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定红色记忆】回忆郎普织边区游击队
回忆郎普织边区游击队高克敏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九四八年十月，中共湖南地下党员刘独清等同志在伪第二军中搞地下工作，我经他介绍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十月，因组织伪第二军起义失败,党组织派我回贵州，组织地下革命武装打游击，配合解放大军作战，争取全国早日解放。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我回到家乡郎岱县龙场。在活动中，遇到在那里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共贵州地下党工作人员李致远同志，通过互相考验和了解，我俩就携起手来，开始了郎岱织边区游击队的组建工作。此后，由于与湖南地下党失去联系，我就在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下工作，直至解放。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为了培训游击队的干部，在龙场街上成立了一个“失学青年补习班”。由胡荣春、李致远负责讲文化课，我负责讲军事和哲学。
同月，以“失学青年补习班”为基础扩大建立武装小组，吸收十余人参加。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月，我地下武装在郎岱、普定两县的边界一带发展，约有郎岱县龙场方宗应支部三十人，郎岱县鼠场严佐清部十五人，普定县波治高克昌部十人，普定县梅子关李仲文部二十人，共计地下武装约七十余人，枪约五十余支，是以上这些同志，点燃了革命的星火。
一九四九年二月底李致远接兰华富同志通知，到把式寨参加攻打伪郎岱县政府的会议。随后我也接到王舍人、刘元等同志来信，要我们去攻打郎岱县城。我当即派李仲文、严佐清同志率约30人前去参加，并亲自到岩脚去通知一些同志研究决定:组织剩下的游击队员，把驻龙场的敌保警队拖住使该敌人不能回援郎岱，并乘机在敌人返途中将其击溃或消灭，用打援的办法来帮助攻城。
郎岱“三·三”暴动失败的消息，当天就传到龙场，驻守龙场的敌保警队迅速离去，我们由于知道暴动失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就放弃了这次无胜利把握的战斗，继续执行分散隐蔽活动政策。
由于暴动失败，我们地下武装的发展遭到重大挫折，我和致远、胡荣春因身份暴露，就决定暂时离开龙场，由尚未暴露身份的方宗应同志负责对李仲文、严佐清部的善后处理和领导整个地下武装的活动。我和李致远、胡荣春同志转移到安顺活动，并决定由高克惠同志负责方宗应和我们之间的联系。
一九四九年三月，我们在安顺建立了两个联络站。一个在安顺双桥路十九号高承智家，一个在火箭道秦边林开莲家。我和李致远同志分别在这两个地方接待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同志。他们俩家对地下工作人员积极掩护和支持，对游击队的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九四九年四至五月，为解决游击队的武装问题，我们研究决定私刻证件掩护身份。同时，又利用同志们不同的社会关系，组织部分同志打入在安顺新成立的伪343师新兵部队，最初的目的是组织抢枪活动，增强我游击队的实力。当时打入伪军的同志，除我和胡荣春同志外，还有张远龙、黄定儒、罗治中、傅畅茂、刘登福、张时飞等同志。我们分别担任其1027团和1028团的连、排、班干部。由于同志们积极大胆地工作，约于五月底前，我们基本上掌握了该师两个团中的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和一个炮兵连，成果颇大。这时我们的计划是:通知我地下武装方宗应、高克昌、李仲文、严佐清等同志率其所部集结于安顺张家平一带，乘敌343师尚未把武器发给士兵之前，里应外合，将该师消灭于安顺，然后席卷普定、郎岱、水城三县，并于水城建立根据地。但当时我们派去带领游击队的龚国勋未归，而我和李致远同志因联系频繁而被发现，以致我遭毒打，张远龙、黄守儒被敌人捆绑审讯。虽敌人一无所获，可我们的活动受阻，于是，决定乘敌人未弄清之前转移，当时除留下未暴露的胡荣春、张时飞两同志继续在伪军中监视敌人的行动外，其余同志由我带领全部撤出。
一九四九年六月至七月，我们活动于安顺、贵阳、普定、郎岱等地，在活动中，我先后发展了石中明、唐淑珍、梁开成等同志，并在普定波治帮助高克昌同志扩建地下武装。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二日，中共贵州地下党省委书记张立同志来安顺检查，指导我们的工作。当时，我在普定县活动未归，李致远同志向他汇报了我们地下武装的组织活动情况后，张立同志对李致远同志指示说，“我解放军巳向江南进军。贵州是敌人老窝，山多路险，交通不便，估计解放贵州很可能出现拉锯战。你们要尽可能准备好条件，抓好武装斗争，开展游击战，配合解放军作战，迎接贵州的解放。除整顿好郎岱、普定现有的地下武装之外，可以在织金作一些工作，积极慎重地发展队员，并对队员作好纪律教育……”。张立同志还给了李致远一些文件。
我回安顺后，李致远同志对我说，“党的领导人张立同志来安顺作了指示……”兴奋地向我转达了张立同志的上述指示内容，并把《古田会议记录》的小册子交给我。我们俩认真研究讨论后，决定由我去波治召开游击队干部会议，贯彻省委指示，把游击队整顿好。于是，一九四九年七月下旬，我在波治召开了游击队的主要干部会议。
参加波治会议的人员有:龙场的方宗应、高克惠、龚国勋，梅子关的李仲文、安欣、李仲武，波治的高克昌、高克兴、高松培。为会议服务搞通讯保卫工作的有高守权、石中明、龚国明等同志。我在会上传达了张立同志的指示以后，读了《古田会议记录》，经过学习和热烈讨论，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省工委的指示及时、正确，解决饥渴。大家表示立即行动起来，争取为贵州的解放多作贡献。会议根据省工委的指示结合我游击队情况，经过热烈认真的讨论，作出如下决议:
(1)为了有利于下一步作战的需要，同志们一致同意把现有的波治、梅子关、龙场三支武装合并成一支统一的队伍，以克服分散性和组织松散的缺点。根据地理特点，一致同意命名为“郎普织边区人民游击军”，“还建立郎普织边区人民游击军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军。这三支武装统一编成三个支队，即龙场为第一支队，支队长方宗应，共60人；波治为第二支队，支队长高克昌，约50人；梅子关为第三支队，支队长李仲文，约40人。规定平时各支队分散活动，如遇某支队受敌攻击，则三个支队集中对敌。
(2)为了树立同志们的组织观念和对组织的信赖思想，鼓舞同志们的士气，加强组织领导力量，决定制定军旗和刻制公章。并决定公章由龚国勋刻制，军旗由金运兰绣制。会后几天，章旗均巳制好。公章镌刻着“郎普织边区人民游击军指挥部”几个字，为长条方形，军旗是在红旗中央绣一颗五角星。章、旗均交由方宗应同志负责保管使用，作为我军的对外标志，对内则起着发号施令的作用。(旗于一九五零在普定县大队复员以前保管员高大成同志交到普定县财政科)。于是“郎普织边区人民游击队”在中共贵州地下党省工委的指示下，正式宣告成立。波治会议是这支革命武装发展、壮大的里程碑，标志着郎普织边区人民铁拳的形成，它为这一地区反动派的灭亡敲响了丧钟。
(3)明确游击队的领导成员。与会同志通过民主方式一致推选高克敏同志为游击军负责人。并由高克敏提议，通过方宗应、高克昌、李仲文为一、二、三支队队长，还明确在高克敏外出时间，指挥部的领导工作由方宗应同志代理负责，由高克惠担任联络员。
(4)决定向地主、豪绅等有枪阶级借枪弹或强制其交出枪弹，并向他们借钱以维持和壮大游击队。同时派人打入伪乡公所、保警队和各机关、学校等社会各部门，争取各方面的力量等等。
(5)开展宣传工作。揭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国民党保安团等反动派在地方上历年的种种罪行，发动群众抗兵抗粮，减租减息，拥护共产党，参加和支持游击队，推翻反动政府等等。
我回到安顺后，为了实现安顺、普定、郎岱联成一片解放区的设想，和李致远同志研究认为，现在安顺大洞口任小学校长，和我们接近几个月的老同学杨德富，思想进步，决定发展他参加革命。于是，我就通过杨德富到大洞口，以小学教师为名发展武装。
一九四九年八月上旬，我和唐涵珍等同志到大洞口开始执行计划，我们以杨德富同志出面，通过办“农民识字夜校”的形式，最后建立了一支约80人的“大洞口游击队”。十月，又在大洞口建立了一个“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这支游击队对解放安顺作了贡献。(我已有专题叙述，本文从略)。
一九四九年九月初，高克惠、蒋应奎两同志分别到大洞口向我汇报郎普织边区游击队的备战情况和打算后，我同意了他们夺取伪龙场乡公所的计划，并委托方宗应同志负责组织执行。
一九四九年九月中旬，方宗应同志争取了伪龙场乡自卫长蒋文波及全队队员十余人起义。九月下旬，组织了一次喝生鸡血酒的誓师大会，在共有骨干三十余人参加的会上，罗松培、张亮才、田庆美等都作了情绪激昂的发言，表示“身家性命”都在所不顾，坚决跟着共产党走，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誓不罢休的决心。随时作好战斗准备，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真是群情激愤，只等令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龙场游击支队在方宗应同志领导下，公开夺取了龙场乡公所，抓获伪乡长田瑛、副乡长张少贵等人，并乘胜消灭了伪贵州警卫营营长夏琪所带的一个警卫班，俘获其全部人员和武器。这次战斗共缴获长枪30余支，子弹千余发。之后，一方面协迫伪乡长田瑛、张少贵起义，要他们组织两面政权，隐蔽真情，仍用伪乡公所名义敷衍郎岱县政府和岩脚区公所。同时，由远而近，强借和收缴地主、豪绅的枪支武器消灭地方反动势力。
敌人终于发觉了我们。十一月初，敌军约两个营兵力偷袭我龙场支队，我二、三支队闻讯支援，与敌人激战一日，敌人天黑前退去。这一仗双方互有伤亡，我军被俘一人，受伤两人，我的女儿被打死，侄女被吓死，父亲被打伤。
次日，敌又来攻，且数十倍于我。由于力量悬殊过大，故决定放弃龙场根据地，撤至鸡冠山、梅子关一带与敌周旋。数日后，方宗应同志派蒋应奎、高克惠来安顺找我回去。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我和李致远向解放安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四十九师政治部汇报了安顺一带敌人的情况和我大洞口游击队及我郎普织边区游击队的活动情况。经研究后，政治部主任吕鸿同志指示说:“李致远同志仍留安顺城里工作，与党组织(解放军)保持联系;高克敏同志可把大洞口游击队交杨德富同志领导，立即转回郎普织边区游击队，配合解放军解放普定、岩脚、郎岱、六枝等地……”。我们立即根据他的指示行动，吕拿了一些《共同纲领》和其他一些宣传资料给我带回。
十一月二十日，我和蒋应奎、高克惠一道回到郎普织边区游击队。当晚，在鸡冠山召开了游击队的干部会议。会上，我讲解了解放的大好形势，传达了我们要配合解放军作战的任务，并重申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优待俘虏的政策等等，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根据作战的需要，对部队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布置:
(1)把原来的三个支队，改为三个大队，原来的支队长改称大队长，虚张声势，迷惑敌人。
(2)充实和健全指挥部的组织领导机构，直接指挥各大队的军事行动和其他一切工作。指挥部内设作战、联络、后勤、保卫各组，分管游击队的各项工作。
明确领导人选。首先，与会干部以民主方式选高克敏同志为总指挥员，然后高与方宗应同志商量，作出对各大队干部(包括指挥部各组组长)的任命:一大队大队长蒋文波、副大队长田庆美，有战斗员200人;二大队大队长高克昌、副大队长严佐清，队员150人;三大队大队长李仲文、副大队长叶明光，有队员约120人。指挥部作战组组长方宗应，联络组组长高克惠，宣传组组长胡荣春，后勤组组长龚国勋，保卫组组长蒋应奎，警卫队队长张远龙。指挥部约100人。我边区游击队这时共有600余人，枪支约300余支。
会议结束时，已接近第二天凌晨了。于是我派二大队副大队长严佐清率领一个分队去袭击被敌人占去的龙场，敌惶人怆逃,我游击队又重新驻到龙场。
次日，我二大队又出击敌保三团在新桥坡所建的哨所，迫敌人缩回岩脚。
十一月二十三日晨，我全部出动袭击伪马场乡公所，并把指挥部设于马场吴家祠堂。二十四日，派三大队于马场关坡狙击敌人249师，当时俘敌连长一名，士兵数名，缴获步枪二十余支，卡尔宾枪一支，六零迫击炮一门，炮弹三发，子弹数百发。
我郎普织边区游击队自九月誓师大会夺取龙场乡分所后，接着连续派小部向岩脚敌保安团和其他的敌统区出击。至十一月底为止，经我部夺取和控制的乡镇有:郎岱县的龙场、鼠场;普定县的马场、煤洞、羊场、腊柳、化处;织金县的白泥、倮木等七乡一镇地区。我们在控制区域用“郎普织边区人民游击军指挥部”的名义发布安民告示，宣告打倒三座大山，自由解放，宣布人民当家做主的政策，宣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优待俘虏的政策，号召人民拥护共产党，拥护《共同纲领》，安心生产，积极支援前线，支援解放军和游击队，支援全国人民的早日解放等等。另一方面，我们收缴地方豪绅的枪弹，清除土匪，维护社会治安。同时，向地主豪绅借钱借粮，解决部队的吃饭问题，并在龙场、鼠场、马场、白泥等场坝征收工商税以补助部队伙食的不足。当时宣传的方式有:搭台演讲、扭秧歌、花灯戏、踩高跷、贴标语等等。通过宣传，我们控制的地区，当时变得欢声雷动，热火朝天。第一次挣断锁链的农民站起来了，实苦的人们无不欢欣鼓舞,扬眉吐气。深山野岭,到外响着“共产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的呼声。而此时，六枝、岩脚一带的敌保三团、保五团、预备团、援防军等约一个师及其他反动派，却惊恐万状，龟缩不出，惶惶不可终日，常常自惊自叫:“共产党来了!”“解放军来了!”“八路军来了!”“土八路来了!”……。
一四九年十二月初，中共普定县委派武装部长巩安君和公安局股长乔庆林同志代表普定县委到马场与我联系，请我们支援县委的建政和剿匪等工作。我热烈欢迎他们，并欣然答应了他们的一切要求。
大约在十二月二十日，我游击队奉解放军安顺军分区之命调安顺整训。出发时，有部分人不愿离家，因此到安顺整训时只有五百多人。整训期间，中共安顺地委组织了一次会师大会，参加的有地委的党政代表、解放军代表、地下党游击队代表。地委通知我和李致远同志参加了这次大会，地委书记白潜主持会议，我和王舍人等在会上发了言。我汇报了从“三﹒三暴动”起同志们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壮烈事迹，倾吐了对党、对解放军的热爱之情。
整训大约半个月，按军分区首长指示，我部整训为普定县大队。军区任命我为大队长。原指挥部的各级分别整编为大队部的管理、宣教、供给三个股和侦察、通讯班，还有一个小炮排，原来的四个大队和独立中队，其他的三个大队三百多人分别整编为三个区队(连队)，原游击队大队长改任区队长(连长)，整编后的连级干部情况是:
一区队长蒋文波、副区队长方宗应;二区队队长高克明、副区队长王祥；三区队队长蒋应奎，宣传股股长田庆美，供给股股长胡荣春。全大队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开到普定，共有指战员450余人，枪200余支。
整编中，根据分区首长和地委书记白潜的指示，抽调有工作经验的周正华、龚国勋等人到地区行署和军分区工作，还抽调高克惠等十多名青年干部到地委干校学习，准备转为地方干部，还抽调张绍吉、刘登福等10人到分区独立营工作。
一九五零年元旦，普定县委书记王耀庭同志召开欢迎大会，组织普定县党政干部和我大队指战员会师，并杀猪慰劳我全体指战员。几天以后，分区通知任命王耀庭同志兼县大队政委，县长宋廉同志兼任第二副大队长。三月，解放军146团调组织股股长常宗惠同志任大队副政委。五月，常调走后又调三营教导员朱智学同志任大队副政委。
郎普织边区游击队结束了它的历史任务，结束了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生活和孤军奋战的困境，终于迎来了解放，迎来了光明。郎普织边区游击队的后身普定县大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安顺军分区的领导下，又走上了新的征途。
普定县大队为郎普织边区游击队的后身，用鲜血、汗水和智慧谱写了人民难忘的几件历史大事:(1)1950年1月上旬，配合解放军151团与匪首李明山、李成举、李成学部约两个团于三岔河激战一夜，将敌击溃，阻止了敌人向南侵占普定的意图。(2)1950年1月下旬，匪首李明山集结普定已开赴云南，城里只有我县大队和县委武装约一个排，普定城内党政人民告急，很是惊惶，我大队在军分区司令员韩国锦同志的亲临指导下，突袭董家庄之敌，猛打穷追，扫除了城郊之敌。于是，粉碎了敌人的普定之围，保卫了新建的普定县人民政府和城内人民的生命财产。(3)1950年2至4月，在镇宁县剿匪中，迅速镇压了一个师的土匪暴动，俘虏其团长黄俊发、孟x x二人，迫使匪师长李伯华日夜奔起，粉碎其占领镇宁的阴谋。(4)1950年1至6月，在普定、镇宁、郎岱三县的剿匪中，共击毙、击伤敌数十名，俘敌团长二人，营长以下五十余人，匪兵约百余人，缴获各种枪支一百多支,子弹数千发,还有一部分军衣、钢盔等军用物资，并在普定铁索桥附近修建了一个非常牢固的碉堡等。一九五零年六月，奉军分区命令，县大队队员全部复员。复员时，我大队补入野战军146团的战士约200人，后来这些人都参加了抗美援朝。此外，调县公安中队58人，调各区作区队战士的58人，回乡的30余人，调各地方任干部和教师的数人。我调普定县人民政府建设科任副科长。至此，县大队最后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在战争的年代里，游击队的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解放、不怕山高水深、不怕龙潭虎穴、不怕流血牺牲、不怕尸骨弃野、即使父母、儿女遭敌屠杀、房屋被敌人烧毁、爱人遭到侮辱也在所不惜，对革命事业赤胆忠诚。解放后的三十余年中，凡幸存者，也都在各条战线上，根据党的指示和需要，为人民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作新贡献。
为了缅怀同志们英勇斗争的革命业绩，我在这里只能作个梗概介绍。事隔三十多年，记忆的遗忘和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希望参加过郎普织边区游击队的同志们给予补充纠正，并向同志们致以敬礼!
（注：作者系郎普织边区游击队主要组织者、领导者之一。）
总监制：骆世明
原标题：《【普定红色记忆】回忆郎普织边区游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