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安：对抗“伪爱”
主题：从文艺作品反思现代社会的爱情
日期：2014年11月11日
主办：复旦大学学生会
【编者按】
爱情，是文艺作品中永恒的主题。孙犁的《亡人轶事》告诉我们，传统的情感是没有爱恋的；莫泊桑的小说《幸福》却让人们看到了传统爱情中好的一面。
“现在很多男性有一种怀旧心情，觉得还是传统女性好。” “现代社会很多恋情也是这样，你最后六、七十岁了，才发现当年丢掉的东西对你人生来说多么珍贵……”——在复旦大学“星空沙龙”上，复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以文艺作品中的爱情为切入点，反思现代社会爱情存在的各种问题。
以下是梁永安教授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刊发的讲座实录：
传统爱情的正反面
首先我们来看看孙犁的小说《亡人轶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情感，这个情感就是没有恋爱的。我们知道，恋爱过程对每个人来说其实是个很大的成长过程：怎么与异性交流、怎么体会彼此的情感……青春心智的成熟或伸展都是在恋爱过程中实现的。所以最怕的就是这种恋爱：男的对女的很宠爱，百般呵护，什么都为她做。这就很糟糕了。因为一方是不断地、简单地付出，另一方是不断地、简单地接受，其实这和成长就不大有关系了，这样的爱情就缺少深切的质量，这样的人不论在人文方面还是情感方面都很窄。但是传统的生活就是这样，就像孙犁所写到的他的婚姻。在《亡人轶事》中他写道：“旧式婚姻，过去叫做‘天作之合’，是非常偶然的。”这个“非常偶然”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只要是一男一女，年龄差不多，阴阳八字一排，它就可能组合起来。所以这里所谓的“偶然”，与现代社会中“偶然”的含义不同。我们看看孙犁小说中的描写：
她19岁那年，夏季一个下雨天，她父亲在临街的梢门洞里闲坐，从东面来了两个妇女，是说媒为业的，被雨淋湿了衣服。她父亲认识其中的一个，就让她们到梢门下避避雨再走，随便问道：
“给谁家说亲去来？”
“东头崔家。”
“给哪村说的？”
“东辽城。崔家的姑娘不大般配，恐怕成不了。”
“男方是怎么个人家？”
媒人简单介绍了一下，就笑着问：
“你家二姑娘怎样？不愿意寻吧？”
“怎么不愿意。你们就去给说说吧，我也打听打听。”她父亲回答得很爽快。
就这样，经过媒人来回跑了几趟，亲事竟然说成了。
我们看这个过程可以发现，一个婚姻的形成就这么简单，而且形成之后就不变。在这个故事里，孙犁的妻子家境比孙犁家好，她嫁过来之后，跟着婆婆干活儿，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去自留地的院子里摘瓜，这让家境一向不错的她吃不消。有一次摘瓜时，因为背上的筐里装满了菜，孙犁的妻子刚站起身就“扑通”摔了下去，她后来就坐在地上哭，不肯起来了。婆婆就跟她说：女人都是这样的，一点一点地也就习惯了。后来抗战爆发，孙犁参加八路军，原来那么娇的妻子在家里照料两个孩子和父母，居然撑起整个家来，太过辛苦，落得浑身是病。小说到结尾时是这样写的：
我们结婚四十年，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她，可以说她没有一件事情是对不起我的。在夫妻的情分上，我做得很差。正因为如此，她对我们之间的恩爱，记忆很深。我在北平当小职员时，曾经买过两丈花布，直接寄至她家。临终之前，她还向我提起这一件小事，问道：“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
我说：“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
她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
然后妻子就去世了。
你看这个小说，从传统眼光来看是非常善的，非常感人的，但是这里面有个大问题：为什么历史要否定这种模式？第一点，这种模式中男女不平等，是男权社会的产物。在这种模式里，女性是“无”，丈夫是什么就是什么，然后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进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女性没有社会性，她们就待在家里，一生都只作为一个自然物的存在，而不是社会存在，这又是一个大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两个人精神上没有什么人文性的对应。你可以说这种关系里也有人文性，特别是伦理的善。但其中却没有包含着与社会、与世界的丰富交汇。也就是说，它是以男性成长、女性被附属化的形态来形成的。传统爱情就是这样的模式，女性也依赖这种模式，女性交出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获得安全感，获得男性的承诺，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抚养。所以古代的婚姻有彩礼模式，男方不断给女方送彩礼，而后面的逻辑是女性终身附属在男性的家族里。在现代很多人看待这种模式会觉得有它的好处，比较恒定。但现代社会中也有扭曲了的彩礼模式，比如一个女人如果跟一个有钱的男人谈恋爱，男方不断地给她送这个送那个，最后突然分手，女人再找一个男人，又是不停地送啊送啊，然后再换一个人……她一生在彩礼“接力棒”中不断获得，与劳动人生没有关系。很多现代文学作品就写这种女性，透视她的“消费性”、“吸热性”来。因此，现在很多男性有一种怀旧心情，觉得还是传统女性好。
但是传统爱情里确实也有比较好的部分。我们看莫泊桑的小说《幸福》：一个旅行者从法国南锡跑到遥远的科西嘉岛，突然看到荒山沟里有一个破房子，里面住着一位老太太。这个人跟老太太一聊，老太太就问他是不是法国南锡人，然后又问这个旅行者知不知道南锡的某一家人，那家人的小儿子现状怎么样？这个旅行者感到很奇怪，老太太在这样荒凉的岛上怎么会知道南锡那家贵族？老太太就说：“我是他的姐姐，他是我的弟弟。”这样一来旅行者就想起来了：小时候听说隔壁贵族家的少女跟禁卫军的一名士兵私奔了，其实这两个人也没什么机会见面，可能是禁卫军路过这里，两个人一望，就对上了。这个旅行者感到非常吃惊，没有贵族家庭的壁炉、极好的晚餐、形形色色的服饰，孤寂荒凉几十年，她居然就这样过来了。这时这个旅行者觉得很感动，但又问老太太这一生有没有感到后悔过，老太太说她从来没有后悔过；他又问：“你幸不幸福？”老太太一笑，甜蜜笑着说：“我太幸福了。”当然，这种模式在我们现代社会是不太可能存在的，至少“荒岛”这个象征很难找到。我们现代社会充满商业气息、充满诱惑，这不是一个荒岛的结构。这个老太太的爱能持续下去，是因为他们没有跑到罗马去，没有跑到其他地方去，而是跑到了科西嘉荒岛上，外界元素隔离了。我觉得这就可以看出一个大问题：为什么现代社会很多婚姻不稳定？因为外在的可能性太多了。我们从小对广告诱惑的回应是非常丰富的，即便我们不说，但内心还是形成了一种选择机制、回应机制。现在爱情不稳定，就是因为爱情中的男女可能看到了更多的选择，而以前的人们的选择很少，即使看到了更好的，也觉得自己的婚姻是天命，就不去改变了。
传统生活就是这样，追求爱情的恒一性，把爱情看作天命，接近于宗教层面。在这个圣化的层面，感情不动摇、不分裂。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女性在结婚之后就把眉毛剃掉、牙齿染黑，就表示她结婚了，属于某个男人了。我去云南发现傣族也是这样，女孩子结婚以前头上会编着彩色的头饰，身上穿着图案很漂亮的衣服。一旦结婚，女孩子马上戴上黑纱线编的头饰，像小烟囱一样，衣服颜色也变暗了。结婚以后，男人在楼下坐着，女人决不能在楼上跑来跑去，不能站在男人头上；男人用的犁，女人也不能碰；关键是女人还不能在家里生孩子，而一定要在房屋后面的土墙下，不论一年四季刮风下雨，面对着一片野地生孩子，这样就能把所谓的“灾气”弄到外面去。这样的“天长地久”有它非常不合理的部分，包含着很多性别歧视、文化陋习。这也是我们不能继承这种婚姻关系的基本原因。
转型时期的情感最压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中，不再能坚持一份爱情，有时是因为其中包含着自我压抑。也就是说，流动社会的生存中，某个时空你感觉到另一个选择可能更好，但是你要压抑自己，保持不动。我们看舍伍德•安德森在《曾经沧海》里写的艾丽斯：艾丽斯16岁的时候，和《温士堡鹰报》的职员内德•居礼要好。不久居礼去大城市谋职，两人相依为命。遗憾的是，在芝加哥他变坏了，将自己的初恋情人抛到脑后。艾丽斯不断地给自己打气说：“我是他的妻子，不管他回来与否，我将是他的妻子”。有个中年的药店职员利用教徒聚会的机会接近她，每天应邀与他一起喝咖啡。但艾丽斯又担心这样下去自己就会变成一个坏女孩，于是不再赴约。于是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一个雨夜，信念崩溃的艾丽斯淹没在极其强烈的爆炸性欲望中，想脱掉衣服在街头裸奔，大叫大喊。舍伍德•安德森看到，现代人的爱情变数是很大的，谁都无法预计自己。也许你一直过得很正常，但一个突如其来的外部刺激，你会突然释放很大的迸发力。
在中国的精神环境下，很多人内心很脆弱，同时道德压力又非常大，需要不断地克制自己。但我估计再过几十年，在现在的80后、90后中突然“爆发”的人会很多，因为现在只是一个现代化的过渡性阶段，人的生活质量不算太高，而那时的社会转化更快，后现代气息更浓，社会提供的空间更大，宽容性更多，很多人可能忽然觉得人生应该重新开始，所以中国社会那时可能会出现一种很浓的狂欢气息，可能会出现海明威所写的“流动的盛宴”的状态，这样的社会就非常变幻了。
现在人需不需要这么大的焦虑呢？很多内在的纠结本质上是虚无的。我们看看法国平民摄影家杜瓦诺拍摄的《维尔旅馆前的接吻》，一对恋人在这座高贵的宾馆前热吻，旁边匆匆经过的人流视而不见，非常有现代象征。在城市化发展的现代社会，每个人忙忙碌碌，有巨大的自我关注和焦虑，根本没有农村社会的那种闲暇去关心别人，流动社会中陌生人之间也没有那么大的交互性，因为它不牵扯到家族利益。现代化、城市化，人生不断地轻装化，人的自由空前放大了。但由于之前我们是从那个熟人社会走过来的，内心还笼罩着那个社会的影子，所以现在的人一旦想做一个比较大的选择，就会担心别人会说什么，有很多顾虑。在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对情侣在法国巴黎维尔旅馆前接吻，周边根本没有人看。但如果这是在一个乡村，那不得了，周边会有很多人，七大姨八大姑在看，场面会很热闹。现在城市就是这样的，人的自由空间大多了。现在很多人是被自己吓倒，他所焦虑的“别人”是没有意义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很多人不敢去实现清新的爱情，担心别人的议论，自己就先把自己挡住了。然后呢，看到其他人不同一般的爱情，比如杨振宁和翁帆，大家就一窝蜂地抨击，这样似乎获得一份自我肯定，获得道德快感，其实他心里也很想实现那样的爱情！这就是个问题：心理生活中出现了太多的“伪”。现在我们的爱情里确实存在着一种“伪爱”的特点，很多婚姻并不是内心最好的那份情感，最好的放弃了，退让了，自我掩埋了。大学恋情的结束，往往是些非感情因素，对方是外地的、凤凰男等等。
女性发展主导了现代爱情的变迁
近代以来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女性在发展。在这一百多年来，女性的发展比男性快。关键的因素是城市化，因为女性对城市化的接受比男性要好得多。你们看城市的商店，70%都是围绕女性运营的：卖鞋子的、卖衣服的……男人上街，就只能逛电器店之类，选择很少。很多农民进城的片子或小说，比如侯孝贤的《恋恋风尘》等，都是一对男女进城后，女性飞速地投入城市生活，急切地想要获得城市身份；而男性的乡土情结、朴素的生活观念仍然很执着，所以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有很深的痛苦和不适应，比如《恋恋风尘》中，阿远看到女朋友阿云在大排档喝起了啤酒，喝了一杯又一杯，觉得女性的传统的淳朴都不见了，内心非常焦虑，但又不能抱怨，最后阿云在阿远服兵役的时候和邮递员结了婚，阿远最后又回到了乡村。这一百多年来女性的发展被城市化、商品化塑造，变化很大，就会有《恋恋风尘》中的起伏跌宕。所以在我们进入现代商品社会、消费社会之后，女性心态、价值取向、生活形态就会让男性非常畏惧，于是就会出现菲茨杰拉德写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甚至女性都认识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才会有英国当代女作家达夫尼写的《吕蓓卡》。回顾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很多文学作品描写了这类内心冷酷的女性。
在西方，会有另一种电影，既传统又现代，比如丹麦电影《破浪》。在特别开心的日子里就适合看丹麦电影，大多数都拍得特别冰凉，人性特别残酷，对人有非常好的镇定作用。《破浪》也是比较骇人的：男人在船上工作，受了重伤瘫痪在床上，妻子还是活蹦乱跳的，这时候男人就想保存自己的尊严，于是就让自己的妻子与更多的男人滥交，这样对他来说是一种不平常的生活，对他来说是一种激发，他就会保持对生命的调动。但是他的妻子贝丝不愿意，于是男人说如果贝丝不愿意，他就接近死亡了，甚至会自杀。贝丝没办法，开始尝试和一个工程师在一起，之后就成了妓女一样的存在。贝丝丈夫的身体日益好起来，贝丝却被全城的人看作一个荡妇，被所有人鄙视。贝丝后来主动上了一条卖淫船，里面尽是海上很粗暴的男人，她回来时已被虐待得遍体鳞伤，最后她又去，终于被虐待至死。这种情形非常复杂，在传统道德领域中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但传统道德里特别歌颂女性对男性的奉献，所以女性身上就错杂出了传统和现代两部分，生活的试验性就特别强。女性文化由此就在传统的破碎中，步入了一个难以入目的开始，这个不堪入目的开始正好也是新的女性文化的起端——世界上就是这样，从来没有一种文化是从完美开始的，完美都是不断完善、发展到最后才形成的。所以任何一个在转型时期，想要开拓性生存的人都是非常丑陋的，那种在常规世界里过得很滋润很顺心的人，都不愿意过那种试验性的生活，往往是处在边缘的人才会这样做。比如这部电影里这个受重伤的男人，他已经处在边缘了，所以他的生活一下子就变得奇怪起来。女性文化也由此突然呈现出一种惊人的状态，非常有爆炸力，这种爆炸力中也包含着一种因素，那就是传统社会不赋予女性单独的价值，女性相当于等于零，等于零时就很容易试验。
社会学中说女性文化有三大特点，第一点是自恋，也就是对自己很关注。你们看现在，走到哪里都能看见女性拿着相机“咔嚓嚓”一顿自拍，电梯里对着镜子整理妆容。全世界男性驾驶员引发的交通事故主要是因为喝酒、超速引起的，而女性驾驶员引发交通事故主要是因为对着后视镜看自己。
第二点是自怜，即自我怜悯。女性会感到自己身世飘零，于是自我怜惜。当然这也与女性特别的生存处境有关系：部落生活时代，部落内的近亲不能自我繁殖，近亲繁殖就会退化，这是经过上百万年才检验出来的。于是有一个性别要到别的部落中去。目前全世界90%多的地方都是让女性出去，女性就成了人类遗传基因的携带者和交换者，要离开自己的父母家，这就与男性不同了。男性只需坐在家里等，他面对的人群是熟悉的，他周边的环境也没有变化，他的任务只是找个人进来，没找到，这儿同样是他的家。而女性则必须要出去找一个家，这样的生存就很飘摇，一旦被男性家庭赶出去就没着落了。这种情况下，女性的风险感特别高、安全感特别低。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男女文化出现很大的差异，在爱情观里，男女也会有不同的要求和期待，女性会有强烈的哀者心态。
第三个特点就是自虐，因为历史让女性觉得自己不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者，人生如转篷，常常用生命的自伤来表达愤怒或悲伤。北京怀柔有个青龙峡，那里的湖泊有蹦极项目。很多男的想逞英雄，向女朋友提议要去试试。女孩子说“好，一起去！”去了以后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小伙子站在崖边，脚上蹦极带捆好了，可以跳了的时候，家庭啊、父母啊……潜意识里有大量的顾虑，就不敢跳了，女孩子一看，气得要命，想这家伙实在没用，我来！于是用带子把脚捆好，心一横就跳下去了，没有那么多的顾忌。这其中就有些自虐性。有时吵架了，女孩子就说“上吊”、“割腕”之类，这种情况很多。我们说女性在现代社会的试验性、革命性，往往来自这个本性。
女性文化里的试验性，推动出一批新人物，出现很多像乔治•桑这样的新女性。她当过好几个男人的情人，又是穿男人的衣服，又是骑马，又是喝烈酒……什么都干。正是这样的人打开了很大的空间，法国将2004年命名为“乔治•桑年”，因为这一年是她诞辰200周年。如果把乔治•桑这个人放到中国来，绝大多数中国男人会吃不消。她是现代女性的一个代表。《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是一个经典代表。在“黛西结婚”这一段中写到现代女性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她本来跟盖茨比很有感情，却与另外一个人结了婚。在结婚宴会的前夕，她非常悲伤，但一转眼与富二代汤姆进了教堂。这里面就有一种很大的取舍，现代社会生活情形变得复杂之后，女性的选择往往是受到形形色色的限定——譬如某些标准——之后做出的，一般倾向于比较有钱的精英阶层中的人。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林徽因。林徽因在伦敦，跟徐志摩朦胧初恋，那么好、那么年轻、那么单纯。徐志摩是个诗人，虽然他心里也有很多很沉重的东西，但他有个优点：他能从幽深的黑暗深处孕育出诗的花来，很有审美的力度。结果呢，林徽因的爸爸把她叫回去了。为什么她要嫁给梁思成？当时林徽因是个大户人家的女儿，她有身份上的顾虑，所以她还是决定嫁给梁思成。
后来冰心在一篇文章里就谈到这个事情，她说徐志摩根本不懂，林徽因永远不会嫁给他这样的人，因为她的门户意识是根本的，就像《呼啸山庄》中的凯瑟琳不能嫁给西斯克里夫，而是要嫁给门当户对的人。这里体现的问题就是，现代女性的生活变得特别复杂，存在着大量的自我对立，伸出去很多触角，但是收不回来，于是就只好用斩断的方式来实现，而斩断的又恰好是最有感情的那一部分，只要斩断一次，就会形成惯性，以后可能就不停地斩断。所以现在很多大学生情侣一到毕业，面临两地分居，马上就分掉了，我们一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就觉得特别悲剧。悲剧在哪里呢？就在于这个女性是硬着心肠与男朋友分手，但实际上她跟他还是有感情的，从此以后她就学会了不断斩断，把自己的心变得硬一点，就好像有一层硬壳。有了第一次，下一次硬起心肠就容易多了，这样也会不断积累人在爱情方面的目的性、功利性。现代社会很多恋情也是这样，你最后六、七十岁了，才发现当年丢掉的东西对你人生来说多么珍贵，你用丢掉换来的东西却一文不值，是无机物，冰凉的，没生命的，你这一辈子就和许多无生命的东西走在一起，而你真正活着的东西在那时已经被你扔掉了，这是现在人们的一个通病，一个很大的问题。
（本文由演讲人审订后授权刊发，录音整理：赖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