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统战·综述｜多福里号角
原创 游思静 政协头条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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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CITCE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兴业路树德里石库门里弄举行，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一年之后，1922年7月，在上海老成都路辅德里石库门里弄举行的中共二大，制定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由此发端。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已走过近百年征程。历史一再昭示，中国共产党越是力量薄弱之时，越是重视、需要和依靠统一战线；越是力量强大之时，越是焕发着统一战线的雄浑伟力。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作为党的诞生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祥地和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爱国民主运动主要堡垒，上海石库门里弄蕴含着丰厚的统战历史文化资源。值此庆祝党的百年华诞之际，《联合时报》、政协头条策划推出庆祝建党百年主题报道“百年统战在上海”，以赤子情怀重访百年统战的上海印迹，以融媒方式重温百年统战的上海场景，志在引导广大委员和各界人士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
沐浴新时代阳光，致敬建党百年，我们倍感自豪。
上海延安中路（原福煦路）504弄多福里21号，一个标准的石库门门洞，水泥质地的门框简洁流畅，门楣以凹凸块状和线条勾勒，显得简约而庄严。
多福里是一条建于1930年的“新式里弄”，砖木二层结构，总计66幢，两边按六排行列式布置，比早期建造的里弄相对宽敞一些。这里地处公共租界，属于英美势力范围，地段优雅，建筑时尚，住客着装大多为西装旗袍，甚是体面。1937年3月，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将军”、著名“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携夫人赵瑛住进了21号石库门，于是多福里21号对外遂称“李公馆”。
李克农此行的任务，是在上海秘密设立中国工农红军上海办事处。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了开展国统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在南京、武汉、重庆、太原、长沙、桂林、兰州、西安等地，公开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上海在原先红军驻沪办事处基础上成立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简称“八办”），地点就是在21号李公馆，这里是党在上海成立的公开活动机构。“八办”团结上层人士，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出版各种宣传刊物，全面宣传党的抗日路线政策和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果，成为党同广大人民群众公开联系，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公开阵地。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八办’活动被迫转入地下，1939年11月撤销。”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陈彩琴告诉记者，“‘八办’虽然时间不长，但在全民族抗战初兴的特殊岁月，其上层统战工作和抗日宣传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为中共上海党组织的重建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发动各界救亡图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8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指出此时“最要紧的任务是迅速地、切实地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这种统一战线的名义，可依照各地方的情形来决定，如救亡协会或援助抗战委员会等”。两个多月后，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上海全面抗战氛围高涨，抗日救亡、同仇敌忾成为社会各界共识。中共党员胡愈之、钱俊瑞等人与文化界、教育界的人士广泛联络，酝酿建立抗日救亡的团体。7月28日，上海文化界500多人集会，宣告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协”），选出蔡元培、潘公展、胡愈之、茅盾、巴金、黎烈文、欧阳予倩等83人为理事，后又从理事中推选胡愈之、钱俊瑞、周剑云、张志让、周寒梅、谢六逸、沈兹九、萨空了、顾执中、蔡楚生、欧阳予倩、诸青来、潘公展、陶百川、叶灵凤等15人为常务理事。
“文协”成立后，即向当局申请注册并获得核准，成为最早的具有合法地位的群众抗日救亡团体。许多共产党员加入了“文协”，除了胡愈之、钱俊瑞、茅盾外，还有梅益、王任叔、于伶、黄一然、戴平万、冯定、唐守愚、殷扬（扬帆）、汪光焕、朱启銮、郁风等人。“当时，上海群众救亡运动的中心——文化界救亡协会影响广泛，活动也比其他各界为早。它采取国共合作的合法形式开展活动，也就是说，文化界救亡协会的上层机构由国共两党各派人选组成，而对基层和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则牢牢地掌握在我地下党手中。”“文协”会员扬帆在《抗战初期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些回忆》一文中评价说。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游艺界救亡协会、上海漫画界救亡学会等作为团体会员先后加入“文协”。到8月底，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团体会员达73人，个人会员达251人，是当时文化界联系最广泛且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和领导团体，成为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面旗帜。
受“文协”的影响和带动，上海市教育界、妇女界、职业界、学生界、工人界救亡协会相继建立，原上海各界救国会也相应扩大改组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 （简称“各协”），以各个救亡协会理事会代表联席会议的形式，作为组织全市性群众抗日救亡活动的领导机构。“各协”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以“扩大群众救亡运动，争取抗战胜利”为中心任务，在群工二委和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推动下，依靠基层党员和积极分子，深入基层群众，深入抗敌一线，建立起数以百计的募捐队、慰问队、救护队、运输队、战地服务队，积极投入救国献金、捐献慰劳品、救护伤员、安置难民等各种抗日支前活动。
“在淞沪抗战的3个月中，党的上海组织以群众性统战组织‘各协’为重要平台，创造性开展工作，既最大限度地团结了爱国群众，又确保了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权。”上海抗战研究会会长、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张云说。
▲ 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同仁合影
团结凝聚抗战力量
“八办”是1937年8月公开设立的，李克农、潘汉年、刘少文先后任主任。对于“八办”的主要工作，刘少文后来在《关于一九三七年上海“八办”的一些情况》一文中这样说：“当时主要同上层进步人士（如宋庆龄、何香凝等）及党派（如救国会）和救亡团体联系，同新闻界，如《申报》等的联系；同时也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有联系，并同他们交换情报。”
那时，潘汉年曾以中共代表和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双重身份与宋庆龄、邹韬奋、郭沫若等著名人士联系，与国民党市政当局洽谈、协调，以国共合作的形式拓展上海抗日救亡工作的阵地，与上海地下党密切配合，将救国会扩建为抗日救亡协会，扩大了党的群众工作基础。
“七君子”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获释，潘汉年又同刘少文一起去看望沈钧儒。沈钧儒感激不已，代表“七君子”向潘汉年表示：“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
在上海沦陷之前，“八办”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全面安排上层民主人士的安全撤退问题。郭沫若、沈钧儒、沙千里、胡子婴、邹韬奋等著名爱国人士的安全撤退，都是潘汉年、刘少文一手经办的，夏衍也参加了进去。关于这一段经历，夏衍曾回忆道：“就在上海沦陷这一天，潘汉年要我到办事处去，他和刘少文一起，正在和沙千里、胡子婴谈话，我参加了进去，只听得胡子婴在说：‘目标最大的，是沈老（钧儒）和（邹）韬奋，日本人和汉奸是会下毒手的。’显然，他们分明是在讨论头面人物从上海撤退的问题……”
对于在沪上层爱国人士的安全撤离一事，中共中央一直予以极大的关注。1937年10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就致电潘汉年，要他协助宋庆龄等人撤离上海去香港，潘汉年立即将电文送到宋庆龄那里。后因宋庆龄尚有些重要工作需要处理，暂时无法离开。不久，潘汉年又收到毛泽东、周恩来有关催促宋庆龄速离上海去香港的电文，并立即通过地下党员李云向宋庆龄转达。12月23日，宋庆龄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陪同下，乘坐德国邮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在郭沫若、沈钧儒、邹韬奋、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相继撤退之后，潘汉年才松了一口气。
上海沦为“孤岛”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转入半公开或秘密状态，同各抗日团体的上层人士保持联系，通过各种方式传达党的政策、主张。中共江苏省委文化界运动委员会利用租界的特殊条件，于1938年1月21日以英商名义出版《每日译报》，宣传和介绍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1938年8月23日起，《每日译报》连续登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引起租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9月4日，每日译报社又出版了单行本，深受租界民众欢迎。
通过“八办”和“各协”党团的组织联络，由各界社会名流发起的“星期聚餐会”应运而生。如工商界“星五”聚餐会，文化界“星三”聚餐会等。其中发挥上层领导核心作用的是“星四”“星二”聚餐会。“星四”聚餐会经常在会员家中聚会，“星二”聚餐会则经常借南京路西侨青年会、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或三北轮船公司俱乐部举行。后来，为了防止敌伪破坏，开会地点严守秘密，几乎每次都要调换地方。每次聚餐会都有中心议题，组织专题发言人，常聘请中外学者、专家出席演讲，介绍时局变化、抗战形势，参加者自由发言、各抒己见。开会时，有时也请关心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朋友如埃德加·斯诺夫妇和当时在工部局工作的路易·艾黎等人参加。
“上层聚餐会公开名义是‘社会名流联谊聚餐会’，联络感情，交流信息，研讨问题，实际上是党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扩大政治影响、推动进步爱国活动的重要基地。”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瑊介绍说。
刘少文经常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代表的公开身份出席聚餐会，通报党的方针政策，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增进了党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互相了解、团结和合作，使上层人士从抗战危机的教训中认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方针和方法是正确的，许多疑问和谣言经过解释也逐步消除了。
▲ 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旧址
巩固扩大统战基础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日上午10时左右，日军在细雨中从苏州河各桥梁分路开入公共租界。上海全面沦陷，进入了“一个低气压的时代”。
此时，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提出“更深入、精干、隐蔽”的要求，强调把各项工作从适应于租界孤岛的环境，转变到适应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环境。1942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奉命撤退到淮南根据地，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工委、职委、学委、教委、文委和警察特支6个系统，创造性地执行“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政策，开展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不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革命力量得到了保存、积蓄和壮大。
扬帆曾回忆当年文协的文化支部：“为了商量具体工作，每周由钱俊瑞请汪光焕和我到他家里吃顿饭，以此形式作掩护，开碰头会议……沙文汉是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他领导文委书记孙冶方，本是我们支部更高一级的领导，但沙文汉的作风很深入，为了了解具体情况，取得基层工作的经验，经常直接到我家里来，和我一道商量工作。”
“地下党还开展了保护进步文化力量、抵制日伪打击迫害的活动。”李瑊说。1941年12月15日，日本宪兵队逮捕了鲁迅的夫人许广平，进行威逼利诱并施以鞭挞、电刑等，妄图得到进步文化界的信息。许广平坚贞不渝，表现了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气节。经打入汪伪内部的中共特别党员袁殊等人营救，许广平在被捕76天后带伤出狱。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与一些坚守在沦陷区的党外人士密切配合，充分利用公开身份，开展秘密行动。赵朴初主持的上海难民救济机关积极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以动员难民去浙赣开荒自救的名义，把近千名失业工人和青年学生送往新四军。宗教界的旗帜性人物——丁光训，以教堂为阵地，在团结抗日、争取民主和联合国际力量反对法西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45年春，上海地下党邀请一些社会上层人士到抗日根据地参观访问，让他们亲眼看见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决心和成绩，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对共产党的了解信任。上海培福药厂厂长闻余堂，主动表示愿意到根据地去看看，经党组织安排到淮南根据地参观后，他不仅让自己的儿子留在根据地参加新四军卫生部的工作，而且在上海医药学界产生了很强的辐射效应。在闻余堂的影响下，一批沪上医药专家纷纷前往淮南根据地参观，有的还毅然告别大城市投奔根据地参加革命。
正是在血与火的生死考验中，党与党外人士结下深厚情谊，为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多党合作格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报载“星二”聚餐会通过救亡协会的名义发起“节约献金”等活动
法宝
1939年7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欢送一批青年学生奔赴抗日前线时的讲话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要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中心的团结。
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为《共产党人》写的发刊词中，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8年以来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强调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紧接着，毛泽东又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从中国国情和革命历程的特点出发，系统闸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法宝，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统战故事
奔向希望之地
抗战胜利前夕，处在日伪政府统治下的上海，经济崩溃、人心惶惶。不少爱国民主人士既对抗战胜利充满渴望，又对中国的前途充满忧虑。
1945年春节后，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刘长胜、秘书兼干部科长张承宗，派遣地下党员曹达重返上海，向上海爱国民主人士宣传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的要点，并动员他们亲赴抗日根据地参观，以扩大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影响。
据曹达回忆：“当时，我口头上虽然接受了这项任务，但思想上有怀疑，错误地认为这项工作不能起什么作用，因此态度上表现犹豫。”但很快，在上级领导的教育与鼓励下，曹达意识到统战工作的意义与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于是，他根据过去在上海时接触较多的医药界的社会关系，拟出了动员对象的名单，提交党组织审定。
曹达来到上海后，首先去拜访了自己的旧识——培福药厂厂长闻余堂。他们曾一起参加过上海药剂生联谊会和职业界救国会等活动。闻余堂在上海西药界颇有影响，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也是非常拥护。当曹达登门动员他去淮南参观时，闻余堂表示赞成，并提出其子闻尧要求参加新四军，希望父子同往。
曹达被闻家父子的爱国热忱所感动。2月底，曹达带了闻余堂父子等人，平安地到达了淮南。到了城工部驻地，张承宗热情地接见了他们，对闻余堂前来参观和闻尧要求参加革命，表示欢迎。
“谈话后，张承宗安排闻余堂去军卫生部参观，介绍闻尧去军卫生部参加工作。当晚他们住在唐家坊子招待所，第二天早晨，我陪同去军卫生部驻地常庄。”曹达曾回忆说。
闻余堂回到上海后，积极地为中国共产党做了一些工作。抗战胜利后，由曹达介绍，经上海地下党组织批准，闻余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首次护送敌占区爱国民主人士赴根据地参观成功后，曹达信心百倍地再次奉命返回上海。第二批去淮南根据地参观的对象，是正威药房药剂师钟信仁、万国药房化学师李尊权和药剂师唐国裕。他们都学有专长，在当时的上海医药界中有一定声望。
曹达首先联系了钟信仁，他们曾一起在党的外围组织益友社工作过。钟信仁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热心社会工作。但当曹达向他提出去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参观时，他很想去，但又怕在路上出事，有些犹豫，只同意“考虑考虑”。后来，曹达又分别访问了李尊权和唐国裕，他们听说可以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参观，非常高兴，一口答应。当曹达再次访问钟信仁时，告诉他另外两位同志已决定去参观，他听后，打破疑虑，爽快地说：“我和他们一起去。”
赴淮南根据地参观的经历，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了良好印象。后来，早先参观的闻余堂，回到上海后又介绍了第三批参观者——中国胶丸厂厂长胡汉民父女3人跟随曹达到根据地参观。
在他们的影响下，一批沪上医药专家纷纷前往淮南根据地参观，有的毅然告别大城市投奔根据地参加革命。1945年5月，在雷士德医学研究所工作的沈霁春教授与党组织有所接触后，明确了要投入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想法。经过再三考虑，他坚定了信念，放弃自己在上海的工作与生活，毅然携家人投入中共抗日救亡、建设新中国的队伍中。在曹达的护送下，一家6口辗转来到了淮南新四军卫生部驻地。6月，沈霁春任教于新四军军医大学，成为生理学教授，为新四军卫生医疗事业及军医人才培养作出重要贡献。
起来！《义勇军进行曲》抗日烽火中诞生
▲ 聂耳（1912-1935）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86年前，抗日烽火中诞生的《义勇军进行曲》，喊出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屈服外侮的怒吼。
1934年冬，田汉在上海徐汇区一个简陋的亭子间内完成了电影《风云儿女》的故事梗概。不久，田汉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夏衍随后接手他的未完之作，将《风云儿女》的故事梗概改编成电影剧本。作曲家聂耳根据故事中田汉创作的诗歌，谱写了电影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这就是后来的新中国国歌。
聂耳很大一部分作曲工作正是在司徒慧敏的家中进行。司徒慧敏先生的女儿司徒恩湄女士回忆道：“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总是一边写一边唱，又跺脚又指挥又唱，很激动，吃饭的时候灵感来了，拿着筷子又接着唱，有时候都能打到碗上。”这种全身心投入而创作出来的旋律，让司徒恩湄的奶奶感同身受。“我奶奶也不识字，但是她坐到旁边看着聂耳指挥、拍、唱，她也跟着唱，还激动地说：‘是啊，我也是个不愿意做奴隶的人啊！’”
据剧作家田汉之孙欧阳维介绍，为了使歌曲的曲调和节奏更加有力，聂耳还对歌词作了几处修改。比如，将原歌词第六句的“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又在“前进！前进！前进！”后增加了一个“进”字。于是，一首显示祖国尊严、豪迈气概的战歌就此诞生了。
风云儿女多壮志，一曲旋律天下知。1935年5月24日，上海金城大戏院内热闹非凡，《风云儿女》正式上映。而随着影片的放映，那支高亢激昂、雄浑壮阔的《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遍祖国大地。
著名音乐教育家、画家丰子恺先生在《谈抗战歌曲》一文中说：“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这句话足以证明，《义勇军进行曲》在当时不仅是大城市居民耳熟能详的，就连荒山农村的村夫牧童也会哼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在埃及的金字塔下听到有人唱《义勇军进行曲》。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美国讲学期间听到小孩吹口哨，吹的也是《义勇军进行曲》。
更有意思的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曾经专门演唱过《义勇军进行曲》。1940年，保罗·罗伯逊听了这首歌后大为感动，并在纽约的一次演唱会上演唱了这首歌。不仅如此，他还特地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并请宋庆龄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
保罗在唱片的封套上写道：“《起来》是一首正在被千百万中国人民传唱的歌曲，一种非正式的国歌。我听说，它代表着这个民族无往不胜的精神。能够演唱这首歌的新版本，能够唱一个战斗的民族填了新词的古老民歌，是我的乐事，也是给我的特殊待遇。”
在当时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最强音，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庆祝盟军胜利凯旋的各国曲目中，代表中国的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义勇军进行曲》以“国歌”之名向全世界奏响。
原创 政协头条
作者：政协头条记者 游思静
原标题：《百年统战·综述｜多福里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