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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1894年孙中山“深入武汉”再探讨
陈晓平
2021-07-20 09:4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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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自称1894年“深入武汉”一事,学界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孙中山的自述可信,另一种则认为纯属虚构。笔者认为不能排除孙中山1894年“深入武汉”的可能性,吸引孙中山赴汉的人物之一应该是张之洞的电报主管梁敦彦。汉口广东会馆戏院

汉口广东会馆戏院

黄春华的质疑
在1917-1919年写成的《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写道:“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时郑士良则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径既通,端倪略备。予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孙中山全集》第6册第229页)“北游京津”,显然是指他与陆皓东一起,前往天津求见李鸿章一事,或曾一度入京。但“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一语,此前从未提及,受到学界质疑也情有可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副馆长黄春华认为,从句法上看,“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一句似乎是出于语句对仗工整的需要,并不表明他当年确曾到过武汉。黄春华又根据孙中山需要申领出国护照等事宜断定时间不够:
自6月下旬至9月中旬的这段日子里,他正在为设法取得护照全力以赴,根本没有心思,也不可能去武汉游历。……再则孙中山要去武汉必须要途径上海,从上海至武汉往返所需时间上计算,在如此匆忙的时间里要往返武汉考察似乎不太可能。……自上海至武汉仅在路途上的往返时间即需6天左右,如果孙中山是抱着“以观长江之形势”的目的一路考察去武汉的话,他沿途还必须作适当的停留来考察,而且深入武汉后还须作更长时间的停留,而这一切工作在除去了必要的休养时间、去国前必要的准备时间、关注甲午战争进展所费时间之后似乎是无法完成的,因为毕竟从9月中旬至10月中旬仅有一个月的时间。(黄春华:《对1894年孙中山“深入武汉”一事的质疑》,《江汉论坛》1996年第12期)
“深入武汉”一事,孙中山在1897年《伦敦蒙难记·革命缘起》、1912年《我的回忆》中不着一词,到1917-1919年突兀地出现,确实让人起疑,但黄春华认为纯粹为了对仗工整而写,则有些牵强。汉语是一种非常灵活的语言,为了对仗工整,孙中山有很多处理方式,不必虚构“深入武汉”。有证据表明,孙中山这次北上,除上海、天津外,曾在烟台、海州(连云港)停留。如果只是为了对仗,完全可以用上海、烟台、海州来凑数,凭空捏造“深入武汉”毫无必要。
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说得很明白,求见李鸿章是要面谈考察西方先进农业技术、回国发展农垦事业的计划。孙中山可能打算请李鸿章帮忙申请总理衙门颁发的护照,应该是因为总理衙门规格高、面子大,他可以用来在檀香山向华侨筹集更多资金。他未能见到李鸿章,最终通过郑观应在江海关弄到护照。当时的出国护照发放,主要在各口岸海关办理,并非一定要向总理衙门申请。此次上书李鸿章,郑观应可谓竭力协助,以郑观应在上海的官商人脉,帮孙中山向江海关申请护照绝非难事,不必如黄春华所说的那样需要孙中山“全力以赴”。
黄春华认为,孙中山领得护照的确切时间在9月17日黄海大战前夕,10月中旬离开上海赴檀香山,大概有一个月,孙中山要考察长江沿岸形势,沿途必须作适当的逗留,到武汉后更需要停留较长时间,既要做出国前准备、关注甲午战争进展,还要留出休息时间,一个月似乎不够。
1872年《申报》指出,上海到汉口乘坐轮船“为期不过三日”,往返加上候船时间也就10天左右,他足有20天时间自由活动。黄春华说为了“观长江之形势”沿途还必须作适当逗留,不免求之过深。观察长江沿岸形势,尽可在白天航行时进行,不必每个口岸都上岸;至于休息时间完全不成问题,轮船客舱就是最好的休息场所。一个月时间往返上海、武汉之间,拜会同乡、考察长江沿岸形势、随时留意中日战争进展,时间完全足够。青年孙中山

青年孙中山

梁启超的记述
从目前史料看,孙中山跟康有为似乎没有见过面,但康、孙两派人物曾有过密切交往,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是康门弟子何树龄。1897年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到省港澳打听孙中山行踪时,首先是从康门弟子张玉涛那里得到何树龄的住址,持陈少白介绍信到广州找到何树龄,按何树龄提供的线索到香港道济会堂找到孙中山的老师区凤墀,得以打听到孙中山的行踪。1895年,何树龄致信康有为,将“大清国”叫做“大浊国”,反清之心昭然若揭,正是出于这种立场,他也跟孙派人物有紧密交往。1897-1898年间,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笔谈,宫崎问何树龄有无参加1895年的广州起义,孙中山回答:“未与。彼无此等胆略,但甚有心耳。”孙中山又说:“弟近欲发信上海,请梁启超或其亲信一人到此一游,同商大事。他敢来与否,弟尚不能料。”当宫崎说寄信可能泄密时,孙中山回答:“吾辈另有密语,非局外人所能知。”(《孙中山全集》第一册第180页)孙派已与康派约定了用隐语通信的办法,相当于一套简易密码。康、孙关系很重要的一幕,发生在光绪二十一年二月的上海。孙中山最重要助手陈少白有如下回忆:
乙未年正月,孙先生叫我到上海来,召集同志,回广东起事。当时我在上海住在洋泾浜全安客栈内。其时适康有为与梁启超师徒二人进京会试,路过上海,也住在全安栈内。住在全安栈的,多半是同去会试的广东举人,也有做过康有为的学生的。当时有人对我说:“康圣人到了!”……当时,我住在全安客栈的十九号房,康有为就住在二十一号,相隔只有几步,所以我就跑过去。……不过我同他谈话,到也没有什么令人不快。寒暄之后,他问我来意,因何至此?我就同他谈革命。我说:“现在中国的情况,已很危急,满清政府,实在太不行,非改革一下不可!”他也说:“很对的。”然后他就问我长江一带的情形如何?人才多少?我就大概的把局面说了一下,他也点头称是。(《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第一册,第44-45页)
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四日(1895年3月10日)他与梁启超、梁庆桂一起从广州出发入京会试。3月14日,梁启超给汪康年复信称:“孙某非哥中人,度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其徒皆粤之商于南洋、亚美及出洋之学生,他省甚少。闻香帅幕中有一梁姓者,亦其徒也,盍访之,然弟度其人无能为也。”(《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662页)这封信,从轮船航行时间推算,应该是他们刚刚入住上海全安客栈的时候,汪康年此时在武汉张之洞幕府中。写信之时,梁启超是否已见过陈少白,难以断定,但康门弟子与孙中山及其同志早有紧密接触,双方在1895年前都以广州为活动中心,所知悉的内幕也比外界为多。分析梁启超此信,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孙中山不是“哥老会”成员。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主要是跟广东洪门(三合会)合作,与长江流域的“哥老会”缺乏渊源;但既然梁启超把他跟有反清色彩的哥老会相提并论,证明梁启超很早就知道孙中山的反清倾向。
第二,孙中山的交往圈子,多是在东南亚、美洲经商的广东人,还有一些留学生,外省人甚少。兴中会第一任会长杨衢云,原籍福建,其父曾参与天地会反清行动失败而流亡南洋;兴中会另一重要成员谢缵泰,广东开平人,其父是洪门头目之一,起事失败后流亡澳洲;兴中会临时主席黄咏商,留美学生黄胜之子;在幕后支持孙中山的香港大律师何启,同样是英国留学生。梁启超的情报可以说十分准确。
第三,张之洞幕府里面有一个姓梁的,也是孙中山圈子中人。此前,学界对此未曾予以重视。据黎仁凯等《张之洞幕府》一书人物表以及笔者的研究,张之洞幕友里面真正的出洋学生极少,到1894年只有辜鸿铭、梁敦彦两人,洋务方面的首席幕僚蔡锡勇是在广州同文馆、北京同文馆学习英文,不算出洋学生。由此看来,梁启超所说“香帅幕中有一梁姓者”几乎可以肯定就是梁敦彦。孙中山要求见或上书张之洞,梁敦彦是最合适的中介人。
梁敦彦(1858-1924),字朝暲,号崧生,广东顺德人,自幼随祖父在香港生活,曾入香港中央书院(1894年改称皇仁书院)读书,打下很好英文基础。1872年参加游美官学生考试,获一班第一名,即随陈兰彬、容闳赴美,住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入读小学、中学,1878年考入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1881年被迫提前回国,只差一年未能毕业。奉召回国后,梁敦彦被分配在天津北洋电报学堂当英文教习。孙中山曾在香港中央书院读书前后三年(见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梁敦彦是孙中山的学长,比孙中山大8岁。
1884年梁敦彦回籍守父丧,在广州街头遇见一个天津电报学堂学生,正在两广总督张之洞督署当差,遂将他介绍到督署任电报翻译。梁敦彦因翻译电报的关系,渐得张之洞重用。1886年,因筹办两广官商各局海陆电线出力,梁敦彦获授“府经历”(正八品)。梁敦彦

梁敦彦

1889年底张之洞移督湖广,将蔡锡勇、赵凤昌、辜鸿铭、梁敦彦等几个最得力幕僚一起带往武汉。梁敦彦既无科名,官衔又低,刚到武汉时只能与电报学生同列。每月初一、十五,文案委员跟电报学生分成两班行礼。张之洞看到梁敦彦站在学生队伍里,亲自上前拉着梁敦彦的手,让他排到文案委员队伍,大声说:“汝在此班内行礼。”(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事》)从此,文案委员对梁氏刮目相看。
梁敦彦负责电报,职位不高,却非常关键,翻译、传递电报等于参与督府机要。他几乎每天都会见到张之洞,甚至一天之内不止一次见到。孙中山1886-1887年在广州博济医院学医,前后约一年。当时国内的出洋学生很少,饱受科举官僚集团的排挤,不得不抱团取暖,形成紧密的交往圈。梁敦彦是孙中山在香港中央书院的学长,都曾出洋留学,这一年都同在广州,几乎可以肯定两人有过交往。
从1884年督粤开始,张之洞极其重视电报的功用,由此直到1909年去世,几乎无日不是在处理电报中度过。1900年,张之洞写信给姐夫鹿传霖说:“洞不能常作书,兹因差便,手布数纸。惟有电语,尚可时相闻问。凡电报皆鄙人亲笔属稿,与手书无异也。无论致何处之电皆然,电奏千百言,更不待言。”(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65页)张之洞不乐意写信,是因为正式书信格式繁琐,写作费时,但电报文体简洁扼要,他乐意亲自起草。作为电报房负责人,梁敦彦不仅要每天定期收发报文,遇有紧急电报恐怕还需要专送,可以肯定他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张之洞。
既然时间充裕,孙中山到武汉找学长梁敦彦叙旧并打探战争动态(电报房就是情报中心),拜访在汉口经商的广东同乡,十分自然。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是谈改革计划,那么,到武汉后,不排除通过梁敦彦求见或上书张之洞。1896年孙中山被困驻英公使馆,他跟使馆翻译邓廷铿的谈话有文字记录,收录于使馆随员吴宗濂《随轺笔记》一书中。孙中山对邓廷铿说:“况我曾上禀请设内河轮船公司,已蒙张香帅批准,不遇此事,我早往上海开办矣。”(《随轺笔记》第223页)此处孙中山的陈述可能只是虚晃一枪,所谓禀请开设内河轮船公司一事,若有的话,应该发生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但仍可由此看出他曾(考虑)向张之洞上书的蛛丝马迹。孙中山要上书张之洞,最快捷稳当的途径是通过梁敦彦呈递。
孙中山与口岸粤商
迄今为止,学界对近代上海粤商有不少研究,但对上海以外口岸粤商的研究尚不够深入。1894年孙中山北上京津经停各商埠,都活跃着大量粤商、粤人,其中不少更是孙中山的小同乡香山人。孙中山此行目的,不仅仅是求见洋务大吏,笔者认为也有着结交各口岸粤商、粤人的想法。孙中山“深入武汉”,首先是武汉有张之洞每日必见的幕僚梁敦彦,同时应该也打算探访汉口粤商,为他所设想的宏大事业争取更多资源。
他乘船到上海,首先找的是小同乡郑观应,又通过郑观应结识了宋耀如、陈廷威等粤人。他从天津返程时在烟台上岸,找到同乡同学谭虚谷。谭虚谷为香山县崖口村人,崖口村与翠亨村毗邻。1935年,孙中山姐姐孙妙茜的孙子杨连合在上海拜见谭虚谷,谭虚谷回忆道:“我在香港皇仁书院读书时,孙中山先生从檀香山归来。初在拔萃书院读了一年,后来转到皇仁书院。彼此曾在翠享村学塾同师念过三年红皮等书,今又一起在皇仁书院同级共学,越加亲善。”后来,杨连合又根据他跟谭虚谷谈话的内容,对来访学者说:“谭虚谷,崖口村人,在烟台做生意,是孙中山的朋友,有经济能力。当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往天津又折返上海出国时,有些活动经费是谭虚谷接济的。”(李伯新《孙中山史迹忆访录》第129页、第80页)谭虚谷不仅是孙中山的中央书院(皇仁书院)同学,也是翠亨村私塾同学。谭虚谷毕业后不久即到烟台经商,利用在香港学到的西学知识、英文能力,渐入佳境,到1912年担任烟台商会总商总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民众运动》第677页)谭虚谷以一个广东人而出任“烟台商会总商总理”,意味着清末民初粤商在烟台商会拥有一定势力。
从1861年汉口开埠开始,粤商跟随英国商人“抢滩”汉口,晚清时期汉口主要洋行买办大多由粤人充任。1858年6月26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中国在“五口”之外开放更多通商口岸,1858年11月8日英国驻华专使额尔金( James Bruce Elgin)为打探长江中下游情况,从上海乘坐轮船溯江而上。12月10日,额尔金赴武昌拜会湖广总督官文,商谈通商事宜。额尔金于1859年元旦返回上海后,确定汉口、九江、镇江作为长江流域对英通商的三个口岸。1860年10月,中英签订《北京条约》,互换《天津条约》,汉口被正式作为通商口岸对列强开放。
对汉口开埠一直虎视眈眈的英商宝顺洋行(Dent & Co.)反应迅速,在所有洋行当中最早派出团队到汉口接洽开埠事宜,在汉口租妥房屋开设了第一家分行。学界有关汉口开埠的论述,都谈到1861年3月上旬,宝顺洋行行主韦伯(Edward Webb)、英国中校威司利(Garnet J. Wolseley)从上海抵达汉口,进行汉口开埠的首次交涉。
参与这次“破冰行动”的英国中校威司利以日记为基础写成在华回忆录,于1862年出版,具体描述了他与宝顺洋行行主韦伯谒见湖广总督官文的过程。这支船队从上海出发,于1861年3月6日下午4点抵达汉口,受到都司李大桂的热烈欢迎。3月7日上午10点,他们乘坐官文派来的官船渡江来到武昌。
官文对韦伯一行访问武汉表示十分欢迎,但认为目前阶段汉口并不具备接待外国人的条件,或许几个月后再来情形会更好;韦伯答道,各项设施的建设还是需要洋行人员在场进行才合适。实际上,宝顺洋行已通过李大桂为洋行初步租定了汉口黄金地段的栈房。(威司利对华回忆录,第391-395页)湖广总督官文画像

湖广总督官文画像

宝顺洋行上海总行的买办班子以香山人为核心组成,这个时候的总买办是徐润伯父徐钰亭,副总买办香山人曾寄圃,曾寄圃去世后由徐润继任。宝顺洋行率先登陆汉口,使得香山人占尽先机,它派到汉口分行的买办是香山人盛世丰、唐亦坪。1861年冬天,曾国藩幕僚赵烈文造访汉口时写道:“到宝顺洋行访广友黄君恒山、唐君亦坪(九江司马唐蕴泉之侄)。……洋行来此已十馀家,俱造屋市中,又于市北买地数十顷,将大兴工作。每亩地五、六百金价目。”(廖承良整理《能静居日记》第一册第456页)日记所述“九江司马唐蕴泉”,指江西九江同知唐廷铨,香山县唐家湾人,宝顺洋行汉口分行买办唐亦坪是他侄儿。汉口开埠后,最早定居汉口的洋行买办是香山人盛恒山与唐亦坪。
盛恒山即盛世丰(1824-1895),曾用名黄恒山,(《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28册第185页)广东香山南大涌(今珠海市前山镇南溪村)人,幼时在澳门求学,谙熟英语,曾在福州任茶叶买办,这时受宝顺洋行之聘,到汉口分行负责开拓业务,“以茶业骤获奇赢,名大著”。(张建军:《广东香山盛氏家族考略》)1868年,汉口成立茶叶公所,以香山盛恒山、番禺张寅宾为主要负责人。(《徐愚斋自叙年谱》同治七年条)汉口商务以茶叶为大宗,茶业公所由两个广东人领衔,表明粤商已在汉口商界占据突出地位。
1895年,留美幼童、容闳族侄容星桥在香港加入兴中会,随后赴汉口担任顺丰洋行买办,从事茶叶买办工作,1900年受命与黄兴在武汉组织举事,事泄被围,伪装成搬运工肩扛茶叶箱,骗过清兵逃上轮船,幸免于难。1912年4月,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身份视察武汉,前后仅5天,却两次在汉口河街熙泰昌茶栈休息。熙泰昌茶栈主人为香山商人韦紫封、韦应南父子。从1861年开始,汉口就聚集着大批广东香山商人。1894年孙中山在天津铩羽后,经上海上溯长江访问汉口,与同乡商人畅叙乡情,深加结纳,也是为日后大举做准备的合理行动。武昌起义爆发时,有不少汉口粤人站出来支持革命,也可以说与孙中山1894年的武汉之行有一定的关系。孙中山在汉口熙泰昌茶栈

孙中山在汉口熙泰昌茶栈

结语
孙中山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在他的文章、演讲中,有意塑造革命先行者的高大形象,淡化一些对形象塑造不利的史实,属于人之常情。这次武汉之行,孙中山有可能尝试通过梁敦彦求见张之洞。
他跟宫崎笔谈时,鼓励宫崎“往见两湖张督”,可见在戊戌政变前孙中山对张之洞仍有所期待。从反清革命角度看,张之洞后来变成革命党死敌;在1912年把求见张之洞一事说出来,对革命领袖形象不利。孙中山在1912年4月,不愿对武汉人士谈论1894年访问武汉一事,或许是不想被人追问所为何事。到1917-1919年间写作《建国大纲》时,纯粹文字表述,用“深入武汉”四字一笔带过,对形象并无伤害。
尽管直接证据不足,尚不能排除孙中山1894年去过武汉的可能性。孙中山对地理学深有研究,一有闲暇即研究地图。武汉处天下之中,在军事上有着特别重要价值,还有大量的香山同乡在此经商。那么,1894年孙中山从天津铩羽而归后,从上海乘坐轮船到武汉,沿途考察长江两岸地形地貌,拜访旅汉粤人,寻机向张之洞进言,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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