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小企业主动服务？基层干部需要激励和约束

前段时间，一封名为《义乌市公安局致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公开信》在网络上流传。公开信呼吁全国公安机关在“断卡行动”中理解义乌贸易型经济的特殊之处，请各地公安机关勿对义乌商户“过度执法”“选择性执法”。

在笔者的印象中，公安机关应该谈不上是与企业打交道最多的部门，但是义乌市公安局在公开信中却处处流露出他们对当地商户的支持、关心和保护。可以想象，义乌市其他相关部门对当地商户的服务态度也一样热情主动。

但是在调研的时候，一位企业家朋友却告诉我，疫情刚刚结束后，他的餐厅在酒店门口放了块招聘广告的牌子，不久便被城管没收，理由是严禁乱摆乱放。餐厅几个月没有开张，好不容易熬到营业获得一线生机，还可以有助于城市提振消费，但是竟然受到城管严格执法，企业家朋友只能无奈地摇头。

其实站在城管执法人员自身的角度，他们的做法并没有错误甚至可以说是理性的。上级部门交待给城管执法人员的任务是维护城市干净、整洁的形象。企业是否营业、生意是否兴隆，与城管的工作任务毫无关联。相反，如果企业经营影响了市容市貌，他们的工作业绩还会受到影响。

城管执法的例子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基层干部的工作目标和城市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不一致的，甚至还会发生冲突。再加上激励机制的缺乏，基层干部没有动力为中小企业主动服务。他们的工作主要以监管为主，而且往往以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指标为宗旨，办事机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更谈不上敢担当、有作为。

同是基层干部，那为什么沿海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的是千方百计帮助企业把事情办成，而还有一些地区的却只想着怎么把企业牢牢管住呢？ 

笔者在《改善营商环境的关键：摆脱对少数关键企业的依赖》（澎湃商学院，2020-09-30）一文中指出，很多地区的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仍然极高，导致部分地区产生了发展的路径依赖。个别地方的基层干部认为只有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才是经济稳定的基本盘，只要服务好它们，辖区经济就可以实现长足发展。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单体规模小、税收贡献度不高，民营经济的发展与干部晋升、考核没有直接关联。再加上一些民营企业的经营确实有不规范之处，因此，一些基层干部对待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是“攫取之手”、“严管之手”，不懂“放水养鱼”，这就形成了一些地区“财政收入主要靠少数关键企业—不重视中小民营企业—没有主动服务意识—民营经济发展差—财政收入主要靠少数关键企业”的恶性循环。

而在沿海一些地区，由于经济发达、税源充足，政府对于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实施宽容审慎的监管和执法。只要企业经营不触及国家法律底线、不危害社会安全和稳定，政府从上至下对于中小企业都是“无事不扰”、能减则减、能不处罚就不处罚。因此，在沿海一些地区，中小企业民营的经济发展环境较为宽松，企业活力强、增速快、成长性高，形成了“民营经济好—财政收入高—公务员工资高—主动服务意识强—民营经济好”的良性循环。

联系到笔者最近做的一次问卷调研，我们请企业家对不同层级政府的服务意识进行打分。结果显示，越是高层级的政府，企业满意度越高，只有8%的企业家认为省级政府的服务意识需要改进。越是低层级的政府，企业满意度越低，有接近四成的企业家认为街道层级政府的服务意识需要改进，超过三成的企业家认为区（县）级政府及部门需要改进。

产生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是企业家与高层级的政府部门接触较少。另一方面，越是高层级部门，越重视城市的整体发展，越关心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发展。但是，越到基层部门，办事人员的关注点越是上级指派的一个个具体任务，越不关心整体的、宏观的、区域性的发展问题。同时，辖区内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又无法与基层部门人员的业绩考核挂钩，业务出错或者执法不严还将影响工作业绩。自然而然，基层部门不如高层级政府部门有主动服务意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要持续优化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中央政府也反复强调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是提高企业获得感。而企业与基层干部的接触最多，但同时企业对基层服务的满意度最低。所以，如何提高基层干部的主动服务意识，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对于民营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如何加强基层干部的主动服务意识，对于跳出上文提到的恶性循环也是至关重要。

可行的建议是激励和约束双管齐下。首先，通过约束机制的设计，让城市经济发展的目标与基层干部的考核目标相容。将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的主体数量增长和企业获得感第三方评估纳入官员工作的考核指标，作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倒逼辖区领导干部重视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而也至上而下的促使基层干部增强主动服务意识。同时，也要加强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与基层干部绩效的关联度。例如，将基层干部的年终绩效与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挂钩，为主动服务企业的基层干部提供快速晋升通道，形成正向激励机制。

（作者罗知为武汉大学新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系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著有专著《中国转型时期的国有企业：多重任务、效率损失与制度约束》《贸易自由化与贫困——来自中国的数据》《新民营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