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人付钱，撰写冗长的专著就是一种休闲活动

【编者按】

人类从何时开始工作的？人与工作的关系发生过哪些改变？人被当作生产力工具投入经济增长，又是怎样形成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在《工作的意义：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一书中，剑桥大学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融合了人类学、进化生物学、物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表明虽然我们费尽心力通过工作寻找快乐的意义和目的，但是早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过上了工作时长远少于现在但是足够充裕且闲暇的生活。现在人们担忧资源稀缺，因而勤奋工作变得重要，人也变得越来越忙碌。苏兹曼认为，自动化技术的到来使我们再次处于历史上一个相似的变革时期。如果机器人代替人去做重复性的工作，那么人该思考做些什么才能更有价值。他认为自动化有可能彻底改变人与工作的关系，他并不主张回到原始社会这种激进的观点，而是希望能够以“富足的原始社会祖先为借鉴，思考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工具的意义。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摘发其中部分内容。

少数报纸记者、特约记者和自由职业者因记录战区生死而备受关注。他们在工作中要冒着被流弹击中的风险，以及被戴着头套、大喊大叫的人绑架或炸死的风险。那些为揭露（或埋葬）权势人物的肮脏秘密而工作的记者，那些深入犯罪组织的卧底记者，那些传播挑衅、仇恨和愤怒言论的记者，也承认自己的工作有可能使自己身处险境。但对大多数人而言，记者算是一种安全的职业。比如，没有记者预料到自己会死于报道交通拥堵、金融市场涨跌、最新科技成果、时尚潮流或者塑造市政厅微观政治的枯燥内斗。

可悲的是，日本放送协会（NHK）的记者佐户未和（Miwa Sado）却在报道普通新闻时失去了生命。2013年7月24日，她在东京报道大阪府选举时猝死，尸体被发现时，手里还紧握着手机。

医生很快证实，佐户未和死于先天性心脏衰竭。但在日本劳动省调查后，她的死亡原因被改为“过劳死”，即因过度工作而死。在去世前的一个月，她已经在工作中加班了159个小时。这相当于在四周的时间里，每个工作日工作两个班次，每个班次整整8小时。非官方数据显示，她的真实加班时间很可能超过了这个数字。在死后的几周里，她的悲伤的父亲翻遍了她的电话和电脑记录。据他计算，她在死亡前一个月至少加班了209个小时。

佐户未和猝死那年，还有许多类似事件的报道。日本劳动省正式承认两类死亡是过度工作直接引发的后果。一个是“过劳死”（karoshi），是由心力衰竭、睡眠不足、营养不良和缺乏锻炼引起的心脏病导致的，就像佐户未和的情况一样。另一个是“过劳自杀”（karo jisatsu），指员工由于过度工作产生的精神压力而自杀。

2013年年底，劳动省证实当年有190人死于过劳死或过劳自杀，前者是后者的两倍，这与十年前的年度平均数据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日本劳动省只会在特殊情况下才确认一个人死于过劳死或过劳自杀，即有确凿证据能够证实这名死亡员工的加班时间大大超过合理的限度，而且没有罹患其他重大疾病（比如严重的高血压）。因此，日本全国过劳死受害者辩护律师协会秘书长川人浩（Hiroshi Kawahito）坚称政府不愿正视这类问题的真实规模，并认为实际数字是政府公布数字的十倍。该协会只是日本众多反对过劳死的组织之一。在日本，由于过度工作而遭受严重精神问题或健康问题的人数要高出官方数字许多，由于疲劳引发事故而致死的人数也在增加，民众对这些都已经见怪不怪。

1969年，在日本一家重要报社的运输部门，一名29岁的职员在经过令人闻之垂泪的长期加班后，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倒下。这是日本官方承认的第一起过劳死案例。随着越来越多的死亡被直接归咎于过度工作，“过劳死”一词很快就跻身流行用语之列，逐渐变成全国街谈巷议的一个重要话题。在日本，与工作有关的疾病词语本来就越来越多。其中一个被称为“kacho-byo”，翻译过来就是“经理病”，用来描述中层管理者在工作中感受到的巨大压力，比如在升职瓶颈、令团队失望、令自己和家人蒙羞，或者更糟的是在让老板失望、削弱公司实力等方面。但是“经理病”这个问题只用于描述白领工人，而“过劳死”却是一个机会均等的杀手，不仅管理人员、教师、医疗工作者和首席执行官遭殃，蓝领工人也遭殃。

在东亚地区，过度工作引发致命后果的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其他多个国家的公司雇员都像日本一样背负巨大压力，甚至连午饭都要在工作场所匆忙吃完。比如，韩国人平均每年比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多工作400个小时，韩国人也借鉴了日语中的“过劳死”一词来描述同样的现象。

根据官方数据，在过去20年里，韩国、中国和日本的工作时间大幅下降，其中韩国在这方面的进步最大。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反过劳死团体的倡导，这类团体积极推动工作和生活之间实现更和谐的平衡。比如，在2018年，日本官方统计的工人年度工作时间为1680小时，比2000年减少了141小时。这比德国工人每年多出来将近350个小时，但比墨西哥工人少500个小时。它也低于名义上致力于促进世界自由贸易的“精英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

但在日韩等国，漏报工作时间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而且调查数据表明，对于这些国家的许多人而言，工作仍然是生命中最具有主导性的事情，跟以前相比，工作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削弱，其他一切都要为工作让步。最能说明这一现象的事实或许就是：日本政府曾经发起一项运动，拿出充足的资金劝说人们偶尔放下工作，外出度假，由政府为其提供全薪，但自世纪之交以来，大多数日本工人真正利用的全薪假期天数还不足可用天数的一半。

考古学家在农耕民族的遗骸中发现了因劳作产生的应力断裂和增厚，表明自从我们的一些祖先用犁和锄头代替弓和挖掘棒以来，“过劳死”就一直存在。历史上，许多人在“竭力拯救农场”时猝死，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的人在他人的鞭子下劳作至死，比如，古罗马人把奴隶们送到矿山和采石场；非洲黑奴的后代在美洲的棉花和糖类作物种植园里过着艰苦、简单和残酷的生活；20世纪，数千万人因犯罪或其他原因而死于劳改营、监狱和集中营；20世纪初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统治下的刚果或哥伦比亚普塔莫约河（Putamoyo River）沿岸收割橡胶的人仅被视为一大批用完即弃的廉价劳动力。

但“过劳死”和“经理病”与上述这类“过劳死”不同的地方在于，导致日本放送协会的记者佐户未和这类人猝死或自杀的驱动因素并不是因为他们面临困难或贫穷的风险，而是他们自己在雇主期待下表现出了很大的雄心。

现代社会对财富的追求与责任、忠诚、荣誉等方面的伦理融合在了一起，这种融合或许是首尔、东京等东亚城市大量出现过劳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过劳死不是东亚地区独有的现象，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个地区的独特之处在于过劳死更普遍，而且这里的人更加倾向于将过度工作视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西欧和北美，人们通常将过度工作导致的死亡归咎于个人的失败，而不是归咎于雇主、政府的行动或失误。因此，这种现象不会引发全国范围的讨论，不会成为轰动的头条新闻，也不会导致悲伤的亲属要求雇主道歉或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尽管如此，偶尔也会出现一些轰动事件。比如在过去的十年里，法国电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被迫辞职，几名高级经理人也受到了审判，被检方指控“精神骚扰”，因为检方声称他们给公司灌输了有害的工作文化，导致在2008年和2009年期间有35名员工自杀身亡。

在英国和美国等国家，关于职场心理健康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如果说统计数据可以作为参考的话，这种讨论并非没有依据。英国卫生与安全执行局（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的报告指出，在2018年，职场压力、抑郁和焦虑导致英国损失了接近1500万个工作日，而且在总共2650万名劳动力里面，近60万人自述患有与工作有关的心理健康问题。但仅仅根据这些数据很难判断心理健康问题高发的原因，在于很多国家如今倾向于把曾经被视为完全正常的压力和焦虑当成一种病态。这种病态化倾向一个特别重要的表现是，现在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工作成瘾”（workaholism）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可诊断的疾病，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牧师韦恩·奥茨（Wayne Oates）于1917年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童年时期，他的生活很贫困，由其祖母和姐姐照顾，而母亲则在当地一家棉纺厂长时间倒班，以便在大萧条期间维持生计。但他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信仰教他要知足常乐，而且促使他下定决心致力于使世俗的精神病学、心理学同自己的宗教信仰融合在一起。他开创了杰出的职业生涯，除了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美南浸信会神学院担任讲师外，还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写了53本书，他还发现自己身上展现出了“不停工作的冲动”，这种冲动类似他规劝过的一些酗酒者的行为方式。他在1971年出版的《一个工作狂的自白》（The Confessions of a Workaholic）一书中首次创造了“工作狂”和“工作成瘾”这两个术语，来描述自己这种行为方式。这本书现在已经绝版了，他在书中提出的如慈父般的建议也基本被人遗忘，但“工作狂”这个新词被他创造出来之后，却立刻跻身我们的日常词汇之列。

在他提出“工作成瘾”一词后不久，这个术语就成为心理学中一个激烈探讨的细分领域，但人们在如何定义或衡量这一概念上缺乏共识，更不用说如何应对它了。有些人坚持认为它是一种上瘾征，就像赌博或购物一样；有些人认为它是一种病态，类似暴食症；有些人认为它是一种行为模式；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种综合征，根源在于内在驱动力强和工作满意度低结合在一起导致的不悦情绪。

由于缺乏对“工作成瘾”的广泛认可的定义，因此，关于这种现象究竟多么流行，几乎无法找到多少有用的统计数据。只有挪威曾经进行过这方面的系统统计。挪威卑尔根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个评估工具，他们称之为“卑尔根工作上瘾标尺”（Bergen Work Addiction Scale）。卑尔根大学的评估工具让人联想到候车室里面摆放的生活类杂志所流行的心理学测验。这个评估工具根据人们对七个标准化的简单命题的回答给出相应分数。这些命题包括“如果被禁止工作，你会感到压力很大”，或者“你把工作看得比爱好和休闲活动更重要”。这个测试的设计者认为，如果你用“总是”或“经常”回答大部分问题，那么你很可能是个工作狂。卑尔根大学的研究小组采用了1124份调查问卷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与一系列其他性格测试进行了交叉引用。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8.3%的挪威人是工作狂，工作成瘾在18到45岁之间的成年人中最为普遍，而且更容易折磨那些通常随和、聪明上进和（或）神经质的人。他们还指出，该疾病的流行率非常高， 值得作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予以关注。

就像约翰·卢伯克认为开展仔细的科学研究和撰写冗长的专著是一种休闲活动一样，对于我们许多人而言，工作和休闲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做某一项活动时，是别人给我们付钱，还是我们主动选择去做这件事，而且往往需要从常规工作中获取的收入去付钱做这项活动。

考虑到上下班、购物、做家务和照顾孩子等家庭活动耗费的时间，每周40小时的标准工作时间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太多休闲时间。大多数全职工作的人会把大部分的休闲时间用在休息和被动的活动上，比如看电视。但与工业革命早期不同的是，今天大多数劳动者不仅享有周末，还享有几周的带薪年假。许多人选择不把这些宝贵的时间用来休息，而是用它们来做自己选择的工作。

为了打发休闲时间，有些人一头扎进了电脑游戏（电脑游戏通常也是模拟实际工作活动），很多人则选择做一些自己爱好的活动。其中，一些颇受欢迎的业余爱好曾经或依然是人们谋生的手段，只有在从中获得报酬的情况下才会去做。比如，在过去，捕鱼和狩猎是狩猎采集者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的工作，现在却变成了深受欢迎的休闲活动，而且成本还不低。再比如，在过去，种菜或园艺曾被农民视为厌恶的工作，但对今天的许多人而言，这变成了一种带来深度满足感和乐趣的活动。缝纫、编织、陶器和绘画都曾经是人们急需的收入来源，而现在，由于这些活动舒缓、重复的节奏容易让人们找到内心的平静，已经变成了深受欢迎的业余爱好。事实上，今天许多业余爱好和休闲活动，包括烹饪、制陶、绘画、铁器制作、木工和家庭工程，都涉及体力和智力的发展、完善和运用，而这些技能在我们的进化史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现代工作场所里面运用得却越来越少。

心理学家一直努力定义和衡量“工作成瘾”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只要人们聚集在城市里，许多人就认为自己的工作不仅仅是谋生手段。当埃米尔·迪尔凯姆思考社会失范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时，他认识到，在工作场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可能有助于建立“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曾经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个良性整合的小村落、小社区。事实上，他提出的解决城市社会疏离感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建立工人公会，类似古罗马时期工匠之间自发形成的数百个“社团”。

这个建议并非轻率，因为这种“社团”不只是为了成员利益进行游说的行业组织，而且在工作类别的基础上，把所谓的“下等人”凝聚在一起，帮助他们建立公民身份认知，融入罗马社会更大的等级制度中。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种“社团”的运作就像现代城市中自治的村庄一样：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习俗、仪式、服装和节日，都有自己的保护人、裁判者和代表大会（有权发布村规民约），类似罗马的元老院（有权颁布法令），有些地方甚至有自己的武装组织。但最重要的是，古罗马的“社团”在工作类别、价值观、行为准则和共同社会地位的基础上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形成组织紧密的社群。在这些社群中，成员之间通婚现象非常频繁，成员及其家庭的主要社交对象也处于社群之内。

许多人现在已经习惯了大城市的生活，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让我们能够比罗马人更快地从城市的一边抵达另一边。许多人现在也习惯了手上拿着一个电子设备，使自己跨越地理空间，随时融入动态的、活跃的社群。即便如此，大多数现代城市居民仍然倾向于将自己嵌入小得令人吃惊而且往往分散的社交网络中，这些社交网络便构成了他们各自的社群。

灵长类动物学家罗宾·邓巴研究了不同灵长类动物大脑的体积和构成，以及每种动物形成的活跃社交网络的规模和复杂性，并分析了大脑特征与社交网络特征之间的关系，注意到两者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相关性，进而提出闲聊和梳毛在人类祖先语言能力的进化和发展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他根据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数据以及人类大脑体积，推算出大多数人最多只能与150人建立起活跃的联系，不可能比这个数字多出太多，因为要跟踪人际互动和人际关系实在太复杂，令人很难应付。他研究了世界各地人类学家搜集的关于乡村规模的数据，研究了非洲朱·霍安西部落和哈扎比部落等狩猎采集者的社交网络规模，甚至研究了人们在脸书等社交媒体上保持活跃联系的朋友数量，结果证明他这一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大多数人的确只能同大约150人保持活跃联系。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交都是仅仅局限于同身边人进行直接接触，这种社交网络植根于密切的亲属关系以及共同的地理环境、宗教信仰、仪式、习俗和价值观，这种社交网络的成员在同样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经历着同样的事情，因此，这种社交关系会持续时间很久，跨越很多代人。然而，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大多数人的社交范围则不会局限于身边人，而是以不同的兴趣爱好为基础，同非常广泛的人群建立社交关系，导致各种复杂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如同拼图一般。不足为奇的是，对于我们许多人而言，日常的社交网络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同事或在工作中遇到的人。

我们大多数人与同事相处的时间要远远超过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而且日常生活也要围绕工作去安排。不仅如此，我们所做的工作常常成为社会焦点，进而影响我们的抱负、价值观和政治倾向。在城市的社交聚会上，当我们第一次与陌生人打交道时，我们往往会问对方从事的工作，然后根据他们的回答，对他们的政治观点、生活方式甚至背景做出合理可靠的推断，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一项关于职场恋情的定期调查发现，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与在工作中认识的人至少有过一次长期的性关系，另有16%的人是在工作中认识配偶的，这也并非巧合。

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我们个人的职业道路往往是由我们的背景、学校教育和随后的培训决定的。因此，在世界观和期望上，我们往往倾向于同老师和同事保持一致，也倾向于在相似的人群中寻找工作，并利用现有的社交网络来做到这一点。因此，高盛集团的人力资源经理不会收到很多视高利贷为罪恶者的求职申请，军队的招聘人员不会收到很多和平主义者的求职申请，警察的招聘人员也不会收到很多无政府主义者的求职申请。同样重要的是，一旦开始工作，我们与同事的世界观会继续趋同，因为在追求共同目标、庆祝共同成就的过程中，我们与他们的联系会得到加强。

然而，尽管工作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社群意识和归属感，但迪尔凯姆设想的那种在工作场所建立“集体意识”的社群并没有像他预测的那样成为现实。他把未来的城市描绘成基于工作类别的社群所组成的“拼图”，但他似乎认为，由于工业化而变得多余的行业技能会直接被另一套持久、有用的新技能所取代，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工业时代的就业和工作具有不断变化的性质。他没有想象到工作场所会按照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提出的那套科学管理方法来运作，在这套管理方法下，并不需要雇员掌握太多实际技能，很多技能就变得多余了。他更没有想象到技术发展会在多大程度上引发现代工作场所的持续变化，要知道，在技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前十年取得的尖端技术到了下一个十年就会因落伍而派不上用场。

1977年，伊利诺伊州的一名公务员本·阿伦森因内出血而晕倒，随后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疾病，需要手术治疗。他将自己的疾病归咎于工作压力，并向《佛罗里达联合时报》的一名记者解释说，他特别担心，因为他的综合假期和病假权利只有四周，他的医生坚持说，他不能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重返工作岗位。

因过度工作而遭受痛苦的并非只有他自己，而他的报道之所以能引起记者们的注意，是因为他的心脏问题是由于工作不足引起的。

在他晕倒的几个月前，雇主第二次试图解雇他，第一次发生在几年前。在这两次事件中，阿伦森以非法解雇为由起诉了他们，而法庭两次的判决都对他有利，并命令他的雇主恢复他的职务。雇主都照办了，但第二次恢复他的职务之后，雇主似乎恨他恨得咬牙切齿，因为他们告诉阿伦森，他仍能拿到1730美元的月薪（相当于今天的7500美元），但不会让他承担任何职责，然后把他办公室的电话拿走了，指示收发室不要投递或收取他的邮件，并指示其他员工不要理睬他。

遗憾的是，阿伦森因无法做有意义的工作而生病的故事并没有太大的新闻价值，记者没有给予更进一步的报道，所以我们不清楚他是否因为患病缺勤而遭解雇。事实上，很多人会在阿伦森的个人遭遇中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有些人做梦都想拥有一份零责任的高薪工作，但对另一些人而言，一旦这种新鲜感完全消失，就会怀念工作的结构、社群以及从中获得的成就感，无论自己的工作多么平凡，收入多么微薄，都会怀念。此外，如果这项工作需要一定的技能，那么他们几乎肯定会错过在工作中获得的乐趣。因此，成千上万名买彩票中了大奖的人，或者从远房亲戚那里继承了一大笔意外财富的人，依然愿意继续从事之前的工作，这些工作通常并不算特别有趣，但他们仍像以前一样勤奋愉快地工作。

一些在服务行业工作的人会经常讲述阿伦森的故事，因为如果他们的办公室邮箱和内网账户突然被封，电脑和电话被拿走，并且被同事忽略孤立，那么他们内心深处就明白了自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就算缺席了也不会影响公司命运。

《工作的意义：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英]詹姆斯·苏兹曼/著，蒋宗强/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3月