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行山上（上）【人民兵工故事<18>】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兵器人才学院 ，作者刘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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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行山上

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从敌人手中缴获武器，回击敌人

同时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物质条件

设计制造抗日武装所需的武器弹药

我们的军事工业

在配合游击战、运动战到攻坚战中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土到洋

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山区创建了拥有十几个工厂的军事工业。它是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关于“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的精神，于 1939 年前后在各部队修械所的基础上陆续创办起来的。

创办初期，八路军总部从延安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抗日军政大学、总部机关和 129 师各部门陆续抽调了近千名优秀干部和技术工人到军工部和兵工厂工作。

我是1940年5月，从抗日军政大学培养无线电通信等特种技术人才的特科大队调到军工部从事军工生产工作的。

当时，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后勤部长亲自从总部送我到几十里外的军工部机关所在地山西省黎城县上赤峪村就任军工部部长。

一路上几位领导同志谆谆教导我，要克敌制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

2

发动群众

要有武器

敌人之所以敢于发动侵华战争，主要是凭着他们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企图用武力来征服中国。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不是武器而是人，但武器却是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如果我们每个为正义而战的抗日战士都有武器，有好武器，就可以用较小的损失、较短的时间取得最后胜利。

武器从哪里来？靠国民党政府配发，当时希望渺茫；靠缴获敌人的，代价太大，往往为夺取一支枪要付出重大牺牲。

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制造

首长们再三叮咛， 殷切嘱托我一定要抓紧把军工生产搞起来。

我虽然在国外学习过一些工业技术知识，又在闽浙赣根据地的洋源兵工厂担任过一段领导工作，但总的来说， 对军工生产并不懂行。

作为一名革命的学生，我抱着学着做、做着学、边做边学的态度，和同志们一起从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结合根据地的物质条件， 为改善我军的技术装备全力以赴。

从修理制造枪械起步

我到军工部以前，先来的同志遵照首长的指示，已集中了各部队的随军修械所：

��在黎城县水窑山建立了兵工一所（所即工厂）

��在和顺县西安里村建立了兵工二所

��在辽县高峪村建立了兵工三所

这三个所主要是修理枪械， 生产步枪

接收武乡县工会的鞞山工厂，改建为柳沟铁厂，生产手榴弹

总部首长对这几个兵工厂视若“掌上明珠”，在筹建水窑兵工厂时，朱德、彭德怀、左权亲自勘察地形，确定厂址，调兵遣将，解决疑难；工厂落成后，又派总部特务团担任警戒。总部首长的足迹遍布各个工厂所在的村落。

朱德对工人谈笑风生的讲话，与职工同吃一锅饭的简朴作风，给作出突出贡献的工友的题词，在职工中广为流传。

当时，兵工厂的设备很少，多数生产工序是手工作业。

从豫西来的手工造枪工匠技艺较高，凭借虎钳、锉刀等简陋的工具就可以造出枪来，1939 年阳城豫晋游击支队修械所韩忠武等人手工制造出几支手提式冲锋枪。

朱德看了十分高兴，亲切地接见了他们，还派人送来大米、腊肉以表慰问。

可是用手工造的枪尺寸不规则，许多零件不能互换，各厂造的枪型号、规格不尽相同，性能各异、产量少、质量差、成本高，常常在战斗中发生故障，甚至伤害使用者。

怎样把各种规格的枪支统一起来，实现步枪制式化，这是当时必须解决的一件大事。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刘伯承曾给我很大的启示。

那是 20 世纪 20 年代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时，有一次他向我讲述有一些国家单纯追求步枪的射程，把枪管搞得很长，很笨重，结果是射程越远命中率越低。

刘伯承认为，步枪是一种近战武器，只要能在200米以内射击准确，越轻越灵巧越好。

我们本着这个战术技术要求，又根据山地游击战争的特点，提出了新的步枪设计方案， 由水窑一所副所长刘贵福组织设计试造。

刘贵福原是太原兵工厂的技术工人， 1938年投身革命，曾在延安茶坊兵工厂参加过无名式步枪的设计与制造，是一位造枪能手，1939 年冬调到太行山。

1940 年8月1日

我们终于造出了第一支自己设计的新步枪。

这种枪汲取了“捷克式”“三八式”“无名式”以及 “汉阳造”等步枪的优点，它的长度比一般步枪略短，比马枪稍长，取名为“八一式”马步枪。

枪的刺刀紧紧连在枪筒口部，平时蛰伏在枪杆上不会丟掉，肉搏时能自动弹出展开。

全枪重3.36公斤，口径7.9毫米，射击准确， 刺刀锋利，枪体轻巧、坚固、外形美观。

我们背着新枪到总部汇报，彭德怀、左权见后十分高兴，拿着枪边看边做刺杀动作。

特别是在场的徐向前背上枪不肯放下，笑着说：

“我当兵能背这种枪，不吃饭也高兴！”

彭德怀当即责成军工部迅速组织批量生产。

我们按照工业化生产的要求，将此枪的图纸、生产工艺分发到各造枪厂，统一生产八一式马步枪，从此太行区实现了步枪制式化。

在组织生产过程中曾遇到许多困难，其中包括原材料和设备问题，但这不是主要方面，因为我们在设计样枪时，早已考虑到这些条件。

最大的困难在于工人的技术水平相差太大，工人来自四面八方，从城市大工厂来的产业工人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从农村招收的铁匠、银匠、铜匠、木匠、锡匠等游动手工工人和农民， 要从手工作坊式的单件生产方式转变为工业化的批量生产方式，他们很不习惯，有的甚至反对。

我们经过政治动员，教育工人认识工业化生产的重要性， 并要求大家严守工艺纪律，严格执行生产过程中的检验制度。

同时，组织工人学文化，从识字开始，逐步学会看图、英制公制换算、使用量具、公差配合、机床操作，使他们逐步掌握了各种基础技术知识。

经过大家的艰苦努力， 终于把一大批来自乡间的匠人和青年农民，逐步培养成了太行山上的第一代产业工人。

之后，大家都能自觉按工艺要求进行生产，每支枪的零件都经过样板检验，从而保证了枪的质量，产量也不断提高。

1940年

我们共生产步枪3300多支，部队战士拿到这种枪后笑逐颜开，使用效果比“三八式”好， 很受部队的欢迎。

1946年

解放太原时，彭德怀拿着缴获的阎锡山兵工厂制造的步枪说：

“这不如我们水窑的枪好。如果那时我们造枪用的不是道轨钢，质量会更好。”

在解决步枪制式化的同时，军工部还在太行山上兴办了枪弹厂。

开始， 由于我们没有冶炼黄铜的设备，不能自制枪弹壳，只能从部队回收旧弹壳制造复装枪弹，月产四五万发。

1944年冬

我们采用电解技术，以制钱（圆形方孔铜钱）和铜圆为原料，冶炼出了三七黄铜，从此，开创了全新枪弹的制造历史。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共生产枪弹 790 多万发，基本保证了我军作战的需要。

1940年秋的一天

彭德怀找我，讲到我军在阻击敌人发起的近距离冲锋时，常常遭到日军五〇小炮的轰击，压得我们的战士抬不起头来，甚至造成很大伤亡，难以发挥我军的近战优势。

他问我有什么好办法能压制敌人的火力。我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也制这种小炮！”

随后，组织技术人员对日制掷弹筒进行解剖、测绘和试造。

9月

彭德怀亲自参加军工部生产会议，要求日夜奋战，抓紧试造。按照彭德怀的指示，军工部组织水窑一所、高峪三所、柳沟铁厂三个单位的技术人员，于十月开始了五〇小炮的研制。

五〇小炮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明的一种单兵小型火炮，体积小，携带方便，结构简单，使用灵活，适于山地作战。

在太行山上制造它必须解决两个难题，一是钢材；二是加工条件，特别是炮筒和炮弹壳的加工。

我们依靠民众的力量和智慧，奇迹般地解决了这两个难题。没有钢材，把民兵组织起来拆毁铁路道轨，把敌人的铁路交通线变成了我们军事工业的“钢铁厂”。

一门五〇小炮的炮筒用一米长的道轨面，经过加热，在高温情况下反复镦打，锻成 400 毫米长的圆柱体，然后在机床上加工成形。

没有加工炮筒来复线的设备，技术人员就改炮筒为滑膛结构，增加炮筒长度，保证射击距离及精度，并改日制平头炮弹为曲线炮弹。

几经改进后，到 1941 年年初， 水窑一所、高峪三所分别试制成功两门五〇小炮，随后投入生产；经实战验证，我们制造的五〇小炮比日军的更适用。

突破白口生铁韧化处理技术

有了五〇小炮，还必须有大量的炮弹。解决炮弹的生产问题比制造五〇小炮更困难。

炮弹的原料主要是钢或灰口生铁，而且需要量很大，用道轨钢满足不了需要，根据地又没有灰口生铁，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是设法利用当地盛产的白口生铁。

太行山区有煤和铁矿资源，当地群众有传统的土法炼铁技术。白口生铁含碳量高、质硬而脆，不能切削加工，是铸造地雷、手榴弹壳的好原料。但炮弹铸造成型后，车弹口、弹带和尾部要求表面车光、尺寸精确，两端还要挑出螺纹丝扣，以便安装引信和尾翼。

如何把白口生铁铸成的炮弹壳

变成可进行切削加工的半成品呢？

这是解决炮弹生产中

必须首先突破的技术难关

我们在武乡县柳沟铁厂成立了试验小组，派了曾留学德国的冶金专家陆达同工人合作，把美国式的黑心韧化处理工艺，同太行山的焖火技术结合起来，发明了火焰反射加热炉，经过这种加热炉焖火处理的炮弹壳表面的碳被析出，形成铁素体，即可进行车削加工。

白口生铁焖火技术试验功成后，于1941年4月在太行山上开创了大量自制炮弹的历史，这是根据地军工生产上的一件大事，是冶炼工艺的一次飞跃。

从1941年5月起

军工部成批生产出的五〇小炮和炮弹，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装备部队，使我军在战场上有了能与日寇相抗衡的火力。经常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使敌人震惊，以为八路军在太行山建立了现代兵工厂，有了先进的设备和外国专家。

抗日战争期间

我们用这种方法生产了20多万发五〇小炮弹及其他炮弹。后来进一步改进了工艺，增加了检测手段，提高了炮弹的质量和产量。

解放战争中

在太行山上建立起来的这批兵工厂为华北、华东战场决战提供了425万多发炮弹，大大地增强了我军的攻击火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多次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从黑色火药到黄色炸药

火炸药是军工生产的基础，1940年百团大战后，国民党政府停止了对我军弹药的供给，彭德怀指示军工部尽快制造无烟火药，首先把枪弹发射药搞出来，做到复装枪弹火药自给。

枪弹发射药是无烟火药的一种，我对制造无烟火药是外行，经查阅职工档案， 发现军工部有几位懂得无烟火药制造的同志，其中有在高等技术学校化学系毕业的王锡嘏，有曾在太原、重庆火药厂工作多年的王化南、白英等人。通过向他们学习，共同研究，确定从试制硫酸入手。

我们的技术人员依据铅室法制造原理就地取材，探索新的制造工艺装备，在晋察冀根据地火工制造技术的启发下，釆用老百姓盛水或储粮用的陶瓷缸和陶管（陶瓷具有良好的耐酸腐蚀性能），把同样大小的缸两个一组对口的垒成塔形代替铅室制作硫酸。

1941年11月，该方法获得成功。

在制造出硫酸的基础上，1943 年 9 月，我们的化工厂在几间废弃的破房里，以棉花和硫酸为原料，用大铁锅脱脂、陶瓷缸硝化、石磨辗棉粉、土坑当烘干机、面杖当辗辊、剪刀代替切片机等土办法，制造出了首批硝化棉发射药。

在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派人协助下，于1944 年冬，我们设计制造出了生产无烟火药的成套设备，并在太行山上兴建了有 500 多人的化学厂，开始了发射药和炮弹炸药的大批量生产。

1945 年年初，又根据张方的建议，开始了烈性炸药的研制。

一方面在涉县赵色镇白滩寺的利华肥皂厂用大麻油和石灰水制作钙皂，从生产钙皂的过程中提取副产品——甘油，再把甘油滴入混酸（硫酸与硝酸的混合物）中硝化，生产出硝化甘油。

硝化甘油是一种液态烈性炸药，敏感度很高，生产它需要有严密的安全措施。当年，我们没有任何安全防护。

每天在气温较低的拂晓，工友们蹲在山泉小溪边，端着盛有3.5 公斤混酸的瓷盆，将半公斤甘油慢慢滴入盆内，借流水从盆底通过，使盆内硝化温度保持在10摄氏度至17摄氏度之间。若发现盆内冒烟，即是爆炸的前兆，需立即将盆沉入水底。

我们的兵工战士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生产条件下，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克服了技术和设备上的困难，成功地创造了制造硝化甘油的“盆式硝化法”。

硝化甘油的研制成功，为根据地生产烈性炸药奠定了基础，从而结束了总部军事工业只能生产低级火炸药的历史。

到1948年，太行山上已有三个化学厂，职工2000多人，年产发射药136吨，各种炸药2511吨，并能生产酒精、煤油、肥皂等民用产品。

刘 鼎

（刘文山供图）

刘鼎，1902年生，四川南溪人，我国军事工业的创始人和杰出领导人，被誉为“兵工泰斗”。历任中共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国共产党驻东北军代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特科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太行工业学校首任校长、中央军委联防司令部军工局副局长、晋察冀军区军工局副局长、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副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兼兵工总局局长，二机部、三机部副部长，航空工业部顾问等职。

原标题：《在太行山上（上）【人民兵工故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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