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坚武：从民族主义者到“汉奸首领”
1935年6月27日晚8时，一支六十余人的日伪便衣队从天津乘车抵达北平丰台站。便衣队与早已被收买的国民党北平军分会铁甲车第六中队接洽，驾驶铁甲车于次日拂晓到达永定门外。北平城内的东交民巷，另有伪军首领石友三率便衣三千余人潜伏，一旦铁甲车叩门成功，便在城内配合占领各重要机关。铁甲车队见城门紧闭，城墙上布满军队，知事情已经败露，向城内放炮数发后弃车逃窜。此次日伪暴动，即为著名的“丰台事件”。事件的日方策划者是奉天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伪方策划者名叫白坚武。
日记中的民族主义者
然而，作为“汉奸首领”的白坚武，早年却颇具民族国家观念。在他长达二十余年的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担忧国事的记录。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学生捣毁曹汝霖住宅。白坚武次日记录道：“闻北京学界全体以国权丧失，联合游行街市，作示威运动，焚卖国党曹汝霖宅，殴章宗祥几毙，足征人心未死。”8日，他通电吴佩孚，请其“应时讨卖国贼，解决国难”。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白坚武于次日记录道：“日军实行占据沈阳、长春等处，蓄心积虑已非一日，所怪东北当局平时既根本准备之毫无，时变到来又无神敏应机应付之可能。事势如此，急初别无良法，惟有以卧薪尝胆之精神，期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再雪此耻耳。”
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白坚武隔日记录道：“日军犯沪。在中国以内乱自争，数月无人之政府不能先事预防，固为自致其侮；而日军一逼再逼，致自焚之祸，将来亦有不堪问之结局也。”以曹汝霖、章宗祥为“卖国党”，视九?一八事变为国耻，希望中国卧薪尝胆，休养生息，训练甲兵以待将来抗日御侮，说明白坚武对民族大义的认识，与时人的主流见解相去不远，可以算作一个民族主义者。
批判训政和三民主义
既然如此，白坚武又为何“落水”？主要原因之一是对国民党的不满。北伐以后，白坚武组阁之梦彻底破灭，政治生命结束。原本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而今只能靠经营货栈为生，成为失意政客。此种地位的巨大变动，使他敌视南京政府。加之白坚武出身法政学堂，早年曾受过民主、自由、宪政思潮的影响，国民党实行训政、以党治国、控制言论，遂更增加不满情绪。
白坚武经常在日记里大骂国民党。他认为，国民党标榜训政却无法可依，较之北洋时代实为历史的倒退：“党人所取舍恒以孙中山为护符，可谓恶作剧。凡无论若何政治组织，必有根本法为之准据，方可规范一切。今党府而无约法，但凭二三委员口含天宪，任意颠倒为之，无论一般人民之权利生命不知所适从。训政时代而无约法，未知果何据以为训也？”白坚武还对三民主义详细批判，认为其胡乱拼凑、谬误百出，根本不成为一种主义。
白坚武敏锐地看到，国民党虽然标榜一党专制，内部却勾心斗角，纠纷不断。汪兆铭有汪兆铭的主张，胡汉民有胡汉民的主张，乃至人人都有，却又不敢公开为自己所见，假托孙中山名义。对于蒋介石和其他军事首领持续发动内战，罔顾日本问题，以致坐失收复失地的良机，在建设方面亦不上轨道，他更表示非常愤慨。他在日记里以打破此种一党专政为志愿，并表示出任何时候都不与党国发生关系的决绝态度。
著书立说与学说不行
当然，政治上彻底边缘化的白坚武并未完全与党国决裂，也曾试图用自己的思想或理论去影响政治。1927年以后，他为解决中国如何面对资本主义的难题，提出了所谓“教育公有”的观点。在他看来，为消灭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既保护资本主义，又遏制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其解决之法不在共产革命和阶级斗争，也不完全在劳资合作或实现阶级调和，教育公有才是根本性的解决之法。教育公有即国家保证每一个孩子平等的教育权，实行一种强制的教育。如此，便可以使贫穷者免遭无力求学之虞，也使富人不得依靠其经济实力，使孩子享受特殊的教育资源。白坚武认为，虽然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不同，但国家必须提供这种平等的机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种社会政策的调节。
其说实际平淡无奇，但白坚武自信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日后必将大行于天下。他托在国民党内任事的旧僚将自己的意见转交中央，但转交后无人理睬。当时的政治情形也不利于白坚武。他将《教育公有论》写成小书在中华书局出版后，正值1929—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国人目光都集中于这场战争，这本书没有引起任何影响，亦少有人关注。白坚武手中没有权力，其思想无法转化成实践，学说不能行于天下，成为心中的隐痛。
幻灭后追求北人自决
学说不行之后，白坚武选择彻底与国民党决裂。在他看来，东北沦陷、伪满洲国建立，也是因为国民党统治无能，对日不和不战，将希望寄托于国联身上，才酿成此果。他评论道：“当东北事变甫起，内而振作威信，外而负责交涉，有忍辱负重之当局，早已收回失地。乃党府诸人除滥发不负责任之言论外，即依赖虚而无当之国联，一误再误，不可收拾。”又谓：“中国已内乱自争，数月无人之政府不能先事预防，固为自致其侮，而日军一逼再逼，致自焚之祸，将来亦有不堪问之结局也。”
由此，他认为国民党没有能力解决对日问题。尤其是，以江浙人为主体的国府要人，非但没有资格处理北方之事，只会出卖北方的利益。作为北方精英，他有资格起来代表北方人处理对日问题。那么，白坚武对于日本的侵略究竟持一种什么态度？首先，他认为，中国国力弱，凭血气之勇，动辄言抗日、开战，必然导致亡国。其次，他不认为日本真的可以吞并中国，“日本人决不足虑，以蒙古人之武力可以征服全球，而以其民族无政治方法、无种植能力，宰制中国仅80余年即为朱洪武驱之漠北。日人不如蒙古远甚，而其殖民能力人所共见。中国但患内部不统一无方法耳，若能自强，即使日本取得铁路权、商租权以去，20年后仍可归来耳。”
因此，现在的办法就是谋求与日本合作，避免正面冲突，忍辱负重以后再图谋“救国”。国民党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在抗日问题上一向比较强硬，显然会造成中日矛盾扩大化，成为阻碍中日合作的因素，必须除掉国民党在华北的势力，由华北人掌控北方的局势，以后再逐渐谋求摆脱日本人的控制。但是，白坚武无兵无将，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于是，他开始主动与日人接触。1933年初，在日本特务何庭流的引荐下，他与日人紧密联系。
刺杀大员与策划暴动
所谓“曲线救国”，到底是白坚武的真实想法，还是希望自己掌握权力，重现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代呼风唤雨的辉煌？或许两者兼而有之。日本人当然也希望驱逐于学忠等阻碍其侵略华北的势力，遂与白坚武一拍即合，给予金钱资助，使其在华北建立秩序，驱逐国民党势力。1933年，白坚武策划了刺杀于学忠的事件。
退居东北的白坚武，仍时刻以“救国”自命，并无时无刻不陷入“救国”的焦虑当中。为了建立一支真正忠于自己的军队，白坚武仿照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组建了所谓正谊社。正谊取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由白自任总裁，下设军事、政治、外交三部，定宗旨为：“本社以知仁勇教纲救国。社员应以服从教纲者服从领袖。社员须不诈不懦，知行合一，违叛者严重惩罚”。对于那些不甚读书的兵士，则以北人自决动员。他号召“凡会员当打倒国民党之蛮子，以强中国”。这无疑是一个法西斯组织。
白坚武采用利诱的方式吸收社员，北平军分会铁甲车队中队长段春泽便是其中的一个被收买者。双方约定，合兵一处以铁甲车队伺机攻打永定门，占领北平城，事成后给予段春泽高官厚禄。于是，便有“丰台事件”。然而，此事已被北平方面事先侦知，遂严阵以待，使白坚武军功亏一篑。日人不满于白坚武办事不力，并知悉他并非真心实意投靠，遂对其不予信任。其后，白坚武亦未参加其他日人组建的伪政府，因此不受日人庇护，等待他的只是噩运。果然，1937年，在宿敌冯玉祥的诱骗下，白坚武遭逮捕并被枪杀。
救中国外衣下的悖论
白坚武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最终“落水”成为汉奸首领，其选择决不能仅以“堕落”视之。作为“南方政权”的国民政府建立后，对北方势力的压制，以及推行的一党训政，导致许多北洋旧人的不满。由于国难深重，国民党处理东北及华北问题不力，白坚武以北人领袖自命，希望能够由北人来自决北方问题。他认为中日实力悬殊，直接抵抗必将亡国，应采取曲线策略，遂谋求与日人合作，日后积蓄足够的实力后再谋求独立。
由此，他选择在日人的帮助下，逐步夺取华北的权力。整个过程中，白坚武一直以爱国自居，甚至认为惟有自己才真正负有救国的重大使命。这固然是他不断为自己寻找心理支撑，似乎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我欺骗。只是，此种另类选择的“救国”实不高明，最后只能以“汉奸”之名告终。不过，白坚武的选择，还是提醒我们，在对待“汉奸”问题上，应该注意到具体情况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