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提出者贝克去世，对这一损失我们还不能真正理解
据德国《南德意志报》消息，2015年1月1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概念提出者、德国慕尼黑大学和英国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乌尔里希·贝克教授因心脏病逝世，享年70岁。
贝克被认为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从1980年代以来先后提出了风险社会、第二次现代化、全球化社会学等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他还与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共同提出“第二现代”的观念，力图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开辟出“第三条道路”。当然由他首创和提出的诸多新的概念和论点均不无争议。
对于贝克教授的去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系官方推特发布了纪念，“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们同贝克家人同在，贝克是一位鼓舞人心的社会学家，非常慷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系的好朋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任Craig Calhoun在个人推特上说，“听到贝克过世的消息很难过，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独创和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2015年2月19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系将举办贝克生前计划的讲座“世界城市的蜕变”，以此悼念乌尔里希·贝克。
1944年5月15日乌尔里希·贝克出生于二战时德国的斯武普斯克（现属于波兰），1966年，贝克进入弗赖堡大学学习法律，但在第二学期，他就转到慕尼黑大学主修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和政治学。1972年，贝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职。1979年，晋升为讲师。1979年—1981年，贝克担任明斯特大学教授，1981年—1992年，担任班贝格大学教授。自1992年起，贝克开始在慕尼黑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并任慕尼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97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聘请贝克为英国社会学杂志百年访问教授。
引发欧洲思想界追思
乌尔里希·贝克的去世也引发欧洲思想界的追思。《公共人的衰落》作者，著名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是贝克的好友，他说:“几十年来，我都是贝克和学院化既有建制斗争的见证人。在这一斗争里,贝克从来没有为此丧失自己的大度和热心，对他的学生和朋友来说，贝克最罕有的品质就是他的热心助人，虽然他自己在困难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获得过这种帮助。当贝克开始经常定期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教学的时候，他惊讶和充满感激地发现，他和他太太在英国多么受爱戴和欢迎，两人很快就成为我们小团体的一部分。因此我愿意代表这里很多的朋友表达我们的悼念之情。”
德国学者罗纳德·黑泽勒（Ronald Hitzler）接触到的贝克在思想领域以超前性出名：“他比我们这些专业上的同事总是要棋快一着，马快一步，而且他对未来的预见并非乌托邦式的，事实证明他的预言都在隐隐约约地成型。更加难得的是，他是写作上的快手，写得又快又好，因此他的思想总是能立即引起广泛的公共讨论，这是大多数专业领域的同事难以企及的。我以为贝克在国际社会学界比在德国更受尊重和认可，他的带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写作方式常常让德国社会学家感到迷惑。贝克始终认为社会学应该为社会服务，也就是说，他想发挥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力，我想，这一点他毫无疑问已经做到了，比方说，我确信，如果没有他，我们关于欧洲一体化的讨论就会贫乏很多。”
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也是贝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同事，在他看来，乌尔里希·贝克是一个敏锐的原创性思想家，他智识上引人注目的包容性和精神上的开放性都使他在当今的学院世界里卓尔不群，“他在社会科学领域里那些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不仅对他的学生来说永久存在，对那些反对他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贝克总是把这些异议看作是建设性的。”
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那么多全新概念，也无疑是被质疑和误解最多的学者。他的德国同行Sighard Neckel说：“每次当我看到贝克的常常是被歪曲和夸大化的社会学论点被尖酸刻薄的漂亮话或直截了当地嘲笑攻击时，我都感同身受，感觉自己和他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贝克就是一个着了魔的社会学家，完全无关你是否真正同意他那些论点。”在他看来，贝克对我们时代社会变迁分析的热情来自于他自己个人对现代性观念的体认，正是这种现代性的自毁倾向使他无法平静。有一种学术上的自大，认为这个那个都多多少少有点意思，不过也就是有趣而已，其实没什么 真正重要的，与这种自大相比，贝克的驱动力要天真得多，他不仅想更好地解释这个世界，还想使它变得更好。
Sighard Neckel说：“只有极少数社会科学家能像乌尔里希·贝克那样，对我们所处世界的状况有个自己独有的观念概括。”贝克因为发明“个人主义化“和“风险社会”两个概念而被人所熟知。在现代的公共讨论中已经很难想象如何不使用它们了。
“无论是谈论阶级社会的复归，还是认为在经济上的世界体系崩溃之后，风险社会已经破产了，都不能绕开贝克的社会诊断。他给我们一种现代性的许诺，这种现代性被他命名为‘第二种现代性’，因为第一种——启蒙现代性——那种人道的、团结的和民主的潜质被我们遗忘了。正是他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性这种自我确定的机遇和个人主义化所遇到的风险。他的去世是我们重大的损失，这种损失是我们现在还不能真正理解的。”Sighard Neckel说。
“风险社会”理论在全球受到关注
为乌尔里希·贝克获得世界声誉的著作是1986年的《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他在书中首次以“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当今西方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并从社会学层面反思、批判现代性出现以来风险因素日益突出的社会现象。《风险社会》出版当年，就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核辐射威胁覆盖整个欧洲。很快，他的“风险社会”理论就在全球受到关注。
乌尔里希·贝克将后现代社会诠释为风险社会，其主要特征在于：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是，风险的制造者以风险牺牲品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认为西方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制造,而且参与了对风险真相的掩盖。贝克力倡反思性现代化,其特点是既洞察到现代性中理性的困境,又试图以理性的精神来治疗这种困境。贝克认为，在前工业时代，灾难被认为是同自然本身紧密相连的，所以，人类并不需要对灾难负责。但是，现代社会的风险更多地同人类的决策相关。在《风险社会》一书中，贝克提出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概念，他认为，现代性的出发点是控制不确定性，但是现代性又产生了新的不确定性，很难找到不确定性产生的确定原因。
所以在现代社会，自然风险和技术风险是无法区分的，它们结合在一起。对于这种复合型全球风险的预防和控制，贝克持悲观态度，他甚至认为灾难可能会打断现代性文明，“这些灾难或者说对灾难的预期是同时发生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全球时刻’。”而唯一能做的只有合作，建立全球治理体系。面对全球灾难，在全球风险社会，贝克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那些问题。事实上，只是基于本国利益做出的选择最终都会失败，因为它们可能带来风险，长期而言，风险反过来会损害国家的主权利益。
在《风险社会》出版20年后，贝克又出版了《世界风险社会》。贝克在《风险社会》中就已经把全球化作为风险讨论的背景，而在《世界风险社会》中，他把关于风险社会的讨论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跨国界的行动才能阻止风险的发生。这一讨论也带到了他的首次中国行中。
贝克的中国之行
2007年，乌尔里希·贝克首次来到中国，并在上海和北京与中国学者会面。2007年9月在上海社科院的座谈会上，贝克与上海部分学者就全球化问题进行了讨论。在那次座谈会上，贝克认为，所谓全球化“是媒体炒作出来的，是一个假象。很多经济学家也支持这个说法，认为100年前的全球贸易比现在还活跃，全球化程度可能更高。但这是站不住脚的。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改变了组织之间、生产之间、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的可能性，我们必须记住是技术成就了全球化时代，这是最主要的一个不同。”
在上海的座谈会上，贝克还认为，当前的全球化存在着普遍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倾向，“普遍主义消除文化上区别，但它也有着阴暗面，对普遍性的强调是对个体性的抹杀，在普遍主义的视角里，个别性的东西没有被看到。”另外，“民族主义在内部忽略差异，对外强调差异。”在这两种倾向之外，贝克教授提出了全球化的“第三条道路”——世界公民主义。“人是区别的，同时也是一样的。”贝克教授认为，世界公民主义认可最低限度的普遍规则，同时认可民族国家，但并不取代民族国家。
对于2007年的首次中国行，贝克回到德国后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首次中国之行令我感慨万千，彻底改变了我对中国的认识，从日常琐事，直至我的社会学说都有必要进行修正。” “中国将资本主义和个人自由的有机组合或许会成为另一种现代组合模式。它比欧洲，乃至世界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推测要稳定得多。”
贝克的风险理论很早就引入中国，中国学者对他的研究有如此高的兴趣，贝克回应说，“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我坚决反对那种将西方现代模式作为他人校方榜样的看法。我提出的模式是‘反身现代化’，它要求人们重新修订最基本的社会框架，比如人们应重新对家庭模式进行思考，因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的家庭模式在逐渐解体。我认为，这样做有助于完善西方的思想体系，西方社会学应参考中国的经验，从而开创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但我提出的兼顾他人利益的‘世界主义社会学’理论似乎还难以被中国人接受。”
2011年，“9·11”十周年之际，乌尔里希·贝克曾给东方早报撰文“恐怖主义的风险”，在文章中，贝克强调恐怖主义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风险，但与此同时“为了不可预知的恐怖主义风险而发起的反恐战争，自由与民主的价值被悄悄破坏。”在文中，贝克将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气候危机和有组织犯罪看做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风险，而解决的唯一途径就是跨国合作，“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命题：合作或者失败。为此，如果他们不单想解决国内和国际的问题，还想在联合起来的政治体中收割政治果实，必须克服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民族国家虚构了国家的自主性。”
乌尔里希·贝克也是一名积极介入公共讨论的知识分子，比如去年在中国出版的《德国的欧洲》这本小册子就对欧盟运行机制和德国在欧洲的角色均做了批判，他在书中引用了作家托马斯•曼在1953年汉堡演说，托马斯·曼警告过德国人，切勿在某个时候再次萌生“德国的欧洲”的野心。而在他看来，现在的德国在欧洲如此强大，有必要警惕德国的野心。
贝克对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也不客气，他说，“默克尔成功地把自己打扮成‘民族之母’，同时又以‘邻家好人’的姿态出现。一种强权政治的策略表现得就是要人们看不到它的强势。而这恰恰就是权力的艺术：制造权力的同时也使它隐形。”
对于去年发生的克里米亚危机，贝克认为，日益恶化的克里米亚危机再一次证明：欧洲是一个“移动中的目标”，“昨天紧缩政策还处于中心位置，今天欧洲政治的重心就全部转向到：欧盟（当然还有北约和美国）如何才能应对核大国俄罗斯的威胁。”从乌克兰危机，贝克看到的是，欧洲正在出现一场新的冲突。“这是两个世纪对民族概念理解的冲突。一方面是普京推行的二十世纪种族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是持世界主义观的民族对自身在二十一世纪所处地位的认识,他们对内接受宗教、种族和超越国界的多元化。这两种民族观的冲突长期以来隐藏于欧洲。现今在乌克兰危机时公开爆发出来。”
乌尔里希·贝克去年在接受歌德学院专访时还特别展望了中欧关系，他认为，正因为中国与德国和欧洲有着紧密的贸易关系，且也因为中国对岌岌可危的欧元的投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欧盟的一个非正式成员。一旦欧盟垮台或者欧元崩盘，将会给中国带来严重后果；而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对德国、对欧洲、当然也对全世界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