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花苑 | 我读书中的那些“一”
原创 上海徐汇 上海徐汇
我出生在一个父母亲几乎都是文盲的家庭，因此我读小学前家里几乎没有书。直到1958年9月我上小学后，家里才有了第一本书，不过那是我读书的课本！好在正巧赶上老妈开始文化扫盲，因此，她也有了识字本。不久，老妈学会了用钢笔签名代替了过去领工资领选民证时沾印泥按手印的老办法！
后来我家有了产权属于我家的第一本课外书，也是我家的第一本诗歌集。那是老妈扫盲班“毕业”时花1.2元钱买来用作课外阅读并为巩固扫盲成果的《上海民歌选》。书中共收录了114首由当时老百姓自己创作的民歌和蔡振华、董天野、张乐平、沈柔坚等著名画家的整版彩色15幅配图。这也是老妈允许我看的唯一一本“闲书”。当然我也很爱看。
后来，我第一次到弄堂口的小书摊上花一分钱借了一本旧连环画《三毛流浪记》看（新版和电影版连环画要二分钱呢）。看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因为四年级语文课本中读到《半夜鸡叫》的一篇课文，说一个绰号叫“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的故事。不久有同学把他家的一本内有《半夜鸡叫》这段内容的《高玉宝》书带到班级里传阅，每个同学轮流看一天，因此我也有幸第一次花了一个晚上读完了我人生中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
1964年9月我考进了徐汇中学。开学一星期后，班主任也是教我们生物课的吴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说她看到我很爱看书，因此把学校发来的第一批7张徐汇区图书馆少儿外借书卡中的第一张发给我，希望我珍惜它，多读书读好书，做个好学生。记得50多年前徐汇区图书馆的位置是在现在的轨交1号线徐家汇站9号出口处。进了图书馆大门约50米处是图书馆的成人外借室和阅览室，进门右侧的一幢平房则是少儿外借室和阅览室。我拿着平生得到第一张图书外借卡走进神圣的外借室，心情真的是非常激动。在图书馆老师的指导下我填写好外借卡上所有的空格，读懂并记住了借阅的规章制度后，郑重地在外借书架上选中了我神往已久如雷贯耳的《红岩》。当时在外借室找书，除了在装着检索卡的抽屉里能找到书名对应的外借图书编号外，就是借书人可以直接在书架的玻璃隔断中间留有一条缝中推出要借阅的书。当我推出《红岩》，管理员为我办好手续后，我高兴地知道这本书属于我看的时间竟有两个星期。
后来我在徐汇区少儿图书室先后借阅了《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逐鹿中原》《林海雪原》《欧阳海之歌》《苦菜花》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许多许多的中外革命书籍，也第一次阅读了《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第一次看到了《唐诗三百首》。
我买的第一套《辞海》，已经是1976年3月6日了，那天闵行区新华书店到我工作的吴泾化工厂一食堂设摊卖 “学理论、学哲学”书，我当时一下子就选中了位于书摊最角落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2.75元的《辞海》（修订稿）《生物分册》。从第一本《生物分册》买下后，我居然用了四年半多的时间骑自行车1300多公里到闵行书店分27次才买齐这整套《辞海》（修订稿）。
就在今年4月23日，我因为收藏的一本离休干部老奚在我由老干部科长岗位调任新职务前送我的一本七大党章精装本，第一次作为嘉宾被邀请参加在上海图书城由新民晚报社、新华传媒主办的市民文化客厅第十九期“4·23世界读书日”——“寻找红色记忆 传承百年荣光暨《百份红色记忆展》开幕”特别活动，并走上了主席台。
在活动中，我第一次和东方卫视主持人何卿进行了对话，针对她关于我如何读红色革命书籍的问题，我不仅谈了自己从小爱读红色革命小说的经过，也介绍了这本珍贵的《党章》得来的经过。我还介绍读书给自己带来的收获，特别是读书对自己工作生活和信仰志气、气节方面的影响。当我说起自己对五十多年前看的《红岩》里许多情节还历历在目、甚至尚能背诵书中革命志士的诗篇时，何卿当即要我背一段。于是我激情满怀全文背诵了成岗的《我的自白书》。背诵结束，全场为我鼓掌！
现在，我家中的书大概和上海绝大部分家庭一样存有了不下一千本的各式书籍。但是，因为我已是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人了，眼睛不行了，精力也有限，因此过去年轻时一天能看一大本书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过我在看了每天必看的报纸和电视新闻外，还坚持每天看一段、甚至看一页书，每年至少看一本完整的好书。因为我觉得读书的好处岂止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原标题：《桂花苑 | 我读书中的那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