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如何变成画像上的“毛主席”的？
1949年以后，新政权得以逐步掌握全国的出版系统，对领袖像的印刷、发行的统一管理，尤其是内容上的标准化，也终于成为可能。管理部门不仅处理基层上报的问题，更主动发起调查，收集情况，形成意见，指导工作，由此积累的大量官方文件，也成为我们观察此间文化政治动态的独特材料。
私营出版者的出局
1950年2月25日，政务院文委报批了《关于绘制出版毛主席像暂行办法（草案）》，其中第一条便规定，“业经规定之毛主席标准像，由出版总署责成新华书店统一印制发行。”由此，标准毛泽东像的印制发行便成为国家垄断的事业，私营出版商在需要复制标准像时，必须取得出版总署允许。在非标准像方面，私营单位也必须先将欲印的照片或画稿呈交当地所属省（市）政府的文教主管机关审阅，审阅批准后始能付印。同样需要报批的，还包括“塑造、浮雕、刺绣及瓷制等等之毛主席像。”除此以外，《办法》还特别提到了政治活动中的情况：“凡属开会游行时应用之毛主席画像，均须依照新华书店印制之画像（不限于标准像）绘制，并须精心制作，不得潦草。”
一、摹绘、复制应以人民出版社及人民美术出版社或其他国营出版社最近印行的毛主席图像为标准。
二、印刷必须清晰。
三、不得用作商标。
四、不得印在营业广告，营业招贴和各种装饰品上。
五、不得与反动分子并列在一起。
由这五项规定可以看出，领袖像的印制发行在当时已有成为某种逐利行为的趋势，成为招揽顾客、吸引眼球的工具。为了反拨这一倾向，加强、纯化其政治性，私营单位进一步被清除出领袖像的印刷发行领域，“国营出版社”成为唯一的标准制定者。
1953年，出版总署审查了上海的东方红、华美、长春等几家私营出版商，发现了大量问题，除了图像失真与排列次序不对等老问题外，还有的随意附加不准确的领袖“传略”，图片底下的说明文字也多有错误，“甚至有把斯大林像标为列宁的。”在国家看来，“这些私营出版商出版领袖像纯以投机营利为目的，不顾及出版领袖像的政治严肃性，影响很坏，不应任其流行。”在此调查基础上，出版总署下发《关于处理私营出版商出版领袖像的通报》，对私营出版业的管控，可谓层层递进。首先，对于没有图片出版资质（如本身无绘画人才）的出版者，“原则上只准其按印刷业登记，不准其按出版业登记，通知其只准承印印件，不得自行出版图片画册。”其次，对于原有图片出版基础的出版者，准许出版一般的图片画册，“但要口头通知他们，不得出版领袖像（包括我国党政首长、各国共产党领袖及各兄弟国家政府首长。）”对于个别由于经济原因，坚持要求出版的，发给领袖像的标准样张，“令其务必按照标准像出版，并不得擅加文字说明，或用任何形式排列在一起。”然而，这也仅限于个例，“在公开宣布时，应该坚持说明私营出版社一般地不得出版领袖像的原则。”
这里提到的领袖像标准样张，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供给。不过，人美并未因此获得多大的自主权，一方面，它不得直接与私营出版社联系，而必须以出版行政机关名义发给。样张的给与也要严格控制，“不要自动送样张给私营出版业，”只有符合条件者前来索取时，“才酌情给与。”与此同时，总署责成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八开以上不同开张的领袖像，并尽量减低定价，以填补私营出版社留下的空白。另一方面，人美自己出版的领袖像（如《毛主席和农民谈话》），也时常需要送中宣部审批。
领袖像在农村
领袖像的国家化、标准化过程，除了涉及对私营出版者的管控、删汰之外，对农村地区领袖像的审查、改造更是重中之重。领袖像与各种农村民间信仰形式的结合，在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治中历来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建国后，这一传统也得以延续，各地农村画报常常在封面、插图或报头上刊印毛主席的照片或画像。但是，“这些画像的印刷绘制大多不好，不但不能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反而给读者以很坏的影响。”对于以农民运动与基层动员起家的中共而言，这自然是事关重大的政治问题。1951年底，出版总署检查了是年6月至10月各地所出11种89期的农村画报，涉及江苏、山西、湖南、河南、陕西、内蒙古等地，各类画报刊印毛主席像176幅，其中大像15幅，画得不好的3幅，小像161幅，画得不好的92幅，问题比例最高的苏南《农民画报》所刊50幅毛主席像，有39幅不合要求，甚至还出现了将照片印反的情况。
在这次检查基础上，出版总署形成了《各地出版的画报绘印领袖像有很多缺点应予改进的通报》，归纳了“随意勾画”、“画得不像”、“印反照片”、“用色不当”等四种主要问题，批评画报绘制态度不严肃，编印工作粗枝大叶，督促其“提高政治的责任心，认真做好领袖像的编绘工作。”《通报》虽未涉及具体的处罚措施，但其中对农村领袖像问题的审查之仔细，态度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领袖像在农村的发行与传播，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部分。1982年，中宣部发文要求出版部门多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四人合影以及他们同邓小平、陈云的六人合影像，“在今年春节充分供应广大农村，使农户能够挂上四人合影或六人合影像。”次年春节前，新华书店发出内部通知，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中宣部文件，通知特地提到，“春节降临，农村历来有打扫宅院，除旧布新的习惯，各地书店要组织运用各种发行力量，主动宣传、供应，将这两种像及时足量地送到广大农村山区。”
对公开出版物中领袖像的审查工作，并不限于农村。1959年11月，文化部出版局的《出版通讯》就曾指出编绘印制毛主席像不够严肃的状况，“希望再一次引起出版工作者和美术工作者的严重注意，严肃地改进领袖像的编绘印制工作。”1960年2月，文化部下发专门通知，批评沈阳好党员杂志社出版的《好党员》杂志1960年第一期封面刊印的毛主席像“形状很不严肃”，文中措辞比前述《通报》严厉许多：“我们认为在杂志或书籍上刊印毛主席像，必须政治挂帅，必须严肃认真，既不能马虎草率，又不能追求趣味。”在这里，领袖像的问题与“政治挂帅”明确联结起来，这一联结在日后将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后果。
“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自1966年10月以后，领袖像开始减半降价出售，造成了大量亏损。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背后，当然是在文革中达到顶峰的个人崇拜现象。正因此，在文革后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写道了“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条，与之相关的领袖像，也成为棘手的问题。
1981年7月至12月，国家出版局连续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新华书店“立即停止陈列和出售华国锋同志的标准像”，店里现存的标准像，“可就地作化浆处理”。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各地书店当年利润中冲销，“先冲损失后，再计提利润留成。”同时，在计算书店职工的奖励与福利时，这一部分也可以剔除计算。
早在1979年，中宣部在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中就附带提到，印有“万岁”、“万寿无疆”等失时题字和风黄污损的毛主席像应停止发行，作化浆处理。此举或许影响了基层毛泽东像的存量。1981年8月，云南会泽县委员会的赵大荣致信中共中央办公厅，提出了“还是应该印发毛主席画像”问题。信中提到当地有传言说“以后毛主席像买不到了”，在要求继续引发毛像以满足群众要求的同时，赵大荣特地解释道，“象林彪‘四人帮’搞极‘左’和搞个人崇拜那样，不分地点场合，甚至满山遍野都有，那是错误的。而适当地点应该挂他老人家的像，以表示他老人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对毛泽东像的印制出售所作的这番曲折辩护提醒我们，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在当时或许已经影响到了领袖像的发行。此信稍后被转到新华书店总店，总店为此下发了《新华书店总店关于毛主席标准像在门市部必须经常有售的通知》，肯定“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反复强调“毛主席标准像，新华书店门市部必须经常有售。……毛主席像应是新华书店的常备品种，不能脱销，此点务必请各地书店注意掌握。”此后便未见毛主席像缺货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