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90年|毛泽东表弟文强自述:在黄埔和林彪打架
文强，湖南长沙人，生于1907年，与林彪同时进入黄埔军校步兵科，毕业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淮海战役期间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代参谋长，后被人民解放军俘获。
在《文强口述自传》里，文强讲述了自己在黄埔军校的往事，其中，令人关注的是他与林彪的一场冲突。
一
夏曦动员我进黄埔军校。
当时，有黄埔军校、广东大学、岭南大学三所大学可供选择，但我受到夏曦的鼓动，决定投考黄埔。在动身之前，我特意读了一些进步刊物《新青年》《湘报》等等。
这次长沙投考黄埔的一共有八个青年，编成了一个组，陈林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还有六个是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
去广东有两条路，一条是搭火车，火车快一些，但路上不安全，吴佩孚他们经常在铁路上抓学生。一条是水路，从上海到厦门，这条路比较安全，而且要便宜一些。我们选择了水路。
出发之前，毛泽覃找我，说名单上没有他。“我很想同你一道去考黄埔，只是我去不了。”我问：“是不是你的哥哥不让你去啊？”“我没有路费，去不了。”说着，他哭起来。我说：“你哭什么呢，这样好了，我估计要不了多少钱，路费我出，衣服钱你自己出，我有饭你有饭。”毛泽覃高兴了。
我向陈林达讲，毛泽覃也要跟我们一道去考黄埔。陈林达不同意：“怎么可以加带一个人呢？”我说：“他也是CY（共青团员），为什么不允许他去呢？”
陈林达表示要全体通过，而且毛泽覃没有钱，我们也没有钱给他呀。我说：“我出钱。”“噢，你有钱？可是组织上没有交待，你又搞个人来。”“哎呀，做好事嘛，把他的名字写在最后-毛泽覃。”就这样，我带着毛家老弟一道投考黄埔。
二
到了上海海关，一看，贴了一张布告：说是台风来了，封关了。
封关八天后，恢复船运。我们买了票上船。他们打听买票的钱是从哪来的，陈林达说：“是文强的钱，他拿出来给我们用，我们要节省着啊。”
从上海到厦门，用了四五天时间。经过厦门时，他们那些人讲：“哎，看鼓浪屿，鼓浪屿！”我问：“鼓浪屿是个什么东西！看看。”我看见对面山上有个天文台，隔得好远，看也看不清楚。我正在甲板上看天文台，有个人在我衣服上一揪，又敲敲我的耳朵，我回头一看，是毛泽东！
“哎，毛大哥，你怎么在这儿？”他捂住我的嘴说：“说话声音小一点，这个地方还在厦门，是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他们如果晓得我们到广东去，就会绑票。”我听他讲得很有道理。
他上下看看我的打扮，我穿的衣服上有两个铜字“艺专”，帽子是白色哔叽的，帽子上插着一把铜宝剑，这是艺专的校服。
毛泽东把我浑身上下看了几眼之后。说：“你呀，打扮得太漂亮啦！人家都注意你，都看着你，帽子上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一把宝剑插着，太引人注目。”又说：“帽子就不要戴了，衣服上‘艺专’两个字可以取下来。”
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一把抓下帽子往海里面丢，毛泽东一下子就把我的帽子抢过去了，说：“你这是幼稚的行动，你把这样好的帽子往海里丢干什么？这不是发神经病吗？你回去放在你箱子里头。”我笑了，说：“也对。”那时我才18岁。
我问他：“我在这船上怎么没有看到你呀？”他说：“我们住在上面的官舱，你们住在下面的统舱。我告诉你，我是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夏曦，郭亮，还有四川的廖划平，也都是。”我说：“我知道了。”
他又问：“你们还有几个人？”“我们都是考黄埔的，你的老弟也在，要不要他也上来？”我回去找毛泽覃，故意往官舱走，一看官舱里夏曦也在，郭亮也在，还有廖划平也在。当时我并不认识廖划平，进了黄埔之后，廖划平是我们的政治代表，后来这个人成了叛徒。
我对毛泽覃说：“你哥哥也在船上，你去看看你哥哥。”“我不去，他没有好脸，看他干什么呢，那个官舱你上不去，我更上不去。”
船到香港，毛泽东来找我，说：“那边派船来接我们了，你看那个插着青天白日旗的船就是。你们到了广东，那里的旗子也是青天白日旗。到了广东，我们就自由了，到了革命的世界。”
夏曦问我：“你在广州有熟人没有？”我说：“熟人倒是有，但是地位隔得太远，是我父亲的朋友。”“什么人哪？”“程潜。”他说：“这样吧，我给你想个办法，到了广州后，你们先住在黄元里那里的一个小旅馆，花不了几个钱，我写一个条子，你拿着条子去那里的组织接头。”
我们到了广州，按照夏曦说的，住在黄元里的小旅馆，是湖南人开的，臭虫多得要死。
三
在广州，我们真是耳目一新，满街红色标语牌，民气昂扬，对比北洋军阀统治区的死气沉沉，简直是两个天地。
我既感到兴奋，又感到紧张。觉得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很不够，面对着许多新鲜事物，一知半解，连“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含义都弄不清，一开口就是笑话百出。
有人向我说：“革命的书非读不可，革命的理论非懂不可，像胡适这样的名教授，也不知道帝国主义这一名词的含义。”青年们为了一名词术语，会争论不休，我往往在一旁洗耳恭听，未敢插言。
1925年8月黄埔军校第九次招考，考了一篇国文，考了数理化，我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陈林达与我同榜录取，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都没有考上，他们便投奔叶挺主持的第四军学兵团到肇庆入伍去了。毛家老弟没有考取，留在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我进了黄埔军校，是黄埔第四期。毕业后分到入伍生第三团三营一连。连长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张慎阶，广东人，少年英俊，在东征战役中立过功，是一位以身作则的青年军官，我对他十分敬服。
入伍生第三团各营，都驻扎在黄埔岛对岸鱼珠炮台和深坑一带，以后又迁到陈家祠堂，这处祠堂气派很大，据说是叛将陈炯明的祠堂。我所在的连，被人笑称为“湖南同乡会”，湘籍人占大半以上。湖南人能吃苦，外籍同学称之为“骡子”精神。
我进黄埔的时候，激动得写了一首诗：
考入黄埔军校
腾飞万里气如虹，沧海茫茫主宰中。
三类权衡知我路，丹心报国奋前锋。
四
开学后几个月的一天，把我们团员集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有林彪，有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有陈林达。我们被升为共产党员。墙上也是挂着一张马克思的像。
我们坐在凳子上，陈林达一拍我：“坐在前面的那个人你认识吗？”我说：“我不认识。”他说：“他是广东共产党的负责人周恩来，今天的领誓人就是他。”周恩来出来讲话了，他说：“我们升了级了，由CY（共青团员）升为CP（共产党员）了。”大家都很高兴。
入学后我跟林彪、周恩寿、李运昌编在一起，我还是班长。我们连里，南方人多，北方人少。湖南人多，湖北人少。大家一起过的是当兵的生活。
一次打完靶后，林彪的枪没有上交，枪里面还有一颗子弹。我们每次打靶完后都要把枪和子弹交上去，林彪就大意了。
回去洗洗澡，吃完晚饭大家休息了。我和林彪都住下铺，我看见林彪滚来滚去地没有睡好，好像有什么事情似的。一会儿，看见他的手到枕头后面去拿枪，我这个班长就要管事呀，但我不敢管，怕人家说“人家都睡着了，就你没睡着”。
我总睡不着。忽然，“啪”地一下，响了一枪！
值星官拿着手电一下子跑进来了，问我：“文强，你是班长，你看见什么了？是谁在打枪？”他这一问，问得我慌里慌张的，我说：“我没看见谁睡觉的时候打枪，我没看到。就是看到林彪有点神情不安，睡得不好，看见他的手老在枕头后面去摸。枪架在枕头后面。”我再没有敢往下说。
值星官很有经验，他跑过去，把林彪的那只枪拿来一闻，刚刚打地嘛，有火药味道呀，再用手电一照地下，子弹壳还在那里呢。“林彪，枪是你打的，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讲话呢？”值星官很生气。
林彪知道自己错了，说：“我下操的时候急急忙忙没有检查，我就睡不着觉，老惦记有这回事，我一摸枪呵，就打了这一枪。”“噢-你自己承认了？我要让你坐禁闭，一个错误是你没上交枪和子弹，第二个错误是晚上你又打了一枪，两个罪加在一起，坐禁闭！”
我们一看，真玄！子弹从下铺打上去，把上铺的枕头打了一个大洞，再往上铺一摸，人也不见了。
上铺那个同学姓林，叫林伟俦。解放天津时，林伟俦是国民党守天津的军长，也是个中将。值星官说：“哎，这个位置不是林伟俦吗？人到哪里去了？”正在喊着的时候，林伟俦拿个杯子跑来了，值星官说：“你干什么去了？”他说：“我喝水去了！”执行官说：“你命大，你要是睡在里呀，这一枪就把你打死啦！好好好，大家睡觉，林彪明天执行禁闭。”
值星官一走，林彪火就起来了，那时我们只有十几岁嘛。他捏起一个拳头，说：“文强，你这个家伙怎么落井下石呀？你这个湖南骡子。”
我一听，就说：“林彪，不要骂人。我怎么落井下石了？我也没说是你打的枪，我只是说你睡得不好嘛，怎么是落井下石呢？”他说：“你还要说？我揍你！”他越说越激动，就跑到我床铺面前。
我说：“林彪呵，你要是跟我打架呢，我估计你三个打不了我，来打吧！”他一巴掌打上来，打得我的火也出来了，我“啪”地一下把他打到铺上去了。他不服，还要打。大家起来帮我的忙：这个九头鸟，好厉害，敢打班长。
过后，林彪不理我了。
后来周恩来和贺龙决定搞八一起义，我们南下到会昌，在会昌，我们的部队遇到与驻守在会昌的钱大钧部队，打了一个遭遇战，钱大钧部队缩回去后，我就坐在路边到处看，想：“上面怎么还没有命令，要我们去追击呀？”
那时周逸群是党委书记兼师长，我是少校连长兼组织委员。这时，有人对我说：“你看路边，林彪在那里，你看到没有？”“咦，林彪在那里？他好久不理我了，我见见他。”
我跑过去了，林彪背对着我，他并不知道我在他身后，人家就指着林彪说：“你看你后面是什么人呀？”他回过身来一看，是我。
我看他还有点不高兴的样子，就跑到跟前拉了拉他的手，说：“老林哪，你是湖北佬，我是湖南佬，我们有两年不见面了，大敌当前，不要再闹小孩子脾气了。”
他望着我笑一笑，举起手给我敬礼。“哎，”我说，“你这个人还很近人情，还给我敬礼呀。”他笑了，说：“我不是给你敬礼，我是给你的官阶敬礼，我是个上尉，你已经是个少校了，我给你的官阶敬礼。”我说：“不管是什么官阶，也好，我看见你有笑脸了！”他就哈哈地笑起来了。小孩子脾气不闹了。
五
进入黄埔不到三个月，入伍生第三团举行甄别考试，凡经过甄别考试及格的，一律升为军官生。我通过，并被分派到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周恩寿也考取了政治科，林彪考取了步科。
在升入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要经过一场口试，邓演达老师是主持口试者之一。叫到我的名字后，我肃立在他面前，一点不敢马虎。
邓演达是黄埔的教育长（后来调升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度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风云人物，为时不久，宁汉合流，右派势力抬头，他逃往国外，后来归国不久，遭蒋介石的毒手殉难于南京），他仪表非凡，神采奕奕，双目如电，不论是站着、坐着，还是行进间，他的上身都保持立正的姿势，一股浩然正气，溢于眉宇。
他用不着说话，只要远远听到他那有节奏的长统马靴的声音，哪怕同学们正在闹得欢，立刻就会鸦雀无声。
邓老师对着我端详了一番，问我，“为什么要来这所学校学习？志愿何在？”我立即回答：“是为了革命不怕死而来，志愿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他似乎很满意，连连说，“好，好，好，以后要多多地研究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具有‘三大政策’内容的新三民主义。”
我退出考场后，便琢磨新三民主义这个“新”字，究竟是什么。一连问了许多同学，都回答不出来。我带着这个问题问恽代英老师，才明白了三民主义新旧的界线。
恽代英老师说：“孙中山先生所著的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旧三民主义是从民治、民有、民享而来，孙中山先生已经否定了，并亲自在广东大学讲演过新三民主义。不过新三民主义要比较完善的话，必须包括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贯彻实行三大政策的精神。”
我当时很不理解，认为到黄埔军校来的目的是学军事，为何又学起政治来了？后来才了解，凡考取了军官生的，视其考试成绩，分配到步、炮、工、辎、政治五个科去受训。后来还添设了一个骑兵科，共六个科种。
曾毕业于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日本士官以及海外其他军校的黄埔老师，都认为政治科是一件新鲜事，是革命学校的创举，当然，也有保守的右派分子，造谣生事，诬蔑政治科为“赤化科”。
我们考取政治科的，兴高采烈地离开了陈家祠堂入伍生营地，坐着花艇到校本部去报到。不料报到后，竟让我们到离校本部将近20华里的沙河营房学习。
所谓营房，不过是一所全部用毛竹和蒲葵搭盖而成的简易棚。政治大队队长是胡公冕先生，当晚集合我们讲话，说新校舍正在抢建，不久就可搬入去住。这座毛竹营房，别看简陋，还有通风、透光、防潮等等优点呢。我们都是来黄埔革命的，就应该生活革命化，等等，话说得不多，但大家高兴了起来。
其实，简易校舍搭盖得挺精雅适用，宿舍、自学室、饭堂、盥洗室、俱乐部，连接着大队部、大操场。我们在沙河营房生活了四个多月，又迁到蝴蝶岗新建校舍。
我在黄埔政治科受训将近半年的时候，周恩来给我们作报告。报告之前，他问：“你们这些同学有会速记的没有？”我举手：“我学过。”我是在艺专学的速记。
周恩来说：“你还会速记呀？你记录过没有？”“记录过。”他说：“你出来。”我就出列了。他又说：“我们这里还有两个记录员，你们三个人合作吧。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湖南明德中学毕业，后来上了艺专。”“哦，你的资历还不错嘛，就指定你负责吧。”周恩来报告之后，我把速记稿整理好给他送去，他连声说整理得好整理得好，很高兴。
周恩来又把我介绍给邵力子，说：“我这里有个速记员叫文强，我的演讲他第二天就整理好送来了，记得很清楚，我看了一下就批复印了。不错不错。”这样一来，邵力子也找我速记，他讲三民主义的稿子，是我记下来整理的。邵力子不知道我已经是共产党员，问：“你是不是国民党员呀？”“我不是。”“你还不是国民党员？你的速记这么好，我来介绍你。”邵力子写了个条子，让我加入了国民党。
（摘自《文强口述自传》，文强、 刘延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