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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中的清华之声
刘海滨
2021-05-04 10:20  来源:澎湃新闻
《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79.00元

《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79.00元

一百年前,1920年代,70后的梁启超(生于1873年),有些要紧的话不得不对90后、00后们说。此时的梁任公不过四十多岁,刚刚从政治旋涡中全身而退,专心投入教育事业。他汲汲惶惶,一面力图改造学校教育,一面到处讲演,目的只有一个——救救青年:“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教育改革是根本,但是很慢很难:“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店’的教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讲演则直接向青年喊话,是为了救急:
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革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方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为什么这样急呢?得从头说起。
两种新文化
梁启超二十来岁追随康有为搞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继续办报纸开专栏,宣传新思想,联络海外华人团体,声名掩盖其师。与之齐名的还有一位太炎先生(1869年生)。在杭州诂经精舍读书的青年章太炎因受到甲午战败的刺激,加入康有为“强学会”学习西学,继而到上海担任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记者,成为宣传维新的健将。变法失败后两人逐渐分途,章太炎1906年到日本主编《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分庭抗礼。
梁章的分手,表面上看是政见不同,一个追随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一个与孙中山结盟,倡言反满革命,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为学的路径有别。
从师承上看,梁的老师康有为是今文经学家,托古改制,又是西学的倡导者,其学问根柢则是陆王心学,而任公一生得益受用亦在于此;章的老师乃是清代朴学家俞樾,注重古文经学和训诂考据,太炎的主张虽有前后期的不同,其一生学术路径实奠基于此。两派的区别并非仅在于方法、见解上,更本质的是做学问的路子不同,简单地说,前者重实践,后者重知识。中国文化的主脉(根本精神)是以实践为主,知识则是为实践服务的,实践与知识是“本与末”或“体与用”的关系。实践有不同层面,如《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又以修身为根基,此即“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中国文化是以儒释道为核心的,心性之学尤其发达,但是并非空谈心性,而是立足于修身实践,在此基础上治理家、国,乃至天下。到了清代中叶,注重知识的一派逐渐兴盛,此即号称朴学的乾嘉学派,此虽有其历史原因及效用,但就文化整体而言,则是支派暂时盖过了主脉,是中国文化衰落的表征。适逢清末以来西学涌入,现代西方重知识和科学的风气与之不谋而合,于是乎附庸蔚为大国,知识派成为主流和潮流。
基于对现实的不满,特别是甲午海战的惨败,当时不管是实践派还是知识派,同样号召引进西学、学习西方。青年章太炎之所以亲近康梁,参加维新运动,也是由于双方变法图存的目标一致。所以章梁在二十世纪初引进西学、宣传新思想方面形成合力,引领时代潮流,而在此风气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即为80后“新青年”,章梁则同为实至名归的青年导师。但表面的合作并不能掩盖二者路径的差别。
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通过深入反思(大约在1900年至1903年),明确认识到个人修养是一切行动的根本,为政者如若缺少自我修养工夫,则内心无主宰,行动无根柢,固然不可能成功;为学者如无修身工夫,则知识愈多,恰为作恶的工具。1903年梁启超游历北美,所见所闻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偏重知识科技、轻视内在德性修养是现代化的一个弊病,必须及早修正。此后他将自己为学的宗旨确立为以道德统摄知识,即以传统的德性修养为本,吸收现代科学和政治成果。因此一面提倡修身之学,一面增进现代常识。此为梁启超的“晚年定论”。
以此为分水岭,1903年之后的梁启超在青年中的影响迅速回落,这从此后《新民丛报》逐渐式微可以想见。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此时章太炎因为激烈鼓吹反满革命被投进监狱,声名大噪,而其同时期出版的《訄书》重订本中,新增有《订孔》一篇,矛头直指孔子,乃至称为“支那之祸本”。1906年章太炎刑满出狱,到日本主持《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对垒,很快《新民丛报》就停刊了。此后的章太炎一身独任革命先驱和青年导师二职,后来《新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及“五四运动”积极参与者,包括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许寿裳、沈士远、沈兼士、朱希祖等(除后两位是70末,其余都是80后),都是1906年后章太炎在日本的入室弟子。
为什么有这样强烈的反差呢?当时的现实是,知识和西学的新潮正裹挟人心,因为常道的衰落,致使对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缺少体认,现实的压迫又使得将国力衰弱简单归因于文化,甚而直接归罪于道德。于是片面地学习西方的知识技术,普遍轻视贬低传统道德。梁启超此时转而宣扬学习西方应以传统道德为根基,在激进派看来,无异于倒退。因此,新成长的一代80后青年为什么会舍梁就章,就不难理解了。
可以说,章梁曾经合力引领了一个时代“新青年”的出现。当梁启超看到其中的偏差,力图修正时,却发现“新青年”们已经羽翼丰满,走上了反传统的道路。“五四运动”的主角,即《新青年》杂志群体,是以章太炎为前导的,其与梁启超所倡导的返本开新的思路不同,其最显著的标志即“反孔”反传统倾向。同时应该看到,“新文化运动”初始之时众声喧哗,具有多种发展可能,只是这一派声音最响,五四之后逐渐占据主流,再之后成为时代潮流。
换言之,有广义、狭义两个“新文化运动”,广义的“新文化运动”是从清末以来,因时代环境的巨变而兴起的文化更新运动,包含西学的引进和中学的更新两方面内容,当时许多文化名人,都在其中起到推动作用,而梁章的作用较为显著。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分歧逐渐彰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两条路径: 一是强调中西或古今的对立,以传统文化为现代化的障碍,号召从语言文字入手,彻底改造文化和教育,此为《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所谓一校一刊)团体为主的一派,由此发展为激进的反传统潮流,此为狭义的“新文化运动”,或可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则以传统文化中的修身之学为本,吸收西学,促进固有文化的更新,其宗旨可概括为“返本开新”。此一路径以梁启超为代表。这种声音其实一直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只是后来被“五四新文化”所掩盖。
因梁启超与清华的密切关系,而其创立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为了贯彻这一路径,与北大派相对照,梁的这一派或可称为清华派(这里只是取其大端,实际上清华研究院的其他几位导师与梁启超的路径仍有差别,梁启超更注重心性修养,其他几位则侧重文史,但作为与更偏重知识和反传统的北大派相制衡的力量,则是梁启超的友军)。相对于“五四运动”激越的北大声音,梁启超为灵魂的清华之声则如清婉低回的凤鸣,透过百年历史,久而弥新。
向“新新青年”喊话
1917年前后,梁启超看到这种倾向愈演愈烈,忧心如焚,“中国社会之坏,实由十年前之青年堕落所致”,因为“有知识之人而为恶,其流毒甚于无知识者百倍”,这种状况“五四”后到达一个顶峰:
盖自“五四运动”以后,青年的精神,一方面大为振作,一方面也就发生弊端。
我看二十年来的青年,一批一批的堕落下去,真正痛心得狠!
近年来的青年,好像海潮一般,一波一波的往下底降。

其原因何在呢?教育的重心完全偏于知识,社会的潮流都是拼命追求知识,青年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未曾接触过丰富渊深的精神资源,从来不曾体验过真正精神生活的滋味,精神已然贫乏到饥荒,生命之流已然干涸,犹浑然不觉。其根源则是前述现代化的偏差:物质生活掩盖了精神生活,知识的追求掩盖了道德的自觉。
近来国中青年界很习闻的一句话,就是“智识饥荒”,却不晓得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在那边。中国这种饥荒,都闹到极点,但是只要我们知道饥荒所在,自可想方法来补救;现在精神饥荒,闹到如此,而人多不自知,岂非危险?一般教导者,也不注意在这方面提倡,只天天设法怎样将知识去装青年的脑袋子,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因为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故谓精神生活不全,为社会,为个人,都是知识少点的为好。因此我可以说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
此时已是“新青年”的天下,梁启超转而寄希望于更年轻的一代,越过80后直接向90后、00后喊话,希望为“五四”纠偏,为将来的中国文化校正方向。他重新定义新文化,提出在科学和民主之外还要加上道德自律(赛先生、德先生之外,还应有一位穆小姐)。
然而此时激进反传统的大势已成,虽然梁启超回天无力,但是从另一层面看,正所谓功不唐捐,少数沉潜渊深者别有会心,如后来异军突起的新儒家群体即是“返本开新”路径的承继者: 梁漱溟(1893年生)自述早年深受梁启超的启发;钱穆(1895)勉励学生学习梁任公“做第一流的学问”,在香港创办的新亚书院以“为学与做人融通为一”为宗旨,与清华研究院办学理念一脉相承;贺麟(1902)亲聆且笔录了梁启超在清华的讲演,在二十年之后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中盛赞梁启超“终身精神发皇,元气淋漓”“不忧不惧”,可见濡染之深;唐君毅(1909)后来走上这条道路也可说是间接受其影响。梁启超所引领的返本开新思路,在“五四”时期就是一种平衡的力量,后来在新儒家那里发扬出来,成为沧海横流之中流砥柱。其后部分新儒家学人辗转海外,为中华文化保留了一线血脉。而本书中出现的其他当年听讲者的名字,如周恩来(1898)、梁实秋(1903)辈,也在激进狂潮中起到过重要制衡作用,在另一种意义上影响了历史进程。
梁启超在讲演中常以先贤作为楷模激励青年。有三个人他经常说起。一个是王阳明,再一个是曾国藩,第三个则是梁启超早年的得意弟子,再造共和的元勋蔡锷。同这三个人一样,梁启超的一生也是这样做的。1927年11月,此时的梁启超已病势沉重,不能再到清华上课,因学校改制,拟聘梁为董事,今后校长将从董事中选举。虽然梁启超答应做董事的前提条件是不当校长,但时任校长曹某仍心存忌惮,暗中使人作梗,欲教梁启超辞职,遂引发“清华风潮”——全体学生跑到天津恳请梁启超不要辞职,并向外交部请求撤换校长。梁启超与清华有缘,曾多次往清华讲演,他开创的清华研究院更是其生命最后阶段精神之所寄,正如本书《最后的谈话》所记,梁启超一面感慨在清华也没能完全实现理想,但可堪慰藉的是,自己跟学生们在一起多一天,学生的人格精神就能多得一天熏陶。古人讲“有感必有应”,此时学生的心声,不正是这种人格熏陶的响应吗?
中国的现代化路途,兜兜转转一百年,仍然没有跳脱当年梁启超所面对的,所预见到的问题。学校成为“贩卖知识的杂货店”,做教育、做事业的缺少道德自觉,整个社会价值根基亟待建立。青年的苦闷和彷徨,不正是这些问题活生生的写照吗?
梁启超的年代,知识化和向外追寻已是深入人心,众人正欣喜若狂地奔向现代化,没有心思停下来想一想。现在按下重听键,再听听一百年前梁启超痛切而温暖的声音。这一次,我们也许听得懂了。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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