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1894年孙中山“深入武汉”再探讨
孙中山自称1894年“深入武汉”一事，学界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孙中山的自述可信，另一种则认为纯属虚构。笔者认为不能排除孙中山1894年“深入武汉”的可能性，吸引孙中山赴汉的人物之一应该是张之洞的电报主管梁敦彦。
汉口广东会馆戏院
黄春华的质疑
在1917-1919年写成的《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写道：“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时郑士良则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径既通，端倪略备。予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孙中山全集》第6册第229页）“北游京津”，显然是指他与陆皓东一起，前往天津求见李鸿章一事，或曾一度入京。但“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一语，此前从未提及，受到学界质疑也情有可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副馆长黄春华认为，从句法上看，“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一句似乎是出于语句对仗工整的需要，并不表明他当年确曾到过武汉。黄春华又根据孙中山需要申领出国护照等事宜断定时间不够：
自6月下旬至9月中旬的这段日子里，他正在为设法取得护照全力以赴，根本没有心思，也不可能去武汉游历。……再则孙中山要去武汉必须要途径上海，从上海至武汉往返所需时间上计算，在如此匆忙的时间里要往返武汉考察似乎不太可能。……自上海至武汉仅在路途上的往返时间即需6天左右，如果孙中山是抱着“以观长江之形势”的目的一路考察去武汉的话，他沿途还必须作适当的停留来考察，而且深入武汉后还须作更长时间的停留，而这一切工作在除去了必要的休养时间、去国前必要的准备时间、关注甲午战争进展所费时间之后似乎是无法完成的，因为毕竟从9月中旬至10月中旬仅有一个月的时间。（黄春华：《对1894年孙中山“深入武汉”一事的质疑》，《江汉论坛》1996年第12期）
“深入武汉”一事，孙中山在1897年《伦敦蒙难记·革命缘起》、1912年《我的回忆》中不着一词，到1917-1919年突兀地出现，确实让人起疑，但黄春华认为纯粹为了对仗工整而写，则有些牵强。汉语是一种非常灵活的语言，为了对仗工整，孙中山有很多处理方式，不必虚构“深入武汉”。有证据表明，孙中山这次北上，除上海、天津外，曾在烟台、海州（连云港）停留。如果只是为了对仗，完全可以用上海、烟台、海州来凑数，凭空捏造“深入武汉”毫无必要。
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说得很明白，求见李鸿章是要面谈考察西方先进农业技术、回国发展农垦事业的计划。孙中山可能打算请李鸿章帮忙申请总理衙门颁发的护照，应该是因为总理衙门规格高、面子大，他可以用来在檀香山向华侨筹集更多资金。他未能见到李鸿章，最终通过郑观应在江海关弄到护照。当时的出国护照发放，主要在各口岸海关办理，并非一定要向总理衙门申请。此次上书李鸿章，郑观应可谓竭力协助，以郑观应在上海的官商人脉，帮孙中山向江海关申请护照绝非难事，不必如黄春华所说的那样需要孙中山“全力以赴”。
黄春华认为，孙中山领得护照的确切时间在9月17日黄海大战前夕，10月中旬离开上海赴檀香山，大概有一个月，孙中山要考察长江沿岸形势，沿途必须作适当的逗留，到武汉后更需要停留较长时间，既要做出国前准备、关注甲午战争进展，还要留出休息时间，一个月似乎不够。
1872年《申报》指出，上海到汉口乘坐轮船“为期不过三日”，往返加上候船时间也就10天左右，他足有20天时间自由活动。黄春华说为了“观长江之形势”沿途还必须作适当逗留，不免求之过深。观察长江沿岸形势，尽可在白天航行时进行，不必每个口岸都上岸；至于休息时间完全不成问题，轮船客舱就是最好的休息场所。一个月时间往返上海、武汉之间，拜会同乡、考察长江沿岸形势、随时留意中日战争进展，时间完全足够。
青年孙中山
梁启超的记述
从目前史料看，孙中山跟康有为似乎没有见过面，但康、孙两派人物曾有过密切交往，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是康门弟子何树龄。1897年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到省港澳打听孙中山行踪时，首先是从康门弟子张玉涛那里得到何树龄的住址，持陈少白介绍信到广州找到何树龄，按何树龄提供的线索到香港道济会堂找到孙中山的老师区凤墀，得以打听到孙中山的行踪。1895年，何树龄致信康有为，将“大清国”叫做“大浊国”，反清之心昭然若揭，正是出于这种立场，他也跟孙派人物有紧密交往。1897-1898年间，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笔谈，宫崎问何树龄有无参加1895年的广州起义，孙中山回答：“未与。彼无此等胆略，但甚有心耳。”孙中山又说：“弟近欲发信上海，请梁启超或其亲信一人到此一游，同商大事。他敢来与否，弟尚不能料。”当宫崎说寄信可能泄密时，孙中山回答：“吾辈另有密语，非局外人所能知。”（《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180页）孙派已与康派约定了用隐语通信的办法，相当于一套简易密码。康、孙关系很重要的一幕，发生在光绪二十一年二月的上海。孙中山最重要助手陈少白有如下回忆：
乙未年正月，孙先生叫我到上海来，召集同志，回广东起事。当时我在上海住在洋泾浜全安客栈内。其时适康有为与梁启超师徒二人进京会试，路过上海，也住在全安栈内。住在全安栈的，多半是同去会试的广东举人，也有做过康有为的学生的。当时有人对我说：“康圣人到了！”……当时，我住在全安客栈的十九号房，康有为就住在二十一号，相隔只有几步，所以我就跑过去。……不过我同他谈话，到也没有什么令人不快。寒暄之后，他问我来意，因何至此？我就同他谈革命。我说：“现在中国的情况，已很危急，满清政府，实在太不行，非改革一下不可！”他也说：“很对的。”然后他就问我长江一带的情形如何？人才多少？我就大概的把局面说了一下，他也点头称是。（《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第一册，第44-45页）
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四日（1895年3月10日）他与梁启超、梁庆桂一起从广州出发入京会试。3月14日，梁启超给汪康年复信称：“孙某非哥中人，度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其徒皆粤之商于南洋、亚美及出洋之学生，他省甚少。闻香帅幕中有一梁姓者，亦其徒也，盍访之，然弟度其人无能为也。”（《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662页）这封信，从轮船航行时间推算，应该是他们刚刚入住上海全安客栈的时候，汪康年此时在武汉张之洞幕府中。写信之时，梁启超是否已见过陈少白，难以断定，但康门弟子与孙中山及其同志早有紧密接触，双方在1895年前都以广州为活动中心，所知悉的内幕也比外界为多。分析梁启超此信，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孙中山不是“哥老会”成员。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主要是跟广东洪门（三合会）合作，与长江流域的“哥老会”缺乏渊源；但既然梁启超把他跟有反清色彩的哥老会相提并论，证明梁启超很早就知道孙中山的反清倾向。
第二，孙中山的交往圈子，多是在东南亚、美洲经商的广东人，还有一些留学生，外省人甚少。兴中会第一任会长杨衢云，原籍福建，其父曾参与天地会反清行动失败而流亡南洋；兴中会另一重要成员谢缵泰，广东开平人，其父是洪门头目之一，起事失败后流亡澳洲；兴中会临时主席黄咏商，留美学生黄胜之子；在幕后支持孙中山的香港大律师何启，同样是英国留学生。梁启超的情报可以说十分准确。
第三，张之洞幕府里面有一个姓梁的，也是孙中山圈子中人。此前，学界对此未曾予以重视。据黎仁凯等《张之洞幕府》一书人物表以及笔者的研究，张之洞幕友里面真正的出洋学生极少，到1894年只有辜鸿铭、梁敦彦两人，洋务方面的首席幕僚蔡锡勇是在广州同文馆、北京同文馆学习英文，不算出洋学生。由此看来，梁启超所说“香帅幕中有一梁姓者”几乎可以肯定就是梁敦彦。孙中山要求见或上书张之洞，梁敦彦是最合适的中介人。
梁敦彦（1858-1924），字朝暲，号崧生，广东顺德人，自幼随祖父在香港生活，曾入香港中央书院（1894年改称皇仁书院）读书，打下很好英文基础。1872年参加游美官学生考试，获一班第一名，即随陈兰彬、容闳赴美，住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入读小学、中学，1878年考入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1881年被迫提前回国，只差一年未能毕业。奉召回国后，梁敦彦被分配在天津北洋电报学堂当英文教习。孙中山曾在香港中央书院读书前后三年（见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梁敦彦是孙中山的学长，比孙中山大8岁。
1884年梁敦彦回籍守父丧，在广州街头遇见一个天津电报学堂学生，正在两广总督张之洞督署当差，遂将他介绍到督署任电报翻译。梁敦彦因翻译电报的关系，渐得张之洞重用。1886年，因筹办两广官商各局海陆电线出力，梁敦彦获授“府经历”（正八品）。
梁敦彦
1889年底张之洞移督湖广，将蔡锡勇、赵凤昌、辜鸿铭、梁敦彦等几个最得力幕僚一起带往武汉。梁敦彦既无科名，官衔又低，刚到武汉时只能与电报学生同列。每月初一、十五，文案委员跟电报学生分成两班行礼。张之洞看到梁敦彦站在学生队伍里，亲自上前拉着梁敦彦的手，让他排到文案委员队伍，大声说：“汝在此班内行礼。”（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事》）从此，文案委员对梁氏刮目相看。
梁敦彦负责电报，职位不高，却非常关键，翻译、传递电报等于参与督府机要。他几乎每天都会见到张之洞，甚至一天之内不止一次见到。孙中山1886-1887年在广州博济医院学医，前后约一年。当时国内的出洋学生很少，饱受科举官僚集团的排挤，不得不抱团取暖，形成紧密的交往圈。梁敦彦是孙中山在香港中央书院的学长，都曾出洋留学，这一年都同在广州，几乎可以肯定两人有过交往。
从1884年督粤开始，张之洞极其重视电报的功用，由此直到1909年去世，几乎无日不是在处理电报中度过。1900年，张之洞写信给姐夫鹿传霖说：“洞不能常作书，兹因差便，手布数纸。惟有电语，尚可时相闻问。凡电报皆鄙人亲笔属稿，与手书无异也。无论致何处之电皆然，电奏千百言，更不待言。”（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65页）张之洞不乐意写信，是因为正式书信格式繁琐，写作费时，但电报文体简洁扼要，他乐意亲自起草。作为电报房负责人，梁敦彦不仅要每天定期收发报文，遇有紧急电报恐怕还需要专送，可以肯定他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张之洞。
既然时间充裕，孙中山到武汉找学长梁敦彦叙旧并打探战争动态（电报房就是情报中心），拜访在汉口经商的广东同乡，十分自然。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是谈改革计划，那么，到武汉后，不排除通过梁敦彦求见或上书张之洞。1896年孙中山被困驻英公使馆，他跟使馆翻译邓廷铿的谈话有文字记录，收录于使馆随员吴宗濂《随轺笔记》一书中。孙中山对邓廷铿说：“况我曾上禀请设内河轮船公司，已蒙张香帅批准，不遇此事，我早往上海开办矣。”（《随轺笔记》第223页）此处孙中山的陈述可能只是虚晃一枪，所谓禀请开设内河轮船公司一事，若有的话，应该发生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但仍可由此看出他曾（考虑）向张之洞上书的蛛丝马迹。孙中山要上书张之洞，最快捷稳当的途径是通过梁敦彦呈递。
孙中山与口岸粤商
迄今为止，学界对近代上海粤商有不少研究，但对上海以外口岸粤商的研究尚不够深入。1894年孙中山北上京津经停各商埠，都活跃着大量粤商、粤人，其中不少更是孙中山的小同乡香山人。孙中山此行目的，不仅仅是求见洋务大吏，笔者认为也有着结交各口岸粤商、粤人的想法。孙中山“深入武汉”，首先是武汉有张之洞每日必见的幕僚梁敦彦，同时应该也打算探访汉口粤商，为他所设想的宏大事业争取更多资源。
他乘船到上海，首先找的是小同乡郑观应，又通过郑观应结识了宋耀如、陈廷威等粤人。他从天津返程时在烟台上岸，找到同乡同学谭虚谷。谭虚谷为香山县崖口村人，崖口村与翠亨村毗邻。1935年，孙中山姐姐孙妙茜的孙子杨连合在上海拜见谭虚谷，谭虚谷回忆道：“我在香港皇仁书院读书时，孙中山先生从檀香山归来。初在拔萃书院读了一年，后来转到皇仁书院。彼此曾在翠享村学塾同师念过三年红皮等书，今又一起在皇仁书院同级共学，越加亲善。”后来，杨连合又根据他跟谭虚谷谈话的内容，对来访学者说：“谭虚谷，崖口村人，在烟台做生意，是孙中山的朋友，有经济能力。当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往天津又折返上海出国时，有些活动经费是谭虚谷接济的。”（李伯新《孙中山史迹忆访录》第129页、第80页）谭虚谷不仅是孙中山的中央书院（皇仁书院）同学，也是翠亨村私塾同学。谭虚谷毕业后不久即到烟台经商，利用在香港学到的西学知识、英文能力，渐入佳境，到1912年担任烟台商会总商总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民众运动》第677页）谭虚谷以一个广东人而出任“烟台商会总商总理”，意味着清末民初粤商在烟台商会拥有一定势力。
从1861年汉口开埠开始，粤商跟随英国商人“抢滩”汉口，晚清时期汉口主要洋行买办大多由粤人充任。1858年6月26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中国在“五口”之外开放更多通商口岸，1858年11月8日英国驻华专使额尔金( James Bruce Elgin)为打探长江中下游情况，从上海乘坐轮船溯江而上。12月10日，额尔金赴武昌拜会湖广总督官文，商谈通商事宜。额尔金于1859年元旦返回上海后，确定汉口、九江、镇江作为长江流域对英通商的三个口岸。1860年10月，中英签订《北京条约》，互换《天津条约》，汉口被正式作为通商口岸对列强开放。
对汉口开埠一直虎视眈眈的英商宝顺洋行（Dent & Co.）反应迅速，在所有洋行当中最早派出团队到汉口接洽开埠事宜，在汉口租妥房屋开设了第一家分行。学界有关汉口开埠的论述，都谈到1861年3月上旬，宝顺洋行行主韦伯（Edward Webb）、英国中校威司利（Garnet J. Wolseley）从上海抵达汉口，进行汉口开埠的首次交涉。
参与这次“破冰行动”的英国中校威司利以日记为基础写成在华回忆录，于1862年出版，具体描述了他与宝顺洋行行主韦伯谒见湖广总督官文的过程。这支船队从上海出发，于1861年3月6日下午4点抵达汉口，受到都司李大桂的热烈欢迎。3月7日上午10点，他们乘坐官文派来的官船渡江来到武昌。
官文对韦伯一行访问武汉表示十分欢迎，但认为目前阶段汉口并不具备接待外国人的条件，或许几个月后再来情形会更好；韦伯答道，各项设施的建设还是需要洋行人员在场进行才合适。实际上，宝顺洋行已通过李大桂为洋行初步租定了汉口黄金地段的栈房。（威司利对华回忆录，第391-395页）
湖广总督官文画像
宝顺洋行上海总行的买办班子以香山人为核心组成，这个时候的总买办是徐润伯父徐钰亭，副总买办香山人曾寄圃，曾寄圃去世后由徐润继任。宝顺洋行率先登陆汉口，使得香山人占尽先机，它派到汉口分行的买办是香山人盛世丰、唐亦坪。1861年冬天，曾国藩幕僚赵烈文造访汉口时写道：“到宝顺洋行访广友黄君恒山、唐君亦坪（九江司马唐蕴泉之侄）。……洋行来此已十馀家，俱造屋市中，又于市北买地数十顷，将大兴工作。每亩地五、六百金价目。”（廖承良整理《能静居日记》第一册第456页）日记所述“九江司马唐蕴泉”，指江西九江同知唐廷铨，香山县唐家湾人，宝顺洋行汉口分行买办唐亦坪是他侄儿。汉口开埠后，最早定居汉口的洋行买办是香山人盛恒山与唐亦坪。
盛恒山即盛世丰（1824-1895），曾用名黄恒山，（《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28册第185页）广东香山南大涌（今珠海市前山镇南溪村）人，幼时在澳门求学，谙熟英语，曾在福州任茶叶买办，这时受宝顺洋行之聘，到汉口分行负责开拓业务，“以茶业骤获奇赢，名大著”。（张建军：《广东香山盛氏家族考略》）1868年，汉口成立茶叶公所，以香山盛恒山、番禺张寅宾为主要负责人。（《徐愚斋自叙年谱》同治七年条）汉口商务以茶叶为大宗，茶业公所由两个广东人领衔，表明粤商已在汉口商界占据突出地位。
1895年，留美幼童、容闳族侄容星桥在香港加入兴中会，随后赴汉口担任顺丰洋行买办，从事茶叶买办工作，1900年受命与黄兴在武汉组织举事，事泄被围，伪装成搬运工肩扛茶叶箱，骗过清兵逃上轮船，幸免于难。1912年4月，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身份视察武汉，前后仅5天，却两次在汉口河街熙泰昌茶栈休息。熙泰昌茶栈主人为香山商人韦紫封、韦应南父子。从1861年开始，汉口就聚集着大批广东香山商人。1894年孙中山在天津铩羽后，经上海上溯长江访问汉口，与同乡商人畅叙乡情，深加结纳，也是为日后大举做准备的合理行动。武昌起义爆发时，有不少汉口粤人站出来支持革命，也可以说与孙中山1894年的武汉之行有一定的关系。
孙中山在汉口熙泰昌茶栈
结语
孙中山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在他的文章、演讲中，有意塑造革命先行者的高大形象，淡化一些对形象塑造不利的史实，属于人之常情。这次武汉之行，孙中山有可能尝试通过梁敦彦求见张之洞。
他跟宫崎笔谈时，鼓励宫崎“往见两湖张督”，可见在戊戌政变前孙中山对张之洞仍有所期待。从反清革命角度看，张之洞后来变成革命党死敌；在1912年把求见张之洞一事说出来，对革命领袖形象不利。孙中山在1912年4月，不愿对武汉人士谈论1894年访问武汉一事，或许是不想被人追问所为何事。到1917-1919年间写作《建国大纲》时，纯粹文字表述，用“深入武汉”四字一笔带过，对形象并无伤害。
尽管直接证据不足，尚不能排除孙中山1894年去过武汉的可能性。孙中山对地理学深有研究，一有闲暇即研究地图。武汉处天下之中，在军事上有着特别重要价值，还有大量的香山同乡在此经商。那么，1894年孙中山从天津铩羽而归后，从上海乘坐轮船到武汉，沿途考察长江两岸地形地貌，拜访旅汉粤人，寻机向张之洞进言，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