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 | 2014：断裂之年

        “断裂”似乎成了2014年的关键词。

        《金融时报》首席政治评论员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说，全球化的边界正在后退，世界越来越走向分裂。

        斯蒂芬斯认为，后冷战时代争端解决的基本假设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将会推动更紧密的政治凝聚力。而在当今的“后后冷战秩序”中，经济和政治民族主义正在相反的方向上共同前进。

        《外交政策》年末盘点刊也说，当后人回首这个时代撰写历史的时候，2014年将会以“断裂之年”而被人所铭记，在这一年中，“许多人物对我们原本的世界发起了冲击”。

        旧秩序的瓦解在中东表现得最为鲜明且残酷。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政权几乎都已崩溃。分裂力量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席卷阿拉伯世界的血腥教派冲突。

        断裂中产生出强人政治：俄罗斯总统普京吞并了克里米亚；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an）宣布同自由民主决裂；埃及总统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给自己加上“元帅”头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入住的总统府让路易十四的宫殿相形见绌……

        斯蒂芬斯说，随着强人登上国际舞台，康德开始为霍布斯让位，而多边主义则要为大国政治让道，西方即将重新开始学习在一个粗暴得多的世界里生活是什么样子。

        而在这些正在地缘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铁腕领导人中，既有独裁者，也有真正的民主领袖。尽管通过正当的选举程序上台，埃尔多安却具有多数主义倾向；然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却未曾显露出任何想要颠覆国内自由主义宪政秩序的倾向。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埃里克•波斯纳（Eric Posner）教授也在slate网上撰文说2014年是独裁者当道。他提到，上周美国抱怨肯尼亚议会通过的争议性反恐措施法案“限制言论和集会自由”，权限大增的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Uhuru Kenyatta）虽然目前还不是一个独裁者，但肯尼亚比起十年前已经不自由多了。

        肯尼亚并不孤单，世界各地出现了一股权威主义回潮，扭转几十年的走向民主的进步。而近日美国与之建交的古巴的总统劳尔·卡斯特罗明确表示，他将继续维持古巴的独裁制度。波斯纳认为，与古巴建交只能被理解为美国承认经济制裁无助于提高外国的政治自由。

        这一年，欧盟也是步履艰难，《德国之声》说，裂痕、对欧元的不信任、自我怀疑——这些给2014年的欧盟留下印痕。然而恰恰是欧盟与俄罗斯的冲突可能让欧盟各国重新团结在一起。

        同时，互联网也面临着巴尔干化的进程，在很多国家，政府已经下决心不能让硅谷的企业巨头控制数字时代。

        断裂带来怀疑。BBC说，今年无疑是自我怀疑之年，人们因怀疑而走上街头，那里反映着很多世界大事：乌克兰基辅的广场、中国香港的街道、伊拉克摩苏尔城里兴奋的IS军队、美国弗格森小镇里愤怒的黑人……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教授、著名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近日在《洛杉矶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美国民主的真正威胁来自内部，而非来自海外。

        戴蒙德以自己小时候在智利的成长经历为例，讲述了民主之脆弱。1968年当他居住在智利时，智利朋友经常骄傲地同他述说智利如何与其他拉美国家不同：她有一个长期的民主传统；其武装力量绝少并只有短暂地干涉过政府，自1932年以来便再无例子；智利人有强大的文化认同和大量中产阶级；她还有一个多元化的经济体；智利人比其他拉丁美洲受过更好的教育，而且他们的大学和农业以欧洲模式为基础。最重要的是，智利人知道如何管理自己。

        当时，该国的左、右和中间政党吸引选票的数量大致相等，但由于多年的政府瘫痪和经济衰退，军队终于政变，当皮诺切特开始建立右翼独裁军政府时，他最初受到智利中间派的广泛支持。中间派的理由是军事独裁将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它是恢复智利民主的必要过程。结果皮诺切特独裁长达17年。

        戴蒙德认为，今日美国同当时的智利有相似之处，有许多令人骄傲的东西。但是正如陷入瘫痪的阿连德政府，美国的党争也导向这种政治衰退。因此，美国民主唯一真正的威胁，不是来自海外，而是来自美国人自己。如果美国的政治家不肯妥协，并持续陷入瘫痪，多数人将失望地转向威权甚至独裁政府，将其作为解决政治僵局唯一之道。

        毕仰高（Lucien Bianco, 1930-）是法国知识界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领军人物，著有《中国革命的起源》、《20世纪中国的农民运动》等书，后者曾获得过2001年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今年11月，这位84岁的汉学家推出新作《重犯：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La récidive: Révolution russe, révolution chinoise），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这本厚达530页的书中，毕仰高指出，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看起来完全相同，中国的革命似乎是俄国革命的翻版，一直到毛泽东等人认识到这种模式并不适用于一个人口过多的国家，但毛并未去矫正这种模式，而是在与俄国革命相同的方向上走得更快更远。

        毕仰高的名字常常同新近去世的法国汉学家李克曼（Simon Leys）联系在一起，二人都是“文化大革命”较早的、最不遗余力的批判者。近日，他接受了法国政论周刊《Marianne》的采访，阐述了自己对“文革”的批评如何遭致一些法国知识分子的攻击。

        毕仰高曾有名言，说“曾经在法国的媒体上，可以批评法国政治体制，但不能批评‘文革’，可以批评自己的总统，但不能批评毛泽东。” 激进左翼哲学家阿兰·巴迪欧曾经攻击李克曼，认为他是“宣传性的毁谤”，而非对“文革”“严肃的研究”。访谈中，毕仰高称，巴迪欧这样鼓吹“文革”的可能只在法国才有了。

        毕仰高毕业于巴黎高师，后任教于法国高等社会学院。在高师就读时，曾与德里达同一个寝室，《德里达传》作者伯努瓦·皮特斯曾说，“整整半个世纪里，关于中国的语言、历史及其天翻地覆的政治变化，毕仰高始终是德里达的主要对话者。尤其因了这位深刻了解中国且具有独立精神的汉学家，哲学家才避免了那一代许多法国知识人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上的误解。”1954年夏天，由于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他获得邀请，与包括菲利克斯·加塔里（Félix Guattari）在内的法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一起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走遍了中国。

【本周言论】

        （弗朗西斯·福山）曾经走过弯路，追随当时时髦的法国哲学家，他还跑到巴黎朝圣（在那里他写过一部小说），跟雅克·德里达、雅克·拉康和罗兰·巴特学习。在那没完没了的课堂中，巴特会口中不断冒出各种双关语，还有词典中随机扒拉联缀的词句。倍感煎熬的福山很快得出结论：“这都是扯淡，为什么我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

        ——《卫报》27日人物报道《弗郎西斯·福山：“在新近民主化的国家中，我仍然是个摇滚明星”》（Francis Fukuyama: ‘In recently democratised countries I’m still a rock star’）中描述了传主这样一段不大为人所知的受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