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25年后再辩：民主仍是历史终结者
编者言：
25年前，美国政治经济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了“历史的终结”之说，名动全球。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前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正走向“终结”，随着冷战的结束，“自由民主”取得全面胜利。1992年，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敷演了这一观点。而在这之后，自由民主在世界各地遭遇巨变，起起落落，前途未卜。很多人都质疑，福山的说法是否已经过时？今年6月8日，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At the “End of History” Still Stands Democracy》，再次为自己的理论辩护。
以下为该文章节译：
25年前，我为《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杂志撰写了《历史终结了吗？》（The End of History?）一文。那是1989年的春天，我们这些经历过冷战中政治和意识形态辩论的人都觉得那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差不多同时期，东欧、拉美、亚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全都出现了支持民主化的社会运动。
历史——从宽泛的哲学意义上来说——并没有像左派人士想象的那样发展下去。历史在自由问题上走到了顶峰——民选政府、个人权利、有限政府看管的劳资关系，等等。
再回首看当初那篇文章，首先很明确的是，2014年与1989年的感觉很不同。现在，俄国掌握着石油美元，是一个民选的威权政府，正在试图收回1991年苏联丧失的国土。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之，老式的地缘政治已经成功地重返世间，全球稳定在欧洲大陆的两端都面临着威胁。
当今世界的问题不只是威权政府在发展，还包括民主政府的疲软。比如泰国，上个月的军事政变刚刚打破了政治格局；孟加拉国，那里完全是个腐败的政治系统。土耳其、斯里兰卡、尼加拉瓜等国家，看似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民主转型，但在实践中还是回到了威权。还有些国家仍然被腐败所侵蚀，这其中就包括欧盟最新的两个成员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不仅如此，发达的民主国家也在遭遇困境。美国和欧盟在过去数十年来经历了几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带来低迷的经济和高企的失业率。虽然美国的经济正在重振，但利益并未得到公平分配；另一方面，美国两极化的党派政治是其他民主国家的榜样。
这样一来，历史终结论还成立吗？如果它依旧成立，是否需要一些重大修正呢？我以为我的核心观点一点不错，但我知道，现在的我对政治发展本性的理解比1989年要清晰得多。
不妨先回顾一下，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经济和政治的变化何其之大。经济方面，从1970年代初到2007—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世界经济产出增长了约四倍。虽然那次的经济危机造成了巨大的倒退，但全球繁荣度仍大幅增加。这有赖于全世界在自由贸易和投资的体系中相互作用。即使在中国和越南，市场和竞争的原则都在起主导作用。
政治方面，也发生了巨变。根据斯坦福大学民主问题研究专家戴尔蒙德（Larry Diamond）的研究，1974年，世界上只有35个民选国家，这在全球国家中占比都不到30%。而截至2013年，民选国家有120个了，占比达60%以上。哈佛大学政治科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把1974年南欧和拉美的民主转型称作“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这一波浪潮随后席卷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亚洲，从而导致民主国家在1989年激增。
基于市场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出现显然得益于民主的扩张。民主的基础从来都是广泛的中产阶级、有产阶级。富人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显然更苛求他们的政府，同时因为他们纳税，所以他们认为官员应该负责。全球中威权政治最坚固的堡垒往往是石油大国（比如俄国、委内瑞拉和波斯湾沿岸各国），因为在这些人们所说的“被资源诅咒”的地方，政府从资源而非人民手中获得大量财富。
即便认为石油大国的独裁者无力改变，从2005年以来，我们也目睹了戴尔蒙德博士所说的全球“民主衰退”。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记载，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民主程度（公正的选举、出版自由等）在过去连续八年的时间内都有所下降。
不过，让我们来看审视一下这个所谓的民主衰退吧。我们为俄国、泰国和尼加拉瓜的威权倾向而忧虑，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国家在1970年代都是独裁国家。尽管2011年在开罗解放广场上有那么几天惊心动魄的革命日，但除了在它最初爆发的突尼斯之外，阿拉伯之春似乎没有给其他国家带去真正的民主。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一个事实：1848年革命是欧洲的“人民之春”（Springtime of Peoples），但接下来又过了七十年的时间，民主才得以巩固。
此外，在观念领域，自由民主毫无真正的敌手。普京治下的俄国、阿亚图拉治下的伊朗虽然在行动中践踏民主，但却言必称民主。在中东地区，有些极端分子幻想重建一个伊斯兰政权，而这并非穆斯林国家大多数人民的选择。从世界范围来看，唯一能够挑战自由民主体制的是“中国模式”——既有权威政府，又有部分的市场经济，还有较高水平的技术官僚和科技能力。
我的历史终结论无意成为一种决定论，或是简单预言自由民主势必取得全球性的胜利。民主得以存在并发展，只是因为人类有意为法治、人权和问责政治而奋斗。这样的社会取决于领袖、组织能力和纯粹的好运。
很多社会不能成为民主社会的最大问题是，它们不能提供民众希望从政府手中获得的东西——个人安全、分享经济红利、基础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支持民主的人都关注对暴政国家的权力限制，这是合情合理的。但他们很少费神考虑如何才能让统治有效。用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话说，他们对“控制政府而非强化政府”更感兴趣。
2004年乌克兰的橘色革命就输在这里。它第一次推翻了亚努科维奇；而在这些抗议者中走向权力的尤先科和季莫申科，都把精力浪费在内争和阴谋中。如果民主政府得以运行，清除基辅的腐败，让国家机器更值得信赖，那么它就能够在包括东部俄语区在内的全乌克兰赢得合法性。但恰恰相反，民主派自毁声誉，为亚努科维奇2010年的复辟铺平了道路。
与中国相比，印度的表现也差一些。印度1947年一建国就实行民主制，但其民主只可远观，不可近赏。这个国家体系中充斥着腐败和官官相护；按照印度民主改革协会（India’s Association for Democratic Reforms）的说法，近来当选的官员中有34%都受到过犯罪指控，其中还不乏谋杀、绑架和性侵等重罪指控。
印度的法治效率极低，许多原告还没等到法院判决结果就去世了。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印度高等法院积压了六万个案件。与中国相比，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完全没有能力为民众提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或洁净水、电力、基础教育等基础服务。莫迪曾经因为纵容民众对穆斯林施暴而麻烦不断，但现在大多数人希望他能一改印度政治的颓势，所以他就当选了印度总理。
美国人也因为过于关注限制权威，而不能理解政府有效运行之所需。2003年，小布什政府以为一旦消灭了萨达姆的独裁统治，伊拉克很快就会产生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但它没搞清楚的是，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是发达国家各种复杂机制互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结果。
不幸的是，美国也遭遇着无法有效统治的问题。麦迪逊起草的《宪法》着力于多方面地制衡各级政府，从而反对暴政，但它现在已经成了“否决统治”（vetocracy）。在当下这种两极化的政治环境下，美国政府既不能有效地前进，也不能有效地后退。
美国还遭遇了一场严重的长期经济问题——虽然最后还是通过政治妥协解决了。但国会没有通过财政预算，共和党去年秋天叫停了全美政府，因为它没有同意支付往年债务。虽然美国经济仍然是奇迹般创新的源头，但现在的美国政府几乎不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值得效仿的对象。
25年过去了，真正挑战历史终结论的不是有什么比自由民主更高、更好的模式取而代之。任何社会，只要深入工业化，其政治参与的诉求就会增加。如果政治精英的这些诉求得以满足，那就实现了某种民主。
问题是，是不是所有国家都必然走向工业化？这是个政治与经济交织在一起的问题。要想经济发展，就需要有某些最低机制，例如有强制执行力的契约，可信的公共服务；但在极端贫穷和政治纷乱的环境下，又无法产生这些基本的机制。历史地看，很多社会通过一些事件走出了这个“陷阱”，在这些事件中，坏事（如战争）总是起到好的作用（例如现代政府）。
第二个问题是，25年前，我没有提政治腐败问题。任何体制运作久了都会腐败。它们会变得僵化、保守；要知道，符合一个历史时期的统治并不必然适用于其他历史时期。
再者，被设计为去个人化的现代政治，却总是被有权势的政治人物掌控。而人类本性又倾向于在政治体系中提携亲朋，这就让法定权利堕落为特权。在这一点上，民主制国家和威权国家没有什么不同。于是，正如法国经济学家手托马•皮克迪指出的，富人变得越来越富有，但这不是因为资本有了更高的回报，而是因为他们有机会进入政治体系，运用与政界的关系来增加自己的利益。
理论上，利益分配是变幻无常的。像信息科技这样的创新就会带来权力，因为这会使信息变得便宜易得，但这样也会损害一些低技能的工作，从而威胁广大的中产阶级。
生活在民主制中的人不应当为此洋洋自得。尽管世界政治短期内起起伏伏，但民主理念仍然具有巨大能量。要想证实这一点，只需看看从突尼斯到基辅、再到伊斯坦布尔的抗议就行了，那里的人们要求政府承认他们作为人类的尊严，或去看看每年从危地马拉、卡拉奇这样的地方绝望地迁往洛杉矶或伦敦的百万穷人。
纵然我们会质疑要多久之后全人类才能走向历史的终结，但我们不应怀疑某种社会形态就是历史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