,就是把1854年的出口货缩减到50000000磅;但是在1855年从上海输出的却不下80000000磅。
在丝的出口方面,反乱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1851年,上海的输出已经达到了整个中国出口从未达到过的20631包的这一规模。……出口一跃而增加到1852年的41293包和1853年的58319包,在1858年则已上升到85970包。1853年上海所有各种出口,主要是茶和丝,价值为24200000元。1857年,上海通货已经从“加罗拉”(西班牙的)洋钱改为上海两,差额18795209元,据知的现金银进口净值达到14443089元。这只是上海一港的情况,其他港口的情况也差不多。1859年福州的全部进口价值为2244000元,出口则是10847600元。净出口也达到将近800万银圆。
在这几年中,十八世纪广州的情形又重演于上海;出口货在价值上年复一年地超过进口货,其间的差额只能用现金银的不断进口来调节。因此现金银有大量的流入;单单由半岛东方航运公司的轮船所输入的现金银,在1853年11月26日达1544500元,在1854年1月21日达843700元,在1854年2月11日达532300元,在1854年8月26日达726700元,在1856年5月10日达1300000元,在1856年10月11日达1500000元,在1857年6月27日达1208500元,在1857年7月25日达2250000元,在1857年8月15日达2078000元,此外,其他按月开行的轮船也输入了相当的数量。1856年历法年度,进口达20400000元;1857年,除去从华南输入价值1750000元的铜钱之外,还有17500000元的银子。……为求得到这种铸币的足够数量,欧洲各市场被搜光了。欧洲的银圆外流已不胜负担,而上海的情况则是难以容忍的;因为中国人,除去非这种铸币不收而外,并且钱一到手就储藏起来。
银根之紧变得更加显著。在1856年夏季,通行的利息是每千元每天1.80-2.00元(每年65%-75%)(《北华捷报》,1856年6月7日);在欧洲不论用什么价格再也找不到“加罗拉”银圆了(同上);……虽然在4年间已输入了五六千万元之多,但混乱已达于极顶。进口货都是按英镑进口,按银圆出售,并按唯一可资利用的媒介物——纹银,支付价款;但是连纹银也很缺乏,因为它并未因业已作为正式流通的通货而被吸引到口岸上来,上海已“处于商业交往没有价值标准的困境之中——无论是买或卖,我们都不知道我会收受什么或必须支付什么”(《北华捷报》,1857年1月3日)。
总而言之,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极大地促进了当时中国商品的出口,这种出口的盈余达到每年1500万银圆以上。仅从1852年到1856年的4年当中,中国的白银净进口就达到五六千万银圆之多,导致整个国际社会银根紧张、利率飞涨。
太平天国运动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悉尼大学的黄宇和教授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不仅是中国的内战,也具有世界大战的性质。他本人先后在1976年、1984年和1998年出版的几本专著中主张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间上与太平天国几乎同时)其实是一场准世界大战,因为当时世界列强中的英、美、法、俄都牵涉其中。
黄教授认为:英国政府对中国的干预(第二次鸦片战争)主要是由于受到中国政局的影响而使得贸易减少,导致了英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当时,从中国进口茶叶的关税(税率为100%)足够武装英国海军。也就是说,英国国际贸易所受的冲击,通过影响其财政收入这个渠道,导致了英国政府对中国的干预。
在美国内战及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当时国际贸易当中具有这样一种三角关系:美国从中国购买茶叶和丝绸、瓷器等商品,英国从美国购买棉花,中国则从英国购买鸦片。这个贸易循环不仅影响到商品和税收,也影响到国际货币体系,例如金银的国际流动。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中国的生丝出口首先增加了,鸦片的进口随后也增加了,但这两者的增加是不同步的,生丝出口增加在前,对国际银根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英国担心太平天国运动会影响自己的重大利益,而这又影响到英国对美国内战的态度。
美国内战爆发之前,南部联盟认定北方不敢对南方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因为这会影响到美国南方棉花的出口,从而影响到英国和法国的重大经济利益。的确,在当时的国际舆论及政治气氛下,英法两国政府都倾向于支持美国南方。
但是,当时美国采取了比较有针对性的贸易政策。例如,北方利用自己的海军力量,对南方进行封锁,但是并不阻拦棉花通过欧洲各国船只运输出口。为了避免法国对美国内战的干涉,美国也尽可能保障法国的利益,放任法国对墨西哥的侵略,以交换法国不支持美国南方。与此同时,埃及和印度的棉花出口增加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世界市场对美国南方棉花的需求,从而打破了美国南方一直以来有关内战必然引起欧洲干涉的幻想。
当时,美国内战与中国内战都是影响英法重大经济利益的事件,英法两国必然要进行一定的干预。但是,英法两国政府在两者之间都是摇摆不定的。
因为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与美国内战(1861-1865年)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重合,而且都事关当时英法两国的重大经济利益,所以美国学者裴士锋《天国之秋》一书认为英国把介入太平天国运动当作其介入美国内战的替代。裴士锋认为:“中国与美国是当时英国最大的两个经济市场,为了解英国在这两场战争中的角色,我们得记住,英国面临着同时失去这两大市场的风险。英国得想办法恢复其中一个市场的秩序……英国本可能介入美国以重启棉花贸易,但却选择投入中国的内战。事后英国首相会把介入中国一事,当作英国为何得以在不干预美国内战下仍能熬过经济崩溃的原因。或者换句话说,英国靠着对中国内战放弃中立,才得以对美国内战保持中立。”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英国看来,干涉中国内战的利益更大,而干涉美国内战可以暂时放一放。
结果是,中国的清政府以《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换取了英法列强的支持,同时,美国联邦政府以对英法的让步及隐忍避免了英法的干涉,于是英法就选择了干预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而非美国内战。当时,英国评估认为,美国内战南北任何一方获胜,都不影响其对英国销售棉花。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提道:现在有必要去注视太平天国叛变的发展过程了。……西方列强为了本身的利益,却越来越被迫着在镇压叛变的各种措施中进行干涉,并且逐步地被驱使着支持帝国政府而抵抗叛军,因为前者纵然有它的过失,却仍然是和它们有条约的约束,而后者却带来了劫掠和荒凉。贸易是西方国家的主要利益,也差不多是唯一的利益;为了这一点,和平与秩序的恢复是极重要的。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大家就看出善意的中立是不够的,所以终于采取了用以抑止遍于帝国各处的纷乱状况的各种措施。
直率的历史家们必须承认,中国的拯救主要是由于外援,这在1860年是不愿意给的,但是在1862和1863年却毫不吝惜,这是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才给的援助,可是对中国政府与人民也不是没有帮助。
因此,当时看似两大半球毫不相干的两场战争——中国太平天国运动与美国内战——其实是通过国际贸易体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同时也与法国在欧陆的一系列扩张及其对墨西哥的侵略战争联系在一起。
可见,作为中国内战的太平天国运动其实是当时的一场准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而这场世界大战牵涉到全球利益的分配及各大国力量的消长。因此,太平天国运动表面上是中国内部因为民族事务引起的一场内战,但在本质上其实是当时世界贸易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历史进入19世纪之后,仅从一国内部来探讨国家的发展已经远远不够了,甚至单纯从一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来探讨仍然远远不足,而是必须要从全世界的整体政治经济格局及其他发展视角,才可能窥得全貌。
结论
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封闭体系,鸦片战争之后不是,鸦片战争之前也不是。全球化也是一直在发展当中,只是有时候剧烈,有时候不那么明显。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帝国就早已通过国际贸易深深融入世界经济当中,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联系,只不过鸦片战争是从外部,太平天国运动则是从内部发生作用。
另外,这种联系也不是西方部分学者所强调的单纯的“冲击-应变”模式。中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强烈冲击着国际经贸格局,进而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协同演化理论,才能更好地说明近代以来中外关系及世界格局的演变。
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如此。它通过重构国内政治格局,进而影响国际经贸发展,与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使远隔重洋、不同大陆上的重大历史事件紧密联系起来,相互影响,协同发展。(本文摘自彭波、施诚著《千年贸易战争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责任编辑: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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